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被专业化分割的社会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领域转型的一条基本线索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高度集中的“总体性社会”（totalist society）[1]转向一个社会分化加剧、个体日益脱离原有制约框架的“个体化社会”（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2]。然而，个体化社会使得个人成为社会生活自我书写者的同时，也将现代社会不断剧增的风险直接分配给了个人，并且这种风险的分配没有地缘政治的边界，亦没有任何阶层、文化、职业的人群界分，任何个人都必然是这种不确定风险的承担者和责任者。一个待解的现代性难题在于：在现代社会风险[3]面前，如何使现代社会个人的主体性获得与有效的社会庇护相配适。恒久性的风险难题迫使人们不断反思并探索社会问题介入和应对的有效方式，社会工作显然是应对这一现代性难题的重要力量。也正因如此，和谐社会建设的任务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中国社会工作被期待通过更有效地传送社会福利来应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意外后果。[4]
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社会问题处理方式（主要是单位体制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专业社会工作宣称以其独特的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行“助人自助”的活动。专业社会工作致力于驱除一种无差别的、等待专家建议的助人路径，通过积极的社会干预来有效地回应个人/家庭与社会的问题。于是，社会工作通过外部采借或自发形成了诸多理论视角[5]，用来帮助社会工作者理解案主所遭遇的问题并协助其开展实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日趋多元的社会工作理论并未真正带来社会工作的繁荣，反而因未能统一的多元性而产生了专业内部的深刻分歧甚至是对立，继而使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有效性和系统性深陷囹圄。
具体而言，这种深刻分歧突出地表现在知识传统和服务形态两个层面：一方面，就其知识传统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社会工作的内部分异而产生的争论持续至今，未有定论，甚至连社会工作本身的定义也未能取得一致性的共识。社会工作，对于个人与社会原初的双重偏好[6]，以及随之带来的适应还是变革的行动议题和专业立场，犹如孪生的动力，积淀了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社会工作发展的两大分庭抗礼的脉络。不仅于此，在社会工作话语中随处可见的内在-外在、直接-间接、临床-行政、宏观-微观、科学-艺术、主观-客观、专业主义-管理主义的二分，被极化为非此即彼的专业选择。[7]这种“二元的”分歧（dualistic split）在社会工作的知识传统和专业化过程中持续地彼此划界并且相互对立，社会工作因而未能对建立在多元生产方式之上的知识连续统形成全景性的认知。这种内在的专业化分割必将减弱其对现实问题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就其服务形态上来看，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一开始就陷入了“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的分歧。前者认为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应当以理性为先，而后者则认为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应当以价值为先。这一讨论向实践的延伸便带来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过程中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分割运行。社会工作实践中对理论的主动抛弃使得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缺乏理论的指导[8]，并且强化了实务操作中经验和价值的优先性。[9]专业社会工作因此在服务形态上往往表现为“选择性”的、“反理论”[10]的经验主义式干预和松散的探索性实践，这极大阻碍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发展。
专业社会工作在知识传统和服务形态上的深刻分歧彼此强化，一方面使其难以回应知识多元性的挑战，另一方面使社会工作者在应对复杂情境和复杂问题的服务过程中对于究竟能够做什么、怎么做，缺乏综合调动知识资源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框架。社会工作并未如其宣称的那样真正在风险应对和问题解决中成为“一体多面”的有效行动者。特别在一些复杂议题面前，社会工作因缺乏整合性视角，已经深处服务有效性和系统性的困局。
因此，如何超越以往社会工作在知识传统和服务形态上的深刻分歧，打破社会工作内部分割运行的专业发展困境，从而在复杂的风险和问题的处理中提供更为全面有效的行动方案，这在现实层面上激发了更具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理论视野——社会工作整合理论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整合理论将为社会工作带来一种全新的专业主义立场，也将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带来一种更具有效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思路和实务指南。
