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
本文将分析的起点定在新中国建立后开启工业化建设之时。二战后，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参照发达国家模式实现工业化，但除了少数国家得益于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不成功的：在原住民人口超过1亿以上的发展中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顺势进入了产业扩张和调整阶段，近年来正在产业资本过剩的客观推动作用下，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1］
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几乎不具有独立开展工业化积累的条件：除了不可能再向外掠夺资源财富及强占市场；还不得不与发达国家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才能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经济“起飞”。
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中国既要追求工业化又要不丧失本国的独立政治主权，无疑要承受更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风险。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发生了九次经济危机，1949-1950年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危机应该属于民国时期货币危机的延续，1958年以后在四次外资外债压力下共发生了八次周期性经济危机。［2］
由此提出关于中国城乡市场化的两个假说：
1.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的市场化进程是“跳跃式”的（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每一步关键的制度变迁都有经济危机作为背景；制度演变的核心内涵是制度成本转嫁。
2.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小农村社一方面作为最大的剩余输出载体和最大的要素输出载体存在于城乡交换中，另一方面在城市发生危机时显著地发挥了“稳定器”功能，“农村救市”是中国危机得以“软着陆”的关键机制。
二、1949—1958：工业化开端与
“去市场化”的制度建构新中国成立后，本来试图通过私有制和市场交换，带领土地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小有产者——农民——来逐步完成资本积累、进入工业化；但1950年朝鲜战争客观上导致二战形成的地缘战略发生重大改变，中国遂与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随着从苏东大量引进重工业、军事装备工业，中国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并且按该体制的要求很快在1956年完成对所有私人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就这样，基本要素的私有制在新中国只存在了不到7年，就因国家工业化积累的客观需求改造为政府所有制作为财产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government corporatism）”经济体制。事实证明，在当时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政府公司主义”是一种既有利于缩短完成工业化积累时间、又有利于产业资本高速扩张的制度类型。
在要素“去市场化”配置之前，最重要的商品——粮食——的流通体制也随着苏联援助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而发生变革：
由于城镇人口的快速上涨（1953年城镇人口达到7826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而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供应紧张。在粮食紧平衡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私商支付给农民的粮价比国家牌价高40%，致使政府的粮食收购计划无法完成，因此在国家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光靠市场收购来获得粮食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只能城乡两头都“统”，在农村实行统购，在城市实行统销。［3］
在文件叫法上，为规避“统”的强制性而改称“计划”，在农村“计划收购”，在城市“计划销售”，二者合称为“计划经济”。这种被西方意识形态称为中央集权的“集中体制”，主要作用是由中央政府主导通过大规模集体化从三农提取剩余，完全用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对外还债。
此后，在1958-1960年，苏联突然中断其援华投资，中国原有依靠大规模外部投资拉动的重工业为主的“中央政府经济”无以为继，于是，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暂停。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周期性经济波动。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集体于1958年将财政、金融和部分国营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开始推进地方投资为主的地方工业化。1958-1960年地方财政的基建开支和上缴中央的企业收入，与1957年相比数以十倍计。1958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57年的29.0%骤然上升到55.7%。
这个阶段相对有效的经验，在于建立了以城市单位和农村合作社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组织体系，并以通俗化的“阶级斗争”和工具化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意识形态动员手段，发动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和民众参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主要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替代了稀缺程度接近于0的资金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再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需求。
总之，当苏联投资于50年代末中辍，中国并没有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工业化中断，而是以高度组织化实现了非常规的要素替代，历史性地实现了“去依附（delinking）”——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完全靠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这是“中国经验”之成立的独特之处。
三、1960与1980：经济危机下政府
“退出”与农村“救市”1960年和1980年中国各发生了一次因国内资本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对危机进行“救市”的，恰恰是因地权平均分配所形成的农村小农经济。
（一）196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与农村改革
1960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负增长。并且，由于基本建设领域投资的扩大而导致高额赤字，挤出了财政用于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开支，1961－1962年经济萧条中，国家财政年收入回落到1957年水平的313.6亿元，建设投资被迫中辍；同期，中国还得在农产品严重短缺困境中以农牧业产品和稀有矿产品来偿还苏东1950年以来7年投资形成的约合54亿美元的国家债务；这就客观上加剧了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灾难性后果。随着局势恶化，城市就业率开始大幅下降，经济危机爆发。
