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东国家发生剧变。在这里笔者用剧变一词，从转型视角来讲，它所包含的内容有：
（1）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
（2）剧变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决裂，朝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方向的体制转型。
这一转型是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的，而改革不再是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也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
本书所论述的转型系指原苏东国家在发生剧变后对各种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主要内容是，由原来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向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体制过渡。
研究原苏东国家体制转型，有必要先了解这些国家在剧变前时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体制模式，历次改革缘何没有从根本上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说要弄清原苏东国家转型的背景，否则，对研究这些国家转型就难以有深刻理解，亦往往得不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它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们一般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或表述为斯大林——苏联模式。
它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0年，由于1941年爆发了卫国战争而中断）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
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后来，由于这一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潜力已耗尽，失去动力机制，走到了尽头。前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已被证明没有能力为社会主义赢得前途。”①换言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具有生命力。
一、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与主要弊端
（一）主要内容
一是从对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性质的生产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来看，斯大林看在苏联建立的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
在斯大林“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理论的指导下，苏联一直坚持把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这一最高形式过渡。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看到，在国有制条件下，支配生产资料的不是社会的人，劳动者并没有取得他们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支配生产资料的是党、国家和斯大林。
二是从政治上来讲，斯大林模式主要包括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
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最后发展成斯大林个人集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斯大林搞的个人极权主义，“其要害是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党政不分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党政官僚特权制。”②
三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改造过程中，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
四是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五是在民族问题上，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联邦制度变形为事实上的单一制，斯大林执政时期，随着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大大削弱，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实际上流于形式。
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指出，斯大林时期的联邦制“就实质来说是单一制的国家制度的模式”，苏联“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治权……在苏联整个历史中，这理论只是一种幻想。”
六是斯大林模式在对外关系方面，往往表现为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斯大林的扩张与霸权主义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二是重点放在意识形态方面，斯大林把他的社会主义观强加给别人，让别国接受，俯首听命；三是国内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其推行霸权主义最为有效，最稳妥的手段。
七是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如“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等等。
这里需要指出，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主要方面，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相互制约，互为条件。
（二）主要弊端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
一是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而把列宁创造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殆尽。
二是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
三是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
四是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
五是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选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而是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六是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这种模式在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
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
其次，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在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
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从而长期使产品质量不能提高，改变不了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而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
斯大林执政的30年，从政治上讲，斯大林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数不胜数冤假错案，从而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再拿经济来说，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饥荒就发生两次，一次是30年代初集体化时期，一次是二战后。每次饥荒饿死的人数以数百万计。1950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为6480万吨，1913年沙俄时期为7250万吨，同期，肉类分别为490万吨与500万吨，人均谷物为447公斤与540公斤，畜产品为27公斤与31公斤。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
斯大林作为苏联高领导人，只有1928年到西柏利亚农村去过，目的是推行以强迫的手段征收农民存粮，在后来的长达20年再也没有去过农村。这能搞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吗？由于超高速的工业化、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使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历次改革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本质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要消除种种弊端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苏联时期，要么不断丧失改革机遇，要么改革失误，要么改革停滞使甚至倒退，从而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这里我们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苏联改革的历史。
1921年初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当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
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因此实践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间很短，“新经济政策”的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到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这样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方式上来了。
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经济状况的“新经济政策”被中止，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就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8年。这个8年苏联的政策与体制较符合当时的实际。
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③
这里讲的模式僵化了，指的是在斯大林宣布1936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之后，他就把在20、30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超高速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到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税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现出来。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开始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另外，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它的地位是空前的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斯大林在战后仍坚持原来的体制，并不断强化，其主要原因是，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从而，在战后苏联排除了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丧失了改革时机，并且使体制更加僵化与凝固化。
另外，战后，斯大林个人迷信大大发展了，达到了神化的程度。再说，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他虽然看到传统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④
赫鲁晓夫如何解决面临的种种难题，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而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为此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尽管赫鲁晓夫作为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但由于改革在指导思想与政策等方面的失误，使改革未取得成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与产生了严重后果。
