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爆炸案已经过去一周有余，欧洲反恐形势仍旧不容乐观。
就在比利时政府搜捕嫌犯的时候，恐怖分子还能从容不迫地在当地发动宣传战。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和其他地区的北非裔年轻人竟然收到煽动性短信，信息是用法语写的：“我的兄弟，为什么不和西方人作战？为你的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不久之后，在Facebook上又出现一段视频，当地年轻人在视频中“庆祝”发生在布鲁塞尔的恐袭。这段视频现在已经被删除。
而比利时当局的表现也让人诧异，先是有消息称抓获最大嫌犯，又因为证据不足释放了。
如果说欧洲是初次遭遇恐怖主义挑战，那还情有可原，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直到9·11为止，美国都是全球头号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欧洲则相对是安全的静土。然而这种状况很快就被完全逆转，欧洲大规模的恐袭一波接一波：2004年（恰是9·11之后的第911天）马德里火车遇袭，十次连环爆炸导致191人丧生，2000多人受伤；2005年伦敦地铁和公交爆炸，52人丧生；2015年，法国在年初和年末发生两起恐怖袭击，近两百人丧生；最新一起则是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恐袭，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两百多人伤亡。这还不包括2012年至2015年每年爆发的孤狼式袭击事件。与此同时反观美国，除了个别的单一事件之外，则成功地保持了本土安全。
短期内如此巨大的转变，首要的就是欧洲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
过去，美国总是冲在和伊斯兰社会对立的第一线，到处以军事手段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还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欧洲则完全相反，不仅经常谴责以色列，不以武力介入中东事务，还坚定地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中尤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
但当以正规战应对“游击”战的反恐方式遭遇全面挫折后，美国开始收缩。而此时的欧洲却开始积极的以武力扮演美国曾经的角色。如利比亚之春、叙利亚内战、马里内战以及中非、科特迪瓦。尤其是，当伊斯兰国仅仅把目标针对美国、叙利亚和伊朗时，法国却主动对之进行空袭，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传统外交战略。
其次，地理因素的巨大差异。
美国东西面被两大洋环绕，北部是同文同种发达的加拿大，南边则是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前殖民地墨西哥。也就是说，唯一能渗透进入美国的通道只有墨西哥。虽然每年确有大量来自该国的非法移民，但仇视美国的极端伊斯兰分子却难寻其门。
和美国相比，欧洲的地理安全则是极大的劣势：与北非只不过隔着窄窄的地中海，整个欧盟成员国自由流动，还有申根国家免签证。每个国家的签证政策又是独立的，审核尺度没有统一标准。从安全角度讲，整个欧洲实际是不设防开放型的状态。这也是欧洲过去何以十分谨慎的不介入中东乱局的原因。
第三，对待邻国的方式不同。
美国虽然地理安全条件优越，但仍然高度重视邻国的稳定。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美国迅速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名投入500亿美元巨款救助就是一例。其目的自然是避免墨西哥崩溃引发的难民潮。2010年海地大地震，美国军舰迅速到达——但不是为了救援，而是防止难民涌入美国。
但二十一世纪的欧洲则相反，先是英国和西班牙追随美国（西班牙在恐怖袭击之后宣布从伊拉克撤军），紧接着以法国为主导军事推翻了近邻利比亚卡扎菲政府，非常主动地把自己这个邻国搞成无政府状态，随后又介入另一个近邻叙利亚事务，却演变成持久的内战，造成二战后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并和伊拉克战争的错误一起，给伊斯兰国的壮大创造了条件。
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内战引发的大规模难民危机也是类似原因造成的。刚刚统一的德国第一个参与肢解南斯拉夫，率先承认克罗地亚的独立。如果整个欧洲当时冷静处理，先不外交承认，稳住塞族激进派，再以时间换解决方案，何致会酿成如此大的人道悲剧？何致会以如此高的代价解决？
第四，国家型态不同。
美国是联邦制主权国家，有统一的边界管理、统一的政令和情报系统，可以协调一致应对挑战。而欧盟则是邦联性质的主权国家结合体，欧盟各成员国，有的在申根区内，有的在欧元区内，有的是北约成员国，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所以当袭击巴黎的恐怖分子乘车逃亡时，法国警察虽然拦截到，却由于不掌握任何信息，只好将其放走。袭击巴黎的恐怖分子来自比利时，也藏于比利时，甚至做案的爆炸物、枪支、汽车也来自比利时。法国既无法有效事先防范，更在遇袭时一头雾水。
当然政府玩忽职守和无能不在此例。布鲁塞尔爆炸案主犯之一2015年7月被土耳其驱逐出境，并通报比利时司法部门和内政部门此人是激进分子，结果根本没有引起任何重视。目前这两位部长已经辞职，只是仅仅更换两个人就能解决问题吗？
第五，穆斯林的比重不同。
