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南海地区争端不断升级。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任内高调推行“重返亚太”政策，这对中国主张的南海政策形成了一定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也规模越来越大地介入南海，展开改造岛礁的大量施工活动。自2015年始，由于很多海域早就存在争端，加上大规模造岛完工后引发问题，中国跟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又多次发生争执，纠纷愈演愈烈，一再成为舆论焦点。
在中国用挖沙填海方式快速填充岛礁的现象后，美国防长卡特在2015年连续发表公开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停工，终止在南沙的造岛行为。[1]2015年五月，当事各方又进行了香格里拉对话，结果却很不理想，自说自话，各说一套。卡特指责中国的施工规模巨大，速度极快，会迅速改变海洋现状，因此呼吁区域内所有国家停止类似行为。中国否认这一指责，认为美国的介入才是造成南海问题的肇因。紧接着，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访日时，称中国占领菲附近岛礁是侵略，将行为跟纳粹德国类比，呼吁西方插手干预，引发舆论哗然。
一、南海问题的特殊性
应该说，南海问题是相当特殊的，也比较复杂。它跟一般的领土争端有区别。在亚洲，很多国家之间都存在领土争端。比如中印在藏南地区，日俄在北方四岛，日韩在独岛，中日在钓鱼岛，都有争端。包括形成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中俄，以前也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只是后来通过持续协商，解决了争端。上述争端，都是双边问题，没到激化的程度。只要没有哪一方像俄国入侵乌克兰那样，霸王硬上弓，对国际秩序就没有太大影响，算不上大问题。
但与上述问题不同，南海问题确有特殊性。首先，它是复杂的多边问题，牵涉到中国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之间的纠纷，涉及面很广。而且，不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纠纷，东南亚各国之间也有纠纷。其次，这片有争议的海域，面积特别大，位置特殊，它并非处于偏僻边缘地带。南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路通道之一，这里的纠纷会影响国际航道。再次，众多岛屿和海域争端还会影响东南亚各国（乃至澳大利亚）的地缘安全，造成这一地区军力重组和军备竞赛，重构海权国家普遍认可的现有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是以共同规则为核心观念）。所以，南海问题才会闹的这么厉害，越演越烈，变成了全球热点，因为它会明显影响现有国际秩序。
二、南海问题对美国提出挑战
谈到现有的国际秩序，很明显，还是美国主导和控制下的秩序。具体体现在南海问题上，这种秩序其实也就是一种海洋秩序，是美国主导，但又是由很多海权国家共同参与建构形成的共同规则体系。中国有很多学者，总是习惯成自然地去质疑美国的国际公信力。然而，尽管美国也有过越战和伊战等不太光彩的经历，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信用仍然在大国中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尤其不同于俄国和中国，作为海权大国的美国，一直是通过以强大海权为基础的共同规则体系来发挥其世界影响力。美国确实有很多对外军事行动记录（不乏失败）和基于自由价值观的干涉意识，但它从未表现出对其它国家具有任何领土野心。仅这一点，就使得美国天然具备有别于俄中两国的地缘平衡能力，也使得它在裁决重大国际纠纷时，具有任何其它国家都难以替代的高信用水平。
当然，美国的国际信用得以保持，因素很多，这包括它特殊的地缘，民情，政体，法治状况，等等，在此不展开详细讨论。[2]但无论如何，美国也是个现实中的国家，它必然也无法彻底摆脱“实力至上”的现实主义传统，忽视对现实利益的计算。尤其当面对像俄中两国，这类基于强大陆权而形成的巨无霸国家时，美国的处理方式，也自然会非常谨慎小心。其实从这次南海纠纷也能看出来，至少在最初阶段，美国政府的表态，仍然是有所控制的。一方面，它要表明原则必须得到遵守，另一方面，也尽量避免刺激中国。
而且，不但美国的最初态度有所保留，同中国、同亚太经济圈联系更紧密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在中国大规模扩大岛礁并部署军事设施之前，澳大利亚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确意向，要协同美国、日本和印度集体介入南海争端。其理由就是：澳政府并不希望以不必要的联盟架构来刺激中国，导致对方产生误判，造成军事对抗。但最近澳政府却明确表态，由于忌讳的势头已经出现，那么它终于改变以往立场，并大幅增加未来五到十年的军事预算。