第四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本来，如果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总结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推行前任已启动的改革以及利用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其创造了改革的政治前提，可把改革推进一大步，但他不仅经济改革半途而废，并且政治体制反而出现倒退，这样在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浪费了18年的时间。从而向人们清楚地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的停滞，导致苏联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对经济体制作了一些局部性改革的话，那么对政治体制不仅没有触动，而是上台后很快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曾进行的一些改革，随后政治体制出现了倒退，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回归。
这突出表现在：个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为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费尽了心机。个人迷信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
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领导干部老化；“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阶层大约有50万一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成为抵制与反对改革的主要阻力，是阻滞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重新斯大林主义化。
这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加强了思想的控制。此时，“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⑤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加强了，最恶劣的做法是把这些精神正常的不同政见者作为精神病患者关进精神病医院。
政治体制退倒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最后导致苏联全面停滞与走近衰亡。
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执政7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根据所面临的十分严峻形势，他作出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改革。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力图进行根本性改革，提出公开性与民主化等改革新思维，并在80年代末，经过激烈争论，俄罗斯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才实际上达成共识。
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设想目标并未达到，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到了这个时期，由于以往历次改革实际上都只是对传统体制进行局部性修修补补，因此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可以说已是积重难返，主要来自政治体制方面的阻碍机制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样，戈尔巴乔夫力图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十分困难了。
正如资中筠同志主编的《冷眼向洋》一书中说的：“70—80年代，苏联体制病入膏肓”，“待到80年代中期，一代新人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已然为时晚矣”，“当这久病不愈的机体已经溃败，而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师时，一场毫无把握的手术的结果，就是把病人送进太平间。”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事实，明确无误地证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如普京讲的：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事实，亦明确无误地证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⑦
梅德韦杰夫对苏联历史基本上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并且这一态度越来越鲜明，例如，2009年10月30日，即在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的时候，他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的视频博客。他说：“无法去想象我们所有民族所遭受的恐怖的规模。恐怖的高潮是在1937-1938年。A·索尔仁尼琴称当时的不尽的‘被镇压的人流’是‘人民痛苦的伏尔加河’。在战前的20年里，我国人民中的整个阶层和整个专业界遭到毁灭。哥萨克人实际上都被消灭了。农民们被‘剥夺了生产手段和土地’，变得毫无生气。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都遭到了政治迫害。所有的宗教界代表都遭到了迫害。”
“我们只要想一想：几百万人死于恐怖和不实指控——那是几百万人。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甚至人应有的安葬权都被剥夺了，而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就被从历史上勾销了。”
他接着说：“但是，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听到这种说法：为了某些崇高的国家目标，这么多人的牺牲是值得的。”“我坚信，国家的任何发展、国家的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取得和实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
关于斯大林评价，可以说，梅德韦杰夫一直持否定与严厉批判的立场。就是在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活动期间，梅德韦杰夫一再谴责斯大林犯下永远不可饶恕严重错误与罪行。
他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个人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当2010年11月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指认斯大林制造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时，梅德韦杰夫提醒广大俄罗斯群众斯大林独裁者曾犯下的诸多罪行。
不论斯大林所犯严重错误还是罪行，都是在斯大林创建的高度集权体制与缺乏民主的条件下发生的。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1991年底上台执政时，俄罗斯所面临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仍是斯大林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因此，苏联剧变后，罗斯俄实行的国家转型必然与制度变迁同一过程。
作为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中亚各国，从转型大方向来说，与俄罗斯是雷同的。但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不同，中亚国家的转型存在一些特点，特别在政治转型方面，从整体上说，更具有威权主义的色彩，或者说处于威权主义政治阶段。
战后，斯大林不仅对苏联国内的经济体制不进行改革，并且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把他的模式推行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采取各种步骤与措施控制东欧各国后，其最终目的是，要把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国家。斯大林模式强制性地移植到东欧各国，后来又不允许这些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严重束缚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东欧国家转型与俄罗斯等原苏联地区国家，除了在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相同外，另一个特点是欧洲化。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越来越明白如果他们想要避免陷入那种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的境地，即处在俄罗斯（这个国家代表了所有的不稳定和潜在威胁）和西欧的夹缝之中，那么他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将自己与西方捆绑在一起。争取加入欧洲共同体(1993年11月,欧共体正式改称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图“回归欧洲”,这成为中东欧国家的共同选择。
俄罗斯转型已有23年,中东欧国家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作为一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人们理应对此有所认识和进行阶段性评析。在原苏东国家转型20多年之际，从转型视角分析这一期间对俄罗斯、东欧与中亚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及力图达到的目标，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它所面临的转型任务，一直是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问题。对正面临重启改革议程的中国来说，更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丛书力图就这些国家20多年来的转型路径、过程、得失与规律进行分析和总结。
同以往的国内同类研究相比，本丛书的写作将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将研究几个对转型认识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如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估转型的成本；转型后这些国家所建立的制度的性质等。
二是对某些领域尝试将中东欧、中亚和俄罗斯三个地区的转型进行比较研究，这在国内转型研究论著中均不多见。这一尝试将推动中国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对转型特点研究的深化和一般规律的总结。
本丛书对原苏东国家转型研究，也会对中国转型学的形成做出我们的一点贡献。
原苏东国家为9个，现已成为29个国家。虽转型大方向雷同，但仍存在各自的特点，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些国家信息资料较少，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另外有些问题较复杂，转型进程远未结束，加上我们水平有限，本丛书中定有不少缺陷乃至错误，真诚地希望得到同行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至于在有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我们希望本着“双百”方针，依据事实以平等的态度讨论。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转型》丛书的作者,均为长期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丛书由陆南泉（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任总主编，共分四卷：
《俄罗斯政治卷》，李雅君主编（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俄罗斯经济卷》，李建民主编（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经济研究室研究员、博导）；
《中东欧卷》，朱晓中主编（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东欧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
《中亚卷》，李中海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注：
本文系陆南泉研究员为《俄罗斯中东欧中亚转型丛书》写的总论。
注释：
①［德］汉斯.莫德罗著，马细谱等译：《我眼中的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②高放：《苏联制度宏观研究论纲》，见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1998年版，第8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④[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
⑤[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192页。
⑥转引自《周舟共进》，2007年第11期。
⑦《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年，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