穆斯林当然不等于恐怖分子，但由于各种原因，穆斯林在欧洲基本是边缘群体，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低，失业率却很高。这种不平等再加上欧洲外交政策的失误，穆斯林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相互敌视和仇恨，就为境内外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提供了土壤。在欧洲有相当数量的恐怖主义同情者、支持者，发动恐怖袭击的难度很低，还便于隐藏、逃亡。
而且，很多穆斯林移民很可能在来源国就已经对欧美产生了敌意。英国ITV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曾经合作，让调查记者带着摄像机潜入美国长期以来的某个主要中东盟友拍摄纪录片。面对镜头，一个小朋友表示，“学校教我们说：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收到惩罚，应该对他们赶尽杀绝，他们都应该被斩首”。
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西方世界中穆斯林的比重就有了特殊意义。
美国是移民国家，但穆斯林的比重只占人口的1%左右。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美国只青睐接收两类移民——富人（投资移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这两类人在任何国家都是少数。而且这两类人往往较为理性，不易被激进思想所洗脑。虽然同欧洲一样要面对低端劳动力缺口，但美国边上就是墨西哥，可以提供足够的“非法移民”，无需引入穆斯林人口。
二是美国历史上没有在伊斯兰教国家建立殖民地，穆斯林没有办法通过这种前宗主国的特殊关系进入美国。
三是美国由于支持以色列，一向和伊斯兰国家关系紧张，也知道自己是他们仇视的对象，所以在接收移民时，往往对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申请格外限制。
但欧洲不同。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欧洲的前殖民地许多是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则由于一战时和德国是盟友，有大量人口移居德国，穆斯林在欧洲已超过五千万，比重超过10%。英国、荷兰是5%左右，法国则超过10%。另外还有波黑（51%）、科索沃（91%）、阿尔巴尼亚（70%）、马其顿（30%）、土耳其（几乎100%）等伊斯兰信仰为主的国家。
正是这五大原因，令欧洲取代美国成为恐怖分子的头号袭击目标，把一度美好的欧洲一次次变成人间地狱。应该说“9·11”只不过是美国的疏忽和大意，它所具有的内外禀赋还是有能力对抗恐怖主义对本土的袭击。但欧洲一方面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后天决策失误，根本无力应对。在投入全部警力反恐的情况下，15个月内在核心地带还是发生三起大规模伤亡惨重的袭击，恐袭已成为欧洲难以改变的生活新常态。
要想解决面临的挑战，仅从治标层面，欧洲就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甚至非常措施。
首要的是在重启边界检查的同时，必须（暂时）废止申根条约。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隔绝外部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渗透。这样做的另一个直接好处是有助于留住即将脱欧公投的英国，毕竟首相卡梅伦“留在欧盟更安全”的理由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笑。
二是立即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重建和平与秩序。
这既要强迫利比亚各方必须立即建立统一的政府，恢复国家正常运作，也要承认阿萨德政府的合法性，并以他为主导重建国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秩序后，立即遣返所有难民。
第三，欧洲的穆斯林大都生活在自发形成的社区内——这和历史上美国强迫建立的印地安人居留地、希特勒建立的集中营不同。
所以在外部极端势力的渗透路径之后，各国立即各扫门前雪，进行全面、不留死角的大搜查，查抄所有暗藏的杀伤性武器。未来欧洲右翼极有可能上台，如果出台对穆斯林社区的歧视性规定，我们当然也要反对，但目前更应该关注在穆斯林社区执法松懈的问题。像在比利时，警察巡逻时竟然因为害怕而绕过穆斯林区，这显然是不行的。
第四，立即以安全和接纳能力为由宣布不再接纳任何难民。
比利时恐袭之后，波兰已经这样宣布了。斯洛伐克则更明确宣布一个穆斯林难民也不收。没有宣布但实际这样做的则有远在北美的加拿大：它接收的第一批难民全都是基督徒。
美国作为西方大国，也是难民悲剧的主要责任人，但2014年只接纳了132名难民，叙利亚内战四年来一共接纳1400名。虽然奥巴马后来在土耳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表示：“对叙利亚难民关上大门将背叛我们的价值观”，并决定2016年要接收（不过区区）一万叙利亚难民（已登记难民接近500万），结果众议院立即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法案，要求暂停接收难民，对赴美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的身份进行背景核查。美国正常审查时间为18个月以上，新法案更给难民筛选增加了“不必要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形同废止。与此同时，至少十名以上州长宣布拒绝接纳难民。