尽管如此，从中国政治的本质，从政府的态度来看，中国对南海众多岛屿的施工，加固，扩大，完善，甚至军事化[3]，恐怕绝无可能真的会彻底终止。从政治架构来分析，中国的造岛行动，并不可能是轻率的举动。中国的政治决策架构，以及行为模式，跟欧美国家完全不同，它并非通过共同的规则体系，如法治原则和高透明度，来获得其合法性，而更像是某种可以不断逾越任何具体规则的动态政治的产物。[4]从现有情况来看，中国的造岛战略，应该是配合政府崛起大战略的举措，它是有意试探美国等海权国家的底线，通过不断展示力量，来向世界表达一个新的强大权力中心的出场。这种策略，就意味着必须试图削弱作为核心领导国家的美国的影响力。尤其在逐渐扩大并巩固南海岛屿的控制权之后，再进一步推出防空识别区，对整个南海地区进行控制。一旦中国在事实上获得了南海国际航道的垄断权（这无关是否就会真的会立刻使用这种权力），那也就意味着，以往美国不可替代的国际信用将会遭受严重损毁。
而美国的这种特殊的国际信用，主要就表现在它对国际公共航路的维护，它对国际纠纷的裁判权，以及它对国际事务的平衡能力。在目前的情况下，俄国入侵乌克兰，已经破坏了美国在大陆地区的国际信用，接下来在南海，中国如果顺利实施造岛战略，不断扩大周边海域，控制并垄断国际航道，最终通过军事化的手段确立周边国家根本无法抗衡的军事优势，渐渐危及东南亚众多海权国家以往的独立地位，那么美国的国际信用将会难以维持。
因此，美国必然会越来越深地介入南海问题，绝不可能事不关己，置自己的国际信用与责任于不顾。对此，中国政府千万不能产生误判。
三、正确评价俄国的立场
几乎与香格里拉对话同期，也有媒体报道称，未来俄中两国将会联手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在南海问题上，俄国发言人表达了对中国立场的同情和理解，这似乎是一种有限度的支持。同中国类似，俄国也把南海问题的起因归结为美国的介入，甚至有意要把美国势力赶出亚洲。那么，在目前俄中联手的情况下，有俄国做后盾，中国更不大可能会停止南海的既定战略。
在这种情况下，南海的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笔者个人的感觉，恐怕已经是箭在弦上。前面已经分析过，中国政府不大可能会克制或退让，但如果中国不做任何妥协和退让，执意按现有方式控制南海，不断扩大岛礁，部署军事设施，那么南海爆发战争将会是个必然的结果。中国的主要对手，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一定迟早会在海上跟中国发生冲突。而美国会为他们做后盾（可能还有日本，澳大利亚，视情况而定）。[5]同时，对越南来说，俄国一直提供的武器支持，也将是其另一后盾。在支持越南的问题上，俄国绝不会吝啬。
中国恐怕要认识到，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持续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历史也多次表明，俄国本身是一只身处大陆深处的重要地缘平衡力量，这种作用是其它国家无法替代的。而俄国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也将是中国难以支配和左右的。对俄国而言，目前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削弱美国的影响，这是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够维持的主要基础。至于支持越南、印度等国会不会削弱中国，那并不是它考虑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中国高度重视和建设的“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实有地缘安全上的重大意义，但同时它也具有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之一，可以体现于俄国立场的摇摆。但风险同样体现于这一点：即使按照中方最理想的假设，俄中两国始终步调一致，坚定地互相支持，那也只会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地缘平衡将会难以维持。考虑到中俄两国都是核大国，一旦出现失衡局面，倘若中俄任何一方借对方之势而启动错误决策，甚至对外扩张，那都将是非常危险的失控趋势。若出现最坏局面，中俄联手会适得其反，甚至会诱发核战。实际上，目前的朝核危机就已经表露出这一极度危险的先兆，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因此，正如牛军教授曾撰文指出：中国需要更全面更小心地评估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外交政策。不能想当然认为中俄联手，世界多极化了，就会天下太平，似乎接下来人类文明一定自然而然会走向正确方向。
四、海陆之争的终极博弈
南海问题的本质，同俄国此前入侵乌克兰的危机类似，实际上仍未脱离近代以来陆权国家同海权国家的斗争模式。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中难以摆脱的宿命。[6]在古代，欧亚大陆就是一块充斥着最残酷最血腥杀戮的区域。一方面，欧亚大陆造就了早期的文明起源，这一地区最庞大，最古老，有丰满的历史，也最有文明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陆权虽然承载了人类文明的最初起源，但此后却也不断通过残酷的战争和兼并，造就出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帝国形态。[7]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庞大的帝国，就是蒙古帝国。但在前工业时代，在当时普遍落后的生产力约束条件下，还不存在强有力的海外干预力量，因此，蒙古帝国没遇到海陆之争问题。由于落后的技术条件，蒙古帝国向海上扩张的势头，也未能实现。（有说法称蒙古曾派舰队远征日本，但遭遇风暴导致远征失败）。