如果进行最彻底的追问——社会工作在多领域的实践中是否有一个统一的知识、技术和态度体系？这一问题恐怕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我提问，更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反思。事实上，早在1925-1929年期间召开的Milford会议就尝试去回答“社会工作究竟是一个拥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完全差异化的专业，还是一个拥有整合性知识和技巧的统一专业”[11]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如果仍然延续“错误的二分法”[12]来看待社会工作、来建构其实践路径的话，不仅社会工作本身难以形成令人满意的共识定义，社会工作实践也会因为这种内在分割而不可避免地减弱其对现实问题的应对能力。苏格兰学者Marvin D.Feit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们继续以二分法的方式来看待社会工作，那没有理由相信可能产生一个统一的定义。”[13]
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和社会福利机构发展的早期，试图整合“二元”的理论与实践并不多，特别是由于过度吸纳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理论以及科学化、经验主义的方法，使得社会工作在很长的时间内被笼罩在单一的理论视角下。然而，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找寻其现世价值和专业定位的过程，也是不断优化工作视角以提升服务效能的过程。可以说，社会工作并不是“常常创造出一些方法去保护和帮助那些社会变迁中的受害者”[14]，而是始终为了更有效地助人而行走在助人策略变革与再造的路途中，整合理论的产生正是这样一种对原有单一视角进行策略性变革的理论产物。总体而言，这场策略性变革背后贯穿的是两条理论逻辑：
其一是希望借由整合理论的形成，促成社会工作内部范式的对话以及知识的合作，从而消解因未调和的内在分歧而带来的一种“矛盾性的体验”。菲利普（Mark Philp）认为，“社会工作试图以一种客观知识的形式存留，但这种客观性在极端的意义上是不确定的，因此它呈现的却是一副主观的图景”。[15]在专业的统一性受到挑战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社会工作内部的差异性，并逐步形成一种共识——社会工作的统一性大于异质性。为了弥合社会工作内部的鸿沟，有一些早期的努力，比如1957年Hollis和Taylor在其报告The Hollis-Taylor Report中曾针对社会工作内部存在的个人-社会二分现象说道：“社会工作专业在过去50年的发展中，持续地关注于个人服务质量的提升……太少地为评估和改进社会福利制度而承担起统一专业的职责”[16]，并委婉地重申了社会工作多面向实践的平衡性。在“根植于不同的理论范式下的社会工作实践是否还是一个整体的活动”这一提问不断被反思的过程中，社会工作在尊重内在多元性的同时，尝试悬置已有的争论方式。近些年来，社会工作在不同的理论范式中汲取知识养分，以理论的重建、扩展、联结等方式来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研究范式，以整合了的理论来重新认识曾被忽视或歪曲了的多维世界，并为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提供新的知识支撑。范式整合已成为当今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17]当然，随着社会工作理论的不断发展，多学科外借理论的引入以及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自我发展也使得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和技术方法成为可能。
其二是希望借由整合理论的形成，指导社会工作实务能够在复杂问题的应对上提供一种更为系统和有效的方案。正是因为人类经验的多样性、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工作知识来源的多元性，整合性的理论视角（integrated view）或整体性的实务方法（holistic approach）的重要性才得以凸显。特别是在复杂问题的应对上，社会工作往往无法选择单一的理论视角或简单沿用一般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在实践探索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将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方法放到一起综合使用，而不是偏重其一，成为了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的一种新的工作方案。随着社会工作模式的日益增多，相对于选择单一的理论，或者一组相似的理论作为实务基础，从几种理论中，选择一些有用的思想，并把它们进行整合，以发展出更合适的工作模式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18]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越发强调以多元视角去分析案主问题，并致力于以融合的方法系统为案主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整合理论也就应运而生。
