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撒切尔去世后，很多最新纪念文章称赞她是带来伟大变革的“转型”领袖。经常被提到的还有她的美国转型同侪罗纳德·里根。但更有趣的比较是把她和另一位美国总统放在一起——老布什。
尽管通常被贬低为“事务性”管理者，老布什却拥有着过去半个世纪的最佳外交政策记录。他的政府让冷战结束，目睹了苏联的解体，让德国在北约框架内实现了重新统一——所有这些都没有使用暴力。与此同时，他领导了广泛的由联合国支持的联盟，击退了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他在任何一个方面稍有闪失，当今世界就会糟糕得多。
尽管他主导了重要的全球转型，但就个人而言，老布什并没有转型目标。在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上，它坚持撒切尔和其他人的意见，显然偏向于他的朋友、德国总理科尔而不顾公平。1989年10月，老布什响应科尔的呼吁，公开声称他不“同意一些欧洲国家对重新统一的德国的担心”。
与此同时，他小心翼翼地让科尔和其他人主导形势发展。当一个月后柏林墙倒掉时（部分是因为东德的错误），老布什因其反应太过低调而受到批评。但老布什深思熟虑地选择不去羞辱苏联，也不幸灾乐祸：“我不会在柏林墙上手舞足蹈，”这就是他的反应——堪称领袖心理智慧的样板。如此自我克制帮助他成功地在一个月后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马耳他峰会。冷战静悄悄地结束了，随之而来的苏联帝国的倒闭。
当老布什及其团队应对他所无法控制的力量时，他审慎地权衡机会和约束，设定目标和目的。一些批评家挑他的刺，认为他不支持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意愿（比如1991年的乌克兰，他做了臭名昭著的《基辅鸡》（Chicken Kiev）演讲，警告“自杀式民族主义”）、批评他没能在海湾战争中进军巴格达把萨达姆赶下台、指责他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派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前往北京维持与中国的关系。但是，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老布什都为了长期稳定而牺牲短期利益。
也有批评家认为老布什没有在俄罗斯民主、中东和核不扩散问题上追求更有转型意义的目标——当时的世界政坛波诡云谲。但是，老布什扔更关注维持全球稳定而不是推行新愿景。
老布什还尊重国内外制度和范式，要求美国国会授权参与海湾战争，要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给出决议。尽管他的思维是现实主义的，但在策略上，他是威尔逊主义的。老布什在结束伊拉克地面战争开始仅仅四天后就鸣金，部分原因是出于伊拉克军队遭屠的人道主义考虑，也有部分是出于不能让伊拉克过于孱弱以至于无法制衡相邻的伊朗的利益计算。
老布什的入侵巴拿马并俘获（随后审判）曼努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也许破坏了巴拿马的主权，但这具有一定程度的实际合法性，因为诺列加是臭名昭著的暴君。而当老布什组织多国联合控诉海湾战争时，他把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包括了进来——这不是为了确保军事胜利，而是为了增加行动的合法性。
1990年夏，老布什和撒切尔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Aspen）举行会晤，据说撒切尔警告他“不要摇摆不定”。但大部分历史学家同意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危险。老布什小心翼翼地结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创造了成功的战略，以既不过于狭隘、又能将他国利益损害最小化的方式实现美国的目标。他小心地不去羞辱戈尔巴乔夫，并完成了新成立的独立的俄罗斯向叶利钦做总统的过渡。
当然，并非所有外国人都得到了充分保护。比如，老布什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和什叶派、中国持异见者和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人就不那么上心。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布什的现实主义限制了他的世界大同观。
如果老布什是像撒切尔和里根那样的转型领袖，他能做得更多吗？也许他可以在第二个任期做得更多。而如果沟通技巧更好，他或许能更好地教育美国公众明白后冷战世界的变化本质。但是，在流动世界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在错误估计苏联帝国解体的风险阴影笼罩下，审慎管理要胜于宏伟空想。
老布什有句名言，他不“做空想的事”。尽管如此，在1989年底，很少有人相信德国灰和平地重新统一并留在西方同盟中。撒切尔显然不相信。这表明，在某些环境中，我们应该看好作为优秀事务性管理者的领导人，比如老布什（以及他之前的艾森豪威尔），而不是更犀利、更能激发人心的转型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