到近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科学革命和技术的快速进步，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地缘结构异常破碎的欧洲，无论是拿破仑法国，还是纳粹德国，或者在内陆地区，深居庞大腹地的俄国，始终都开始面临强大海外力量的牵制，使得这些强大帝国难以扩张到欧亚大陆的极限，因此，大陆地区再也无法产生类似于蒙古帝国那样庞大的国家。尽管苏联借助二战胜利，通过联邦和联盟形式，取得类似于蒙古帝国的规模，但没维持多久就走向了解体。
回顾以往的陆权帝国，它们在面对海外干预力量时，往往都处于下风，其文明的特征并不明显，甚至经常更具野蛮色彩。而海外干预力量，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权国家，包括强大的苏联在内，尽管苏联的综合实力曾在欧亚大陆上一枝独秀，但它的影响力仍然主要局限于大陆地区。苏联在海上的扩张，没能取得什么效果，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基于陆权的文明形态，尽管可以在大陆地区形成一个以俄国为核心的庞大联盟体系，但仍然严重限制了它在海洋上发挥影响力的可能性。
海权国家的这种先进性，并非偶然产物。实际上，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就从现实主义理论视角，指出了由众多海权国家构成的世界均势体系，会更加和平，更具有稳定性。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海权国家的文明形态会同陆权国家有非常大的差异。[9]受限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主客观因素，社会结构，文化模式，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它们各自的成长过程，面临的外部压力，对权力和政治的把握，对安全的需求，对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的理解，都完全不同。陆权国家囿于更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往往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理论所刻划的权力政治，在霍布斯丛林中塑造出“极权在手”“国家至上”的异化政治。[10]而从英美的情况来看，有别于大陆国家，他们的内部政体高度依赖于契约精神、法治原则和共同规则体系，缺乏充斥相互掠夺和压迫行为的“竞劣”机制和暴民传统。其对外政策，也往往更倾向于采取离岸平衡策略（offshore balancing strategy），缺乏武力入侵并霸占他国领土的暴力倾向。[11]
尽管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初，英国曾凭借强大军事优势在世界范围内的落后地区获得了大片殖民地，但后来的进程也表明，英国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并非是蒙古帝国所代表的那种简单的侵占、压迫和奴役他人的关系。英国有浓厚的法治传统，也更具建设者角色，更有创造性。英国对待殖民地更倾向于采取干预较少的自治机制，缺乏血腥残酷的暴力镇压和奴役手段。后来大片的殖民地（包括美国在内），也都成功地独立或自治，形成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这种局面，同海权国家以契约、法治和规则为核心的文明传统高度相关。
不止欧洲存在激烈的海陆之争，在欧亚大陆的东段，同样存在海陆之争，只是最初的表现形态，是日俄和日中之争。由于东亚地区各国民族主义的激烈斗争和相互建构，日本内部的军国主义者不断受到激发和鼓励，此后日本意外做大，诱发了太平洋战争，导致美国不得不介入同日本作战，最终以日本的战败告一段落。但在战后，海陆之争的形态，很快就由日本同大陆地区之间的斗争，演变成了美日联盟的海外干预力量，同大陆力量继续斗争的形态。而大陆力量的形态，先有中苏联盟，之后又出现了中苏冲突，中美联手。
冷战之后，情况又有所不同，美国牢牢地确立了它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海陆之争又逐渐演变成了新一轮的中美争霸。根据以往的历史分析，经过多个回合的海陆较量，在世界范围内，最终形成了海权跟陆权的两个集大成者，这是美中两国之间的对冲关系，它恐怕有必然性。那么，中国能否避免以往海陆之争中陆权必然失败的宿命，尤其是，通过南海的争端，来打破美国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
