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的遗产：基因、人种和人类历史》封面。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一名科学作家的新书最近遭到了130多名遗传学家的联名反对。
这名科学作家叫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曾经在《纽约时报》、《科学》和《自然》工作，担任科学记者和编辑。他在2014年6月出了一本新书，书名译为中文大概是“麻烦的遗产：基因、人种和人类历史”。
这本书延续了韦德的写作风格。他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提出“上帝基因”，来解释宗教为什么会存在。与许多学者的观点不同，韦德认为是特定的基因让人类具有了宗教思想。在这本新书中，韦德则开始用基因来解释人类的行为、文化，乃至社会制度。
韦德指出，自人类5万年前从非洲的家园走出来，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遇到的生存压力不同，这造成人类进化出不同的“亚种”，也就是人种。
他进一步认为，不同的人群在进化中除了产生了生理上的差别，比如不同的肤色，也在智力和创造力等认知层面产生差异。大脑内细微的变异可能会导致不同人群在学习语言、思考抽象概念、揣度他人思想、体验情绪等方面的不同，进而引起不同人群在认知层面的分化。
韦德在书中写道：“人种间最重要的特征不在于其成员生理上的差异，而在于他们由于在社会行为、认知层面上的细微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制度的差异。”因此，他认为，社会制度不是随机形成的，它们与生活在该社会中的人群密切相关。不同的种群会创造不同的社会制度，因为遗传学上的差别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习性。一个种群里兴盛的制度在另一种群里可能会举步维艰。
韦德的这些说法很快就遭到了质疑。科学作家大卫·多布斯（David Dobbs）首先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指出，“韦德在立论上存在很多问题。他采用循环论证。他讲了没有证据的故事。”随后，美国130多名种群遗传学专家在《纽约时报》上联合发表公开信，他们在信中称自己的研究结果被韦德在书中曲解，“我们一致认为在种群遗传学中，没有证据支持韦德的猜想”。
据《自然》杂志的报道，这封公开信是遗传学家在不同的会议当中讨论而来的，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共同体，他们强烈感觉到需要对此作出回应。
公开信非常简短，并没有具体指出《麻烦的遗产》一书存在哪些科学错误。韦德随后写了一份更长的回应。他说：“这封信是由政治驱动的，而不是由科学驱动的。我可以肯定，大部分联署人并没有读我的书，他们只是读了组织者提供的、具有倾向性的摘要。”
韦德还说，他曾经给公开信的两名组织者去信，请他们指出书中存在的错误，以便再版时更正。然而，其中一名科学家没有回信，另一名表示会答复他，然后就再无下文。
人种是否存在
韦德在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来探讨人种的存在——人种首先必须存在，他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推论。
他引述了一些作者的观点来表明，在生物学意义上，科学界的主流看法是，人种这个概念是缺乏科学基础的。也有少部分研究者承认人种存在，但他们认为这个事实并不具有多大意义。韦德对此加以讽刺：“太糟糕了——自然界进行了5万年的大型实验，创造出迷人多样的人类乐谱，最终从进化生物学家那里换来的只是失望。”
在韦德看来，人种是进化道路上产生新物种的中途站。“如果人类以过去5万年的速度继续分化，那么一个或更多今天的人种在遥远的未来将会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他写道。
韦德认为当今地球上共有五个人种。他这一观点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诺亚·罗森伯格（Noah Rosenberg）课题组的一项研究。
罗森伯格和同事2002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人类种群的基因结构”。这项研究起初用377个基因标记进行人类种群分析时就发现，人类种群的分布与主要的地理区域是相对应的。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课题组用993个基因标记对全球不同地区人的1056例全基因序列分析研究，根据基因的类似性，将这些人分成不同群组，如果根据基因类似性分成5组，结果发现可以将人种分成：非洲、东亚、欧洲、中东和美洲及太平洋岛屿5个大类，其基因差异分布和地区呈现出非常好的关联性。
韦德由此认为：“也许可以把印度和中东的人群也列入主要的种群中，让总数达到七个。但这样一来，更多的亚种群也便可以被看作人种，所以为了让事情保持简单，五个与大陆对应的人种划分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是最具操作性的方案。”
“操作性。简单。韦德想要把人类多样性划分为五个人种，并不是因为这是统计分析的结果，而是因为把问题考虑成变化曲线太困难了。”得克萨斯大学的遗传学研究者詹妮弗·拉夫（Jennifer Raff）针锋相对地批评韦德的分析方法。