1961年开始政府不得不采行“休养生息”政策：
一方面，动员大约120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弱化城市失业率超过20%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对农村政策进行部分调整，主要包括：第一，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面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使基本上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建立的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从乡为单位的集体经济中部分“退出”。第二，农民可以在生产队（自然村）内搞“三自一包”——意味着允许兼业化的农村户营经济从集体经济中部分地“退出”。
这就实际上放松了中国在1950年代开始形成的政府对农民的全面控制。由此，农业生产逐渐全面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由1950年代第一次国家工业化时期的8%上升到22%，财政形势有所好转。
（二）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农村改革
1970年代初，中国在地缘战略格局变化及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背景下转向引进西方投资，先后实施“四三方案”、“八二方案”来调整国内“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这很快就引起了财政赤字剧增，以及国家偿债和投资能力严重不足。“四三方案”中，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八二方案”中，仅1979、1980两年财政赤字累计超过300亿元。
在1979-1981年的这轮经济危机中，不仅难以再沿用原来的意识形态工具动员城市过剩的劳动力“上山下乡”；相反，大量知青返城导致城市就业压力猛增。大规模失业人口滞留城市，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恶化，1981年刑事犯罪率达到每十万人89.4起。［4］
为了恢复经济、促进就业，1980年，负责中央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提出：“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可不可以考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1984年由中央直接出面在全国以政治形式彻底推进大包干。随之，农村财产关系全面调整，使农村利益主体由过去的约70万个生产大队480万个生产队变成了2亿多个农户。
政府从集体化农业“退出”，一方面以“大包干”形式向农民还回了几乎全部土地和劳动力；另一方面放松了对农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控制，刺激了农民自主发展农业和非农生产的积极性。这些体现在1980年5个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政策，不仅实际上使土地、劳动力和集体所有的资金等生产力基本要素都有效地回归了三农；也推动国民经济在1982年开始复苏，并在1983年之后出现持续5-6年的高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农村消费大幅度增加，一度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
对比可见，中国在1960年和1980年的应对危机的基本经验在于通过农村促进三农自主发展，这是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化解经济危机的必要基础。
四、新“对外开放”战略下的市场演进
（一）乡镇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始末
导致国内商品流和资金流发生巨大变化的“对外开放”战略，其阶段性演变是以中国特有的市场主体——乡镇企业——登上和退出历史舞台为核心线索的。
1. 1988：外债危机下乡镇企业成为“出口创汇”的主体
1988年提出的“对外开放”战略，如果仅从政策内容看，是对当时国内经济问题和财政压力的一种策略性应对：一方面，从1984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连年逆差，外汇储备从1983年的89.01亿美元下降到1987年的29.23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外债债务率则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87年的77.1%。此时，通过“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方式推动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以提高出口创汇成为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在国内滞胀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为国有经济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5］
此时，除沿海地区外，大部分乡镇企业处在起步阶段，作为承载危机成本的结果，很多企业破产倒闭。
2. 1993-1997：乡镇企业改制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后，中国1988年开始的从过热到全面萧条的经济周期结束。并随即在房地产、股市和期货三大投机市场的放开中进入了新的过热危机，短期内连续出现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超常增长，促推了新中国改革史上24.1%的最高CPI——通货膨胀全面爆发。
针对财政、外汇、金融三大赤字同步增加，政府不得不以改革的名义出台了应对三大赤字危机的三个重大宏观经济措施。
针对财政危机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取消了对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将财权重心上移到中央，导致财政最为紧张的县乡两级，无论是把土地出让收入还是把乡镇企业作为政府的“第二财政”，对乡镇企业的冲击都是严峻的。在有的地方，政府连乡镇企业从银行贷来的流动资金都提走了。
应对金融危机的改革措施，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增发，另一方面是县以下信贷和土地审批指标“双收紧”。之后，因信贷收缩而转向银行外融资的乡镇企业，在一片宏观经济不景气之中开始出现资金链断裂，随即导致了以“政府退出”为主要内涵的“乡镇企业改制”。
此后，曾在1980年代因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大幅度缩小了城乡收入差别奇迹的乡镇企业，逐渐淡出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舞台。
（二）外汇体制改革与外资企业进中国
1.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
1992年以后，因投资过热，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亦面临重大挑战，累积的外汇赤字大幅上升：199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211.99亿美元，减去当时的短期债务余额135.46亿美元后还剩下76.53亿美元，连支付当年的贸易逆差（122.2亿美元）都不够。
1994年1月1日推出的外汇体制改革，使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实际贬值50%。
汇率大幅贬值使中国出口企业陡然具有了巨大的成本优势，这无异于在资本全球化流动的条件下人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要素低谷。1994年当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即由逆差转为顺差，此后连年攀升。加之1990年代末期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再次升级，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外贸格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2. 1993年以来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
