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坦言，周边国家也非常关注中国对一些热点问题的看法，尤为关注中美日益凸显的战略性博弈。但在他看来，2015年尽管有一些挑战性问题突出，但对中国总体安全大局影响有限，热点问题没有引发大的冲突，中国周边地区和平发展的大环境基本上得到了维护。
不过展望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还面临诸多挑战。
“我们已经从应对周边安全形势发展到了构造周边安全形势的阶段。”张蕴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复杂与多样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身对于外部安全的要求与期待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应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形势，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与战略韧性。”
一、更积极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去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有怎样的特点？
张蕴岭：具体来说，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第一，中国与多个大国为邻，大国关系具有关键性影响。总的来看，尽管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但对话、协商与合作的基本态势仍然得以保持。比如，尽管美国不是中国的周边邻国，但是美国的前沿军力和同盟网络近在眼前，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既直接，又巨大。中美关系围绕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等问题的博弈加深，但中美关系并未破局，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继续推进。
第二，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局部安全热点问题中，南海问题升温，战略对抗性增强；朝鲜半岛危局突现，风险性增大。在美国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南海问题的干预有所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坚持与美方就地区和世界重大问题保持协商与合作的大方向，并积极推进达成有关预防发生军事摩擦与碰撞风险的协议；在东海区域，中国继续坚持对钓鱼岛的常态化巡航，在加大对东海海洋资源开发力度的同时，继续推动中日间的对话协商，力求为东海的紧张气氛降温；在东南亚地区，习主席去年11月分别对越南和新加坡进行了国事访问，中越两国就维护南海局势稳定、推进全面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对稳定与改善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相形之下，朝鲜半岛的对抗性局势没有改观，呈现出反复和不确定的特征。
第三，以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2015年继续引发高度关注。中国颁布了《反恐怖主义法》，牵头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在2015年11月底召开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方案对最终协议的达成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见，中国在非传统安全环境的塑造中正在采取更为主动的行动和措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四，中国的周边外交彰显大国外交的特征。大国外交就是要有大视野、大战略和大手笔，发挥大国的作用，不为局部问题纠缠，不被个别矛盾所羁绊。在当前复杂的周边安全形势下，中国外交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旋律，把塑造和构建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作为重点，把“一带一路”作为推进大国外交的主场。中国还大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新发展银行（金砖国家）的建立，设立了丝路基金，继续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并且积极推进军事外交，推动军事信任措施，与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等。总的来看，2015年的中国外交呈现出积极、活跃、有作为的新特点。
二、中美需管控好“三个局势”
A：南海问题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其中一个最大变化是美国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博弈明显升温，从而使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2016年1月30日，美海军“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在事先未向中方通报的情况下，驶入属于中国西沙群岛的中建岛区域12海里，并声称“无害通过”。随着美国军舰公开巡航南海岛礁行动的常态化，美国政府改变了此前在南海问题上居于幕后进行挑动、干预的做法，走上了与中国直面相对的前台，从而使得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博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美国为何要加大对南海问题的直接参与呢？大体上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释：一是把南海问题当作制约中国的抓手。在亚太地区国际政治中，没有哪个问题比南海问题更容易被抓住，而且可以得到诸多国家的支持（其中既包括与中国有领土海洋争端的国家，也包括那些担心中国控制南海、希望借此获利的国家）；二是所谓“原则之争”。美国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却时时利用《公约》的一些模糊原则为己所用，比如，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原则、领海的无害通过原则等。三是借机加快“重返亚洲”的步伐，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Q：如何管控中美在安全领域的风险点？
A：其一，管控朝鲜半岛局势。朝鲜进行新一轮核试验和发射卫星为本来就不稳定的半岛局势又烧了一把火，中美在管控朝鲜半岛局势，加大对朝制裁力度，以制止其冒险行为上有着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但在对朝制裁的目的和方式上存在重大分歧。中国反对美国借制裁之机扩大美韩同盟的作用，在可控与稳妥的进程中解决半岛问题仍然是中国的上策选择。其二，管控南海局势。中国会进一步加强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提升在南海地区的力量，而美国会继续进行海上与空中的挑衅性行动，如果缺乏约束，无视中国方面的警告，行动出格，还是有可能发生突发性事件的。同时，国际仲裁法院会对菲律宾的诉讼发布裁决结果，裁决结果发布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还要观察，但中国仍会坚持不参与的原则立场，一些国家肯定会利用这一点对中国发难，对此，要做准备。其三，管控台海局势。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成，实现政党轮替，民进党如何处理与大陆的关系和与美国的关系引人注目。民进党在传统上是有着亲美、近日和疏远大陆情结的，美国方面如果把民进党作为制约中国大陆的工具，为其“重返亚洲”的战略服务，鉴于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势必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
