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如何影响了世界的民主进程
中国领导人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中国想要走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已有经验的政治路径，中国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在西方看来，中国并不是民主世界的一份子。既然这样，中国如何影响了世界的民主进程呢？最近，笔者看了《经济学人》两位编辑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共著的新书《第四次革命：重塑国家的全球竞争》。该书的作者认为，原因很简单，即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对经济发展的垄断。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差不多每十年就将生活水平翻一番。中国精英认为他们的模式比民主更有效率且更不易出现僵局。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能够解决在民主国家需要花费数十年才能解决的重大国家建设问题。比如说，仅仅在两年内，中国的养老保险就新覆盖了2.4亿农村居民——远远超过了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从非洲（卢旺达）到中东（迪拜）再到东南亚（越南）的国家都在认真对待这一模式。”
作者继续说道：“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美国和欧洲失去了它们作为榜样的号召力和传播民主的欲望。当美国政府甚至连财政预算都无法通过，更别说规划未来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要将民主作为理想的政府形式呢？”因此，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中国比以往的共产主义更加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那种认为民主天生优越、并终将大行其道的西方观念。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屹立不倒？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政治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没有改革，而是通过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得到生存和发展。
二、开放性逐渐成为中国政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我们必须理解它的学习、适应和变革能力。尽管中国政党政治的概念和理论深受近代西方政治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基本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中国自改革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共遇到的很多问题从本质上看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今天发达世界的很多其他政权也曾经历同样的问题，尽管在程度和复杂性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与那些不存在有效统治支柱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的强大在于中共这一统治主柱的存在。
总的来说，中共是一个学习很快的组织，不断从其他国家和自己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当前的反腐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反腐只是中共生存的最低要求。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更新既是日益变迁的环境所致，更是领导层自我意识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生存和发展是有自身道理的，而非偶然。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中共的自我更新的话，那么就是“开放”。
开放性正逐渐成为中国政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地看，任何政党，凡是不开放的，都最终会变得排外和封闭，从而走向死亡。只有开放的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在西方，政治开放性是通过外部多元化，也就是多党制来实现的。在中国，政治开放性是通过一种“内部多元主义”的机制设置来实现的，当社会上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时，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吸纳它们进入政治过程，并通过各种制度和机制来体现它们的利益。亚洲的很多国家，即使具有民主的形式，也经常表现为家族统治。在中国，从社会底层进入政界的人数远远大于很多其他国家，包括民主国家。中共的统治至少到现在为止不以政治家族为基础，它是一个利益高度多元化的群众性政党。
三、中国形成了一套非常有效的权力交接制度
中国政党体制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政治开放性促进了政治精英以一种日益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和平更迭，形成了一套非常有效的权力交接制度。已故的邓小平在生前成功地建立了一系列的重要政治制度来保障权力的和平更替，主要制度包括任期限制、年龄限制、精英选拔制度和集体领导等四项制度。
第一是领导职位任期。一般来说，包括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他重要职位（所有政治局常委）在内的领导人最多可以连任两届，也就是10年。这与很多西方国家的总统制并无太大区别。这就是说，尽管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基于民主之上的总统制，但它建立了一种防止个人独裁的替代性方法。
第二，年龄限制制度同样非常重要。它为高龄政治领导人和官僚提供了一个退休制度。在其他政治体制当中，退休制度适用于公务员，也就是官僚。但在中国，退休制度适用于所有党政官员，包括政治领导人、公务员、人大代表、社会组织负责人以及所有其他重要的政府和准政府组织。
第三项制度是无情的精英选拔体制（meritocracy）。在很多政治体制尤其是民主政治当中，要想获得政治权力，就必须获得足够多的选票。事实上，中国也在开始实行党内票决制，测量某被考察对象（潜在的领导人）在他（她）的同事以及民众之间受欢迎程度的时候，票决制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在票决之前，还存在一个额外的选拔程序，这个被考察对象必须满足诸如教育、工作经验（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级别上任职）和很多其他考核指标的所有要求。
第四项制度是中国所说的“集体领导体制”或称“党内民主”。邓小平设计了集体领导制，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们集体实行政治领导。这个体制以“内部多元主义”为特征。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成员之间有着制约与平衡。
此外，中国政党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值得强调，即它有助于推动政策的变化。理论上讲，多党制国家政策变化的障碍应该小于一党制国家，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执政党的交替而改变，然而情况通常并非如此。在许多民主国家，反对党不再发挥建设性作用;相反，它们仅仅为了反对而反对。政党之间互相否决，使得没有政党能够做出有决定性的决策。中国却不是这样。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改变政策的速度太慢，但中国贯彻落实政策变化的速度比其他政治体制要快得多。
尽管中共的创新不仅仅局限于这四项，但这些创新足以使得中共和其他共产党体制区别开来。中共的生存和发展与这些制度创新分不开。同时，强调这些创新并不是说这个体制就没有缺陷了。事实上，这个体制仍然面临很多的挑战。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这个体制是一个处于变革过程中的体制，它要通过更多的变革来完善自己。这个体制也的确在变化，并且变化的方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更多的开放、更多的竞争和更多的参与。因此，应当把中国政治体制的总体特征（也是变革的方向）界定为开放、竞争和参与。
四、通过制度性的权力集中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
由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较大发言权，政治局常委会内部的分工体制趋于向分散化发展。
在深化改革的主题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高层已经成立了四个主要的新机构来强化制度基础，以改变高层权力过度分散的局面。第一个机构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总体上的改革设计和改革实施。这一举措显示了习近平推进各方面改革进程的决心。第二个机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主要是基于美国的模式，包括一个高度授权的安全专家小组，能够操作国家庞大安全机构的控制杆。但是中国的这个机构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中国版将担负国内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双重职责。第三个重要的机构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即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也成立了第四个重要的领导小组，即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
这些新机构的成立使得高层权力配置更加具有制度合理性。中国发展到今天这种局面需要通过权力的适当集中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避免政策僵局，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再者，这种变化尽管会强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但这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制度的权力。这些都是正式的机构，可以公开透明地运作。只要是正式的，制度化的水平和程度就可以逐渐提高，并且也是可以继承下去的。这就可以避免常委内部权力过度制约的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责任的问题。党内民主很重要，但党内民主不应当妨碍政治责任的承担。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责任的承担。高层权力如果过度分散，就会出现政治责任的混乱问题。之前的“集体领导体制”中过度的权力制约下就出现了政治责任无人承担的问题。在一党执政体制下，这种情况就很危险。我们可以举越南的例子。前些年，很多人认为越南共产党的党内民主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此纷纷到越南去“取经”。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今天的越南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四驾马车”的局面，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议长由四个不同的领导人来担任，他们之间意识形态倾向性不同、利益不同、外交理念不同，并且背后是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笔者认为，除非越南已经准备好放弃一党统治而走向多党政治，那么这种“多头统治”机制很难维持下去。而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刚好与越南走了相反的道路，即通过相对的权力集中来改善党内民主的机制。随着上述新机构的设置，中国的顶层有望克服权力过度分散的局面，而确立其明确的政治责任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继续反对任何西方类型民主即多党制的同时，也采用了党内投票、分权和政治协商等不同的民主要素。把西方民主一些要素整合进自己的政治体制，是亚洲成功国家的经验，那些不成功的国家往往是照抄照搬西方民主的国家。
参考文献：
①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第四次革命：重塑国家的全球竞争》，纽约：企鹅出版集团，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