这个时期，城市国有企业部门并没在多大程度上分享汇率贬值所带来的价格优势。1991-1995年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和高投资增长率，同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就业增长率。根据胡鞍钢的研究，“八五”期间，GDP平均增长率为11.9%，扣除物价指数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6%；但这期间全国从业人员就业年均增长率仅为1.3%，大大低于历史上各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就业增长率。尤其在1994-1995年，国有企业就业几乎没有增长。［6］
可以说，应对1993年危机强力推出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的城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失业，都意味着是让城市利益群体直接承载了国家产业资本扩张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带来大规模引资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主要代价；由此，城市利益群体发生实质性分化；资本相对于劳动取得了绝对地位。
3.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
1995年以后，单独或合作设立企业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同期，中国的工业品对外出口，也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为主、利润主要留在国内的一般贸易，转向了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但原材料及市场品牌和销售利润“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到2002年以后，一般贸易方式的进出口额在全部进出口中的比重，稳定地降低到40-50%之间。（见图2）
图2一般贸易方式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的比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外资企业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2002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为52.2%，2006年为58.2%。在苏南这样的已经与长三角产业资本形成配套的制造业结构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尤其显著，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比重甚至达到70%。
于是，一方面压低国内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的“微笑曲线”的机制性作用逐渐普遍化；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是，原材料和产品的定价权和相关制度的定制权“两头在外”，事实上构成了对国内制度乃至与之配套的思想理论演变的约束条件。
（三）2009：农村再次“救市”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引发华尔街金融风暴后，立即对中国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出口经济遭受重挫，出口对中国GDP的拉动从2007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0.8%；另一方面，因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纷纷涌入商品期货市场而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7］，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由2007年的5.4%上升到2008年4月时的8.1%，2008年国内CPI月度最高也达到8.7%。这使长期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中国经济立即受到负面影响。
而中国此前“未雨绸缪”地进行的观调控和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纪之初，国家全面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此后连续4年对农村投资总规模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大规模投入于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事业。这些政策客观上发挥着依靠县域经济打造“第二资产池”的作用——既提升内需拉动国内过剩金融资本投资，又能够更多地靠城镇化来容纳内地农村劳动力。其客观效果，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连带发生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2千多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及时起到了吸纳这些回乡劳动力的作用［8］，纡缓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治安压力。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应对这次输入型经济危机，得益于事先大规模对三农的投入和连续推出的惠农政策，仍是以三农为载体实现的软着陆。
五、结语：中国经验的启示
中国建国以来的城乡市场化历程中，独特性之一，是危机条件下广大农村作为承接载体对于国民经济风险的消化、吸纳及“修复”作用，既不同于IMF等国际机构在救助时的紧缩药方，也不同于2008年以来美国华盛顿政府直接出手救市的量化宽松政策。
独特性之二，是在村社内部特殊的“理性”机制下派生出要素流动的可逆性，而得以“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可称之为“村社理性”。［9］这是一种不必通过对外扩张而能在内部自我调试、平衡的重要的制度安排，它同样是实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的基本条件。
超越意识形态来看，这或许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然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逐渐由1950年代以来的综合剩余输出、初级产品输出而转向了几乎纯粹的“要素净流出”，除了一些仍然保留了较强集体经济实力的村庄外，几乎全部失去了自我整合、自我资本化在地各种要素资源的能力。由此可知中国农村的主导性力量演化，从1950年代初的“政权下乡”到1980-90年代的“市场在乡”，演变到了新世纪的“资本下乡”。如果农村的市场化进程任由城市中日益过剩的资本来主导，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还有多大的发挥空间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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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5.
［3］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00-106.
［4］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率态势剖析［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62-66.
［6］胡鞍钢.就业:中国发展的第二号任务［J］.改革内参，1997，（12）.
［7］王建.关注增长与通胀格局的转变点［J］.宏观经济管理，2008，（8）：11-13.
［8］盛来运、王冉、阎芳.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9，（9）：4-14.
［9］温铁军、董筱丹.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4）: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