笔者认为，尽管此前已有过纳粹德国和苏联等国的多次失败先例，但考虑中国的庞大形态，巨大人口，经济规模，以及潜在国力完全有可能会远远超越苏联。因此，中国就有可能也会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外。[12]尤其因为有邻近南海地区的地缘优势，中国能够以苏联无法比拟的方式，最充分地对东南亚各国施加影响力。更由于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发展，中国也很可能会具有充足的强大国力，投入巨额军费支出，在海上开展苏联无力实施的持续扩张，形成世界史上陆权国家成功渗透海权国家体系的唯一先例，逐渐破坏现有海权国家的安全体系，打破美国的世界地位，最终瓦解现有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但仍要指出，非常遗憾的是，同苏联类似，中国自身顽固的陆权形态，又极大地限制了它能发挥的全球角色。因此，即使中国最大程度地削弱了美国，破坏了以往的海权体系，中国也仍然无法有效建构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尽管中国的国力可能会超越苏联，但即使相对于苏联，中国基于陆权的基本形态又很有特殊性。较罕见地，受限于内部各种纠缠不清的复杂情景，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之上的国家形态。以中国为中心的权力体系，难以实现契约化，也无法摆脱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的特点。因此，中国现有的整个运作体系，既无法很好兼容于基于海权国家法治原则的国际体系，但也无法像苏联那样建构出一个独立的庞大陆权国际体系。这是中国模式的局限。
若这样来分析，凭借实力而重构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中国能发挥的主导作用，就会有一定破坏性，这将导致一个更加无序的国际社会。
五、中国应如何处理南海问题？
在最近的三月初，美国高调派遣“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随后却又爆出了航母编队“被中国军舰包围”的新闻。对此，英国《每日邮报》评论说，“派出航母战斗群是美国‘最大胆的举动’，这必然导致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角力愈演愈烈”。中国的发言人傅莹，也在发布会上表达了强烈不满。而在此前，南海的“军事化”议题早已吵得热火朝天。不但美军军舰多次巡航，中国在人工岛屿上也部署了先进的“红箭”防空导弹。那么，随着南海局势的愈演愈烈，争执不断升级，中国究竟如何处理好南海问题？
笔者以为，中国应当主动停止在南海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原因是，尽管美军舰队经常在南海地区出没，但美国同中国并不存在领土纠纷，这种军事存在仅限于表示航道畅通。美国对中国的南海岛屿，实际上不构成威胁。对于南海地区其它国家，美军的存在也得到它们认可，不对其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执意在靠近海权国家的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只会引发当事国家的安全焦虑，甚至会造成军备竞赛。中国跟美国不同，无法模仿对方。中国的权力运作，政治合法性，军事存在，无法像美国一样，得到南海地区其它国家的认可。而单就军事实力而言，东南亚国家不会也无力向中国占据的岛礁发动军事攻击。在这种不对称的力量对比中，军事化只能被理解为或是针对美国的抗衡手段，或是针对东南亚国家的威胁手段。但这种手段无益于保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安全，而只会适得其反，引发日趋激烈的安全困境，最终导致冲突升级。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却都显得逻辑错乱。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吴心伯就曾高喊“亚洲国家要自己主导和主宰自己命运”的口号，他认为“亚洲安全事务主要由亚洲国家主导”。但问题在于，亚洲安全事务到底该由哪个亚洲国家主导呢？是日本，还是中国，或东盟？中国恐怕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谁军事实力最强，亚洲安全事务就应该由谁来主导。按照这种思维，“亚洲自决”就还停留在二战时的“亚洲共荣”层次，甚至只会更低。
如果中国一味延续以往政策，不断扩大人工岛礁面积，增强在南海的军事部署，最终必然会促成区域相关的海权国家构筑军事联盟，在海上形成一个新的军事联盟组织（类似于北约）。这恐怕是最坏的结果。因此，中国应当避免军事化手段，遵守国际规范和共同规则，这是明智之举。
应当看到，中国内部在欢呼雀跃迎接“海洋时代”来临的时刻，却依然缺乏对海权的正确理解。海权并不等同于强大的海军，而更是一种共同规则体系。脱离了这一点，强大海军只会破坏海权体系，把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洋条块切割，变成如陆地一般充斥杀戮的战场。这恰恰不是海权的特征。与条块分割、具有排他性的陆权不同，海权的实现，高度依赖于公共水域的共享和畅通。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海权国家普遍奉行法治，共同遵守规则。因此，美国海军的强大并不是源于这种强大使得美国可以为所欲为，而恰恰是因为美国有国际信用，能维持公共水域的普遍秩序，它才会不断变得富强，美国海军才会强大。