在新近的社会工作研究中，理论研究者试图将各种理论和方法再创造，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从而使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能置于“同一个屋顶之下”，以此帮助社会工作者增进对特定问题或实践境遇的理解，并指导其实践。同时，知识融合实务的发展取向以及服务手段的综合性应用正在生成。事实上，社会工作实践应当被认为是由价值、目的、认可、知识和方法组成的体系，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部分可以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特点，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整体组合的方式。[19]社会工作共同体不断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致力于探索并建立一些普遍适用的实践框架，他们将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以及人类关系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使这一专业的知识基础变得日益宽厚。[20]
美国学者威廉·波顿（William Borden）将社会工作实践的整合归纳为技术整合、共同因素视角以及理论整合三方面。[21]笔者认为，与其他理论视角的单一关注点和理论逻辑不同，社会工作整合理论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在理论范式的选择上，以打破理论背后认识论、方法论的截然对立为基本立场。整合理论意味着新理论的建构，吸收多种具有竞争力的理论中合理的观点，并使之成为一个内在有序的取向。不可否认，在多元理论范式之上形成综合性的理解和知识立场是不易的。尽管其哲学立场之间看似具有难以调和的冲突，但其冲突本身可被理解为对世界不同侧面理解的多面性尝试，因为社会现象固然有如一般客观事实那样外在的第一级表层物理结构，但它还有其内在的属人的第二级深层意义结构，[22]我们无法使用关注于单一结构的某一种理论范式来理解具有多重结构的社会事实，因而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理论家开始超越理论范式的内在对立而采取一种整合的理论进路。正如台湾学者林万亿所说：社会工作的本质绝不可能从一种理论与模型中看出。相反，它包含了各种活动。[23]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整合理论化解社会工作内部分歧的策略是包容性的——承认差异与多元性，但不将其人为主观性地对立。因为任何单一哲学立场和理论都有其独特的理论起点和必然的理论盲点，不可能认识到问题的所有方面，也无法对本就具有的多面性和复杂性问题进行整体的回应。事实上，社会工作被称为多范式职业的原因恰恰在于任何一个单一的范式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24]，应当抛弃做非此即彼的理论选择方式，实现理论范式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多元对话。
第二，在实务取向上，主张采取一种全象限、全层次（“all-quadrant；all-level”；AQAL）[25]的干预策略，并确立综合回应个人/家庭与社会各层面问题的实务目标，从而打破传统实务中的单一性和专业化分割。知识本身服务于人类的不同旨趣和目的[26]，不同的知识生产和知识运用的方式也有其潜在的目标指向性，知识是可以并且应当处于一种共存、批判、合作的对话中。因此，整合理论不再困于社会工作内部分歧的经典追问，而是在通过找到更大的理论脉络，了解理论范式的根本差异性的基础上，在实务取向上进行多元综合。此外，整合理论还帮助社会工作者应对个人与社会问题的多面性，从而为案主提供更宽阔的服务。特别在协助案主应对复杂危机时，整合理论能够指导社会工作者为服务对象提供多象限、多层次的专业服务，社会工作在实务层面更多地转向于以多元的服务进路来应对特殊的议题。同时，整合理论还通过推进多部门和部门内部的资源链接和实务合作来降低服务成本，减少服务的不充分。
第三，在技术层面上，不再孤立地看待所谓的社会工作三大方法，而是通过统合三种方法来回应案主所面对的复杂问题。在整合理论中，没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分立和独立使用，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建立一个整合的方法系统而与个人、团体、社区一起工作。由于无法期望依靠单一方法来支持社会工作实践，社会工作特别需要在通才取向（generic approach/generalist approach）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培养多元化的干预技术。社会工作中对社工角色的多面性要求也倒逼社会工作打破原有实务分工和技术格局，在尊重案主自身对问题的表达和认定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利益主体不同阶段的利益诉求和资源地图，弹性化地通过技术组合来处理案主不同阶段、不同面向的问题。当然，通才型的社会工作者必须掌握一整套知识技术，并且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样才能恰当地进行各种实务方法的组合。
第四，更重要的是，社会工作整合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在统一的社会工作一般基础（generic base）之上开展知识合作、发展具有内在逻辑的多面向实践框架，从而获得对社会工作“共相”与“特相”及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理解。整合理论的勃兴实际上标志了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由“多元”到“统一”再到“有序”的内在发展历程。社会工作无论其实践的领域为何、选用的理论范式和方法技术为何，它都建立于社会工作的一般基础上，比如社会工作的基本信念、伦理守则以及基本的处置流程等。整合理论发展出了“共同因素模式”[27]（the common factors model），提供了一个可及的、跨理论的、能够被经验支持的概念基础来支持有效的社会工作实践。与以往分立地看待社会工作理论范式不同，“共同因素模式”试图在不同的理论中找到那些对实践结果产生积极影响的条件和过程，并实现跨理论的整合。
