观察经济现象的方法、理论偏好，往往会对观察结果产生影响。近期，两家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引起广泛关注。如何从理论的层面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如何看待当前改革中遭遇的来自增长和稳定方面的挑战？改革和增长、稳定是不是真的存在不能同时实现的所谓“不可能三角”？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往往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我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降低了金融风险，完全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
记者：有国际评级机构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如何从方法论的角度认识这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
蔡昉：中国在改革开放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种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
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我们可以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增长缺口看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高达10%左右，如果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发生任何阶段性变化，潜在增长率仍然保持那个水平，目前实际增长率只有7%左右，则意味着尚未达到潜在增长能力，存在增长缺口。如果我们承认随着发展阶段变化，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了，则会看到目前的增长率仍然符合潜在增长率。
虽然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没有增长缺口就意味着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自身之前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是正常的。
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上各国的平均水平。
因此，我们不应该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这个一般性结论是不错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研究中缺少对中国独特因素的分析，因此做出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将降低到3%左右的预测，显然是比实际情景要“悲观”得多的预言，无意中助长了唱衰中国的论调和做空中国的打算。
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性障碍，人口红利得以释放出来。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我们对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并不支持上述预测，而是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记者：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更多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是不是应该多从结构变化的层面观察中国经济？
蔡昉：是这样的。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从结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前景非常美好。
一个证据是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证据之二是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等机构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三是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相反，如果过分强调需求侧因素，应对政策就可能更多地青睐采取刺激手段。诚然，在新常态下，传统增长源泉以一种急速的方式弱化，而新增长动力并不会自然而然产生，需要一定的时间培养。为了避免过急过陡的增速下滑，避免经济波动和社会冲击，宏观经济政策保持适度宽松，以维持经济减速的平滑性是需要的。然而，一旦实行超过“补短板”限度的强刺激，试图使实际增长率长期处在潜在增长率之上，则会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还会积累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
记者：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泰勒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不可能三角”吗？我国正在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对改革增长稳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蔡昉：穆迪分析人员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即把中国经济减速看成周期性现象，把宏观经济刺激看成保增长的不二手段，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
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
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包括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着眼于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穆迪臆想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