倘若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就不能试图通过无限度地动用挖沙船和追加军费来封堵别人的家门口，而应当寻求更文明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若从海陆之争的视角来看待南海问题，中国处理问题的最佳策略，就不是采用陆权国家习惯性的“实力至上”思维，在南海地区不断试手，让临近的海权国家产生恐惧，甚至激发冲突和战争，而应着重于加强中国内部的改革进程，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视角，在内部逐渐确立“规则至上”而非“国家至上”的基本机制和生活方式，最终重塑过去基于陆权的文明形态。因此，中国需要全方位地接纳海权国家那种基于共同规则的法治框架，并严格约束自身行为。对南海争端问题，中国尤其应大胆地采取多边主义框架，并主动引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观察国，同东盟国家一起通过多边协商解决纠纷。[13]
中国必须看到，多边框架才是解决南海纠纷的唯一可行路径。一对一，双边框架，只能适用于传统的接壤陆权国家之间的纠纷，不适用于南海这样的复杂海洋区域。中国更不能试图利用自身庞大的国力，通过一对一谈判方式，来获得更大的外交优势。这种以大吃小的手段，本质上仍然依赖于暴力，无法建构良好的共同规则体系。即使通过这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中国能暂时取得外交优势，从长远看，也只会为国际秩序埋下隐患，导致不稳定的后果。
而且，通过多边框架进行协商，本身也有助于中国学习和借鉴“规则本位”的国际政治机制。由于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不对称关系，以及南海纠纷牵涉各方复杂性，多边框架可以起到较好的约束作用。正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如果中国在功能上无法替代美国，北京终究不可能像华盛顿一样包容万象，那么多边框架就会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不只是对中国的行为有限制，也会有很多积极作用。它会有助于让中国看到差异，聆听不同的观点，虚心学习借鉴。最终效果，是让北京更好地理解问题，做正确决策。
同时，中国还需要认识到，基于法治原则的多边框架所形成的结果，并不只会对中国构成约束，一旦大家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规则，这对包括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其它海权国家，会有同样的约束力。因此，中国没有必要排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重要国家参与南海问题的多边框架，而应主动听取对方观点，因为这种参与本身就会有助于产生更稳定的全球规则体系。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规则体系一定会跟一个更开放更文明的中国发生冲突。
这就是“后民族亚太愿景”的思路，也是笔者几年前就在《中国远洋战略的局限》一文中表达过的策略。这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试图让中国之命运融入世界的思路。[14]但非常遗憾，中国国内的现有状态，决定了这一思路不太具有可行性。冥冥之中，中国崛起的命运，似乎早已徐徐展开，一切按预定形态运行。恐怕难以扭转。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必须对自身面临的危险有所预警，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力量的释放，巨大的风险同样会前所未有。
中国的巨大规模，它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会跟以往的新兴国家完全不同，不会再有那么多随意犯错和轻易纠错的机会。在极端情况下，也许只需一次重大失误，由其导致的悲剧命运，就会难以逆转。届时，命运将不再是中国人自己能左右的事物。此时此刻，我们究竟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世界，如何把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都将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注释：
[1]对于造人工岛的指责，中国国内也有报道称：岛屿包括海礁，其特点是露出水面，中国在岛礁上填海造地，并非是建造人工岛。而在《联合国海洋公约》中，这就涉及到对于“岛礁”和“低潮高地”的区分，后者包括人工岛在内，无法享有领海。
[2]关于美国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考笔者的两篇文章：“美国何以成为全球最强国家”，“美国科研体制对中国的启示”。