在多数生物学家看来，人种只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概念，并不是生物学概念。到目前为止，科学家没有发现可以用哪一个特征来明确把人类分为不同的人种。比如说，如果以肤色来划分人种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以颅骨形状划分出来的结果与此并不相同，以血型来划分又会不同。从基因上来看，也不能以基因的差异来把人类划分出截然的群体。
实际上，在人类基因组中，有差异的基因只占到0.1%。这种差异惊人地小。有研究显示，在人类近亲黑猩猩中，同一个种群中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都要大过生活在不同大洲上的人类个体间的差异。
“不管是身体特征，还是在基因多样性上，都没有明确的边界来显示哪里是一个种群的‘终点’，哪里是另一个种群的‘起点’。”拉夫表示。这也就是为什么她说人类的差异是一条“变化曲线”。
与拉夫持有相同观点，美国圣母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奥古斯汀·福恩特斯（Agustín Fuentes）在《今日心理学》上举了个例子：你可以把尼日利亚、西欧和北京的人拿出来做比较，从而得到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能反映整个非洲、欧洲和亚洲。“并没有基因上的特征能仅仅把或非洲、或欧洲、或亚洲的人群联系起来，同时排除掉其他地区的人。”他写道，“如果你比较一个大洲中不同地理位置的人群，也能找到相同的差异。”
那么，罗森伯格的研究结果作何解释呢？实际上，罗森伯格等人在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名叫“结构”（Structure）的电脑软件，他们需要预设一个参数K，软件才能进行工作。这个参数K是多少，软件就会把人类分为几组。所以，“5个人种”并不是分析的结果，而是预设出来的。如果研究人员输入“1”，那么分析的结果就会变成全体人类都属于一个人种。在实际的操作中，研究人员一共把K值从1做到了20。论文中他们主要讨论了K值为1到7的情况，而韦德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5”这个数字。
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莎拉·蒂什科夫（Sarah Tishkoff）与同事还发现，非洲人的基因型存在14个不同亚组，这可能表明基因上的差别在人类迁出非洲前就已经存在，它们可能是全球不同地区基因差异的基础。
西方人更聪明？
韦德尝试从微观的基因遗传角度对人类历史、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
比如，他认为，欧洲人个体相比亚洲人更具创造力，这一个体间的细微差异导致了这两个人种在社会科技、经济活力上的巨大差别。欧洲社会要比亚洲社会更加看重和鼓励创新，因此欧洲社会的思想创新和技术革命比亚洲更加频繁。
韦德在书中写道：“西方的兴起不仅是历史中的一个事件，也是人类演化中的一个事件。”在他看来，欧洲的兴起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文化和行为特质（至少部分由遗传所导致）相结合的产物。
在对《麻烦的遗产》的众多书评中，凡是持褒奖态度的，多会赞赏它敢于挑战“科学正统”。而质疑者则认为整本书都是基于“非常糟糕的科学”写成的。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罗伯·德萨耶（Rob DeSalle）和伊恩·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曾合著《人种？揭穿科学误解》一书。他们最近也撰文反驳了韦德的新书，指出韦德在科学上犯了七大错误。
其中包括，误解了科学上验证假说的方法，定义人种时过于主观，对分类学的严谨性存在误解，错误理解了聚类和进化树的含义，以及对谱系检测存在一些错误认知。
比如，韦德在书中指出，人类分布的区域性凸显了人种存在的事实，因为自5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人们在不同的大洲上独立发生了进化。他在美国一家广播电台的访问中也重复了这一观点：“既然进化是一直都在发生的，它是一个持续的、不停顿的过程，那么一个种群会出现分裂，分离开的两个群体将继续进行独立的进化。所以，假以时日，他们将积聚差异，最终他们将成为新的物种。”
德萨耶和塔特索尔指出，韦德对物种、种群进化和区域性的理解具有太强的主观性。在基因层面，也并没有定义存在多少个变体，或存在哪些变体，便足以把人分成不同的群体。
不同区域的人的基因组存在差异，德萨耶和塔特索尔认为这一假说是平淡无奇的，任何分布广泛的物种都会存在这种现象。
“我们不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做基因测序就能知道这一点。”他们写道，“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差异是否真的足够显著，或者说，是否在严格科学上具有意义，以及把人类分为不同的人种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
对于前一个问题，他们表示，微小的差异是存在的，但在更大尺度上就辨别不出来了。对于后一个问题，“答案是响亮的‘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