三、钓鱼岛问题风险犹存
Q：报告认为钓鱼岛问题也是风险犹存。
A：钓鱼岛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对该地区进行机制化常态化巡航是必然之举，而日本坚持钓鱼岛主权无争议的立场，必然会让中日双方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如果对立升级，钓鱼岛问题仍然像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有被引爆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正在实质性加强对中国的反制，不断提高拒阻能力。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将会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行动将会更具进攻性和对抗性，中国面对的将是一个更加活跃，甚至有些咄咄逼人的日本。不过，中日发生冲突影响巨大，因此，双方对可能发生的“擦枪走火”有着共同的担心，都有意向通过协商稳定局势，制定规则避免冲突。两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很小，目前还很难找到走出安全困境的有效对策。
四、创造性维稳，开拓性求进
Q：您认为今年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什么？
A：就是这份报告的主题：创造性维稳，开拓性求进。
创造性维稳，即通过我们的创造力，使得中国周边的局势可以基本保持稳定。这个“创造性”包括多种能力，如自己的主导能力、把握能力、干预能力，以及和其他国家多方打交道的能力。它与意气用事很不一样，如果意气用事就不是大国了，就没法有“创造性”了。
开拓性求进，即是说要有开拓性精神，要有改进，往前走。南海问题在中国整体发展面临的问题中，其实是很小的部分。我们构建周边安全环境，推进与东盟的合作，不能因南海问题停滞不前，要在磨合中向前推进。
近年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发生了重要变革。在国内安全方面，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以总体安全观为统领的新安全理念。在对外安全方面，提出了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构想。在安全环境与安全机制构建方面，中国彰显了做新型大国的决心和担当。尽管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着诸多新挑战，但总的来看，挑战和机遇并存。
安全环境构建必须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符合做新型大国的战略定位。中国不会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作任何让步，必然对那些危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挑战或挑衅进行反制，但同时又会从构建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出发，审慎与理智地处理争端，竭力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努力寻求对话、协商与合作的机会，增强对于大局的掌控能力。
Q：您一直强调，中国外交要有大国外交的特色。“大国外交”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A：“大国外交”大体有三层含义：一是大国利益，就是考虑国家的大利益，而最大的利益考虑是确保我国的和平发展环境；二是大国担当，就是担当大角色，承担大责任，把握住形势发展的主要方向。比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提出三条基本原则：不能生战生乱，不能用武力，中国正当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保障。同时，在制裁朝鲜核试验时，不与我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相违背，不与我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相违背，不把问题归结为朝鲜人民的责任。如此，责任与担当一目了然。三是大国投入，不能说空话，要投入资源，要推动机制建设。比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的建设等。我们看到，在“大国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显现出与前不同的特点。
五、“一带一路”建设不能过急
Q：您提到，要继续把“一带一路”作为推进大国外交的主场。今年“一带一路”推进的难点有哪些？
A：“一带一路”倡议和愿景与行动文件是一个大框架，指出一个大方向，不是具体的项目，具体的合作项目需要我们推动，需要与其他国家一起规划，需要企业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是扩大与深化开放的大战略。过去30多年，我们充分利用了海洋，通过14个经济特区把海洋通道打通了。中国的加工制造业两头在外，创造了奇迹。但如今，沿海企业面临产业转移和升级问题，企业需要走出去构建新的生产网络，中国发展需要构建一个大的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把亚欧大陆、非洲大陆从陆地和海上连接起来，推动当地的发展，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前不久，我在马来西亚作报告，主持会议的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说，“一带一路”是中国送给我们的一个大礼包。这话很有道理。中国的这个倡议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创新思路，也就是，通过推动发展合作，焕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活力。
推进“一带一路”不能不急，也不能过急，重要的是见成效和着眼于长期发展。我说过，“一带一路”是个百年工程，就是说要有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但从现实看，如何将之落实为一个个具体的发展和投资项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具体比如，这条路该怎么修，这个产业园区怎么建，这个国家需要什么……这些都得一个一个去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企业投资并购问题、投资法规问题等等，都需要研究，需要谋划，需要与当地的发展需要与规划接轨，需要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
注：
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与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发布了《创造性维稳，开拓性求进——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报告（2015-2016）》。这份报告由全国政协委员张蕴岭挂帅完成，全面剖析了中国当下的周边安全环境，展示了张蕴岭对中国周边外交如何推进的主要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