[3]中国政府否认“军事化”指责，并认为美国的介入才是军事化的推手。但问题在于这种军事化是否得到地区当事国的认可？美国介入南海是通过契约体系来实现的，能得到周边海权国家的授权，但中国却无法实现这种地位，这是军事化问题的关键。
[4]限于本文的篇幅和主题，在此不对中国的政体和传统问题详细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笔者的文章：“中国远洋战略的局限”，其中有更详细的表述。
[5]笔者认为，恐怕也无法排除美国直接动用武力介入南海问题的可能性，而这会取决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海权国家的共同规则体系所约束。
[6]不止近代，早在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就展开了海权和陆权的激烈斗争，只是由于雅典背靠大陆并非岛国，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其海权优势。而雅典和斯巴达之争，也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来源。
[7]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详细描绘了早期文明的兼并过程。尤其是中国，作为最早具备强国家传统的大国，中国在早期起源阶段的兼并战争，其数量、规模和残酷程度非常惊人。
[8]包括日本也是相对更先进的文明形态。除了二战导致日本本土遭到大规模战争破坏，在此前的漫长历史中，日本是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的免于大规模战火的地区。不同于亚洲大陆地区，在日本，文明的传统，权力的平衡，法治状况，都保持的更完好。无论是天皇，还是幕府，从未出现过大陆地区常见的暴君现象。而这也是冈仓天心所主张的“日本特殊论”的依据，他由此认为日本特殊，有责任带领亚洲走向文明。
[9]尽管米尔斯海默指出了这个更稳定的均势模型，但受限于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其中所隐含的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含义。这也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缺陷。
[10]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理论恰恰是错误的。尽管他很早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的观点，预测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但问题在于，他只是用一个错误的理论刚好预测对了一个同样信奉这类错误理论的对手。这是他的预测之所以看起来有效的原因。
[11]日本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对此米尔斯海默的解释是，日本对亚洲大陆地区的入侵是因为朝鲜和中国太弱。但笔者以为，日本的入侵更可能是因为远东地区的特殊结构，导致日本无法像英国一样成功地采取离岸平衡政策，而这最终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做大，铤而走险。
[12]在中国问题上，米尔斯海默早有预判。尽管他的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缺陷，但他至少是部分地认识到中国问题存在危险。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重点关注了未来东北亚安全局势的不可持续性，但他对南海问题有所忽略。
[13]中国恐怕需要正视自身扭曲的国际观念体系。在应当采取多边框架时，如南海问题，中国排斥这种可能，以自我为中心。然而，在需要中国承担责任时，如朝核问题，中国却推卸责任，主张无法实现的美朝双边会谈，或通过长期无效的六方会谈，渐渐导致死局。
[14]所谓“后民族亚太愿景”，其核心理念，是通过经济合作和移民共享，淡化国界和国家身份，同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建立无缝的超国家关系，消除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戒备，通过对海洋文化的吸收，最终克服中国历史悠久的“世俗洞穴”传统，也通过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彻底改变以往单靠中国自身根本无法改变的命运。
[15]贾庆国，牛军，都曾撰文表达过对中美关系的反思。贾庆国指出，中国尤其要认识到自身力量的限度，延续以往的“搁置争议”政策。牛军指出，同美国的合作关系不是短时策略，而是持久战略，中国需要延续自邓小平时代就确立的对美政策。但无论坚持邓小平路线，还是主张更有作为，中国学者普遍缺乏对“中国中心论”的反思，更难以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中国本身就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