还有的国家，比如在全球在最民主国家榜上排名第三的丹麦（也被认为是最文明的国家）虽然没有设限，却要求所有难民把贵重财物交出，用做接纳他们的费用，如此的乘人之危和火中取栗——要么是发难民财，要么是变相的驱逐。欧洲的另一个大国英国从难民危机一开始就没有加入欧盟的难民配额系统。不仅如此，连欧盟成员国国民之间的正常流动都要限制，匈牙利则早就建起175公里的铁丝网。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上却没有多少批评之声，媒体也没有炒做。更重要的是，拒绝接受难民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法国三分之二的民众反对接纳难民；美国53%的民众反对接纳难民，就是叙利亚的基督徒，也只有11%的民众愿意接受。既然号称“民主国家”，自然要遵重、服从民意。所以2014年10月，打算竞选下届总统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表示，“移民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欧洲难民申请数暴增44%的2014年，法国是极少的申请者负增长的国家（-1.2%）。
以上四点虽然有很大难度，但还是有可能做到的。而且事实上欧洲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实施了。比如重启边界、在穆斯林社区进行搜查、推动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重建秩序，但力度还很不够。如果这四条能得到果断、彻底的执行，还是有可能迅速治标的。
但上述措施要治本，则还远远不够。可治本之策难度太高，未必能够被民众所接受，而且欧洲目前的政治精英也缺乏执行的魄力，更重要的则是必须触动价值观和制度。
一是要协调中东各国共同彻底剿灭伊斯兰国，甚至在有必要时派遣地面部队。
这也是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恢复长久秩序的一个条件。否则，伊斯兰国只要存在一天，就能把这三国搅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宁，所谓的秩序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要这三国不安，难民问题就会一而再地重复出现，极端势力也借助难民潮轻松地进行渗透。只是派地面部队，连特朗普这样的大嘴都不敢讲，更何况现在的传统政客。而且，派地面部队确实有可能制造出更多的敌人。可回避能解决问题吗？
二是伊斯兰国被击败后，西方要放弃长期以来的霸权做法，撤出中东，不要再出于私利干预伊斯兰社会的事务。
这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西方实在是应该吸取了。推翻萨达姆的结果是迎来了一个远比萨达姆残酷的现实，而且也丧失了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稳定和秩序，不仅害人更是害己。对以色列，美国政客们也不要出于选票的需要而继续无条件地偏袒下去。只是，五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西方的“基因”，怎么可能去改变呢？
三是采取严厉措施惩治涉案或宣扬极端思想的穆斯林。
比如实行“连坐”制度，全家驱逐。2011年伦敦骚乱的时候，英国政府就用过类似的办法：凡是参与骚乱的人员，只要是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全家都被赶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恐怖袭击。但英国敢，欧洲大陆未必敢。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宁可饿死绝食的9名囚犯，也绝不给予他们政治犯的待遇。当时为了镇压煤炭工人的罢工，一年内抓捕了11300矿工，打死9人，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这些强硬而有效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英国传统使然，欧洲大陆国家学得了吗？
四是欧洲内部要建立真正有效的治理机制。
目前欧洲各国之间，可以说是该民主的地方不民主，该集中的地方不集中，后者的表现就是各国之间不能形成合力。前者的表现之一就是，德国统一后，对涉及欧洲的事务已经两度自行其事。一是率先承认克罗地亚，推动了南斯拉夫以内战方式解体，造成了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道灾难。二是独自向叙利亚难民敞开怀抱。德国虽然由此一度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后患无穷。从历史上看，德国强大后带给欧洲和世界的都是战争，现在再度强大的德国虽然不能和其他正常国家一样建设国防，但吊诡的是，依然具有极大的“损害性”，至少到目前，德国的政策并不利于欧洲的安全。
就算是出现奇迹，西方治本之策也得到实施，也会给欧洲带来和平，但仍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根据出生率，移民及其后裔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欧洲主体民族，原来的“欧洲人”将变成少数族群。假如一人一票的制度不改，欧洲将迎来信仰、文化、传统习俗都大相径庭的新统治者。就如同南非，实行民主后，黑人就凭借人口优势垄断了选举的结果和权力。
目前这个过程正在加速进行中，西方会抛弃民主、自由和人权，强制同化吗？会用特定的标准，剥夺部分人的投票权，或者将他们驱逐出境吗？或者针对特定人群，减少甚至取消育婴福利？——但这都是不可能的。
比利时恐怖袭击发生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勿让恐袭危及欧洲价值观”。西方更多的文章不是担心恐怖袭击本身，而是担心为了反恐，将发生多大的制度扭曲。法国第一大报《世界报》的首页漫画竟然认为，强化的安全措施比炸弹还要过分！
不管欧洲最后是不是会被穆斯林“接管”，西方做好一件事总是不会错的。那就是在成功阻隔极端伊斯兰势力渗透和影响的前提下，尽量培养一个温和的穆斯林社会，同时压制试图不择手段挽救本土文明命运的极右势力。如果欧洲没有被“接管”，这样做起码能够恢复原来和平的生活；如果伊斯兰化不可避免，也可以最终和平交出主导权，建立一个类似于马来西亚那样的温和型伊斯兰国家。希望这不会是现在的“欧洲人”对人类文明的最后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