需要说明的是，整合理论绝不意味着无原则的折中主义，亦不是理论与方法上的随意混合，更不具有将社会工作包装为“无所不包”的理论企图。相反，整合理论在其理论旨趣上反对差异性的简单对立和排斥，它致力于确认社会工作服务的一般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基于知识合作的整合性实践框架，来重新组织分裂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从而推进社会工作形成更有序的知识结构和更有效的实践结构。
在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及其专业反思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在地方语境中整合专业理论、价值和实践的重要性。[28]挑战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的分裂性和松散性成为社会工作整合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在整合理论的应用上，社会工作者需要同时处理好四个系统——“改变媒介系统”、“服务对象系统”、“目标系统”以及“行动系统”。简单来说，整合取向的社会工作服务意味着以全方位的观点看待问题，着重案主问题中所包含的所有社会系统，并且以此拟定相关的介入计划。同时，在同一时间运用多种方法的模式去协助案主及时改变社会体系和传统社会工作方法的分立局面。[29]相比一般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整合服务模式在服务流程上更强调：系统的问题界定和需求评估——通过知识库寻找理论与方法的多种组合方案——评价并选择最优组合方案——多面向联动实施解决方案——跟踪评价解决方案的效果。总体来说，整合理论可被视为是探索、评估、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框架。[30]具体而言，在应用社会工作整合理论的实务过程中，应当重点遵循以下处置原则：
首先，在理论范式上，应当通过不同理论范式的整合来形成具有弹性化服务模式特点的处置立场。为了形成效果更好的干预模式，折中主义和以问题为中心进行不同理论视角连接是应用社会工作整合理论的两种主要策略。[31]对于复杂问题的处理，需要调动多种理论资源形成弹性化的服务模式。比如我们在提供个案服务时，案主所遭遇的问题可能是多重且相互勾连的，我们明显无法使用单一理论视角来完成对案主境况的系统了解和多面向的干预，一个更为积极的策略是围绕服务对象的多重问题，整合精神分析理论、认知行为治疗理论、心理—社会理论、优势视角等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多种干预策略，从而形成内在统一的服务模式，并在不同的服务阶段有侧重地调动不同的理论资源以回应需求与问题的变化。
第二，在实务取向上，应当通过实务内容与服务主体的整合来形成具有系统化服务特色的处置目标。为了打破以往社会工作中松散而单一聚焦的服务取向以及主体单一的服务格局，一方面需要通过重返社会工作的知识脉络和理论传统，针对案主的问题和需求重新厘清一个系统性的实践框架。同时也应当改变社会工作者单一的实务取向。在整合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在有限的服务时间内需要承担多样化的角色，而没有所谓“直接-间接”、“临床-行政”这类专业取向上的分割。与此同时，整合理论提倡服务主体的整合，推进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资源链接和实务合作来增加服务的系统性。
第三，在方法技术上，应当通过社会工作三大方法的整合来形成探索多元干预手段并用的处置路径。社会工作整合理论的运用意味着在实践上强调整合性的介入而非单一方法或技术的使用。在此，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不应当被割裂地理解并分别使用于不同场合，而恰恰需要在服务中交叉使用。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中，问题常常是交错的，也是没有实际边界的，因而也无法以边界所划分的立场或单一的实务技术来解决没有边界的问题。因此，以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准备尤为重要。社会工作者必须针对问题掌握多样化的知识，并且对个人、群体、组织、社区、相关的社会政策乃至更大的社会结构都有所了解。因此在整合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往往是以一个多面手的角色而存在的，他可能分别或同时承担着沟通者、协调者、陪伴者、始然者、倡导者的角色，甚至是表演者、文书者、物资发放者的角色。
第四，在服务的“一般基础”（generic base）上，应当通过明确有效社会工作服务的“共同因素”与一般服务流程来促成共同性与特殊性并进的处置向度。整合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工作，除了内在地呼唤理论范式的对话、实务取向的综合与方法技术的并用之外，还离不开在争议的语境中厘清社会工作服务的核心与基础，从而使弹性化和个性化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能够基于固态基础之上而展开。因此，整合理论的实践也应当对服务种类、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标准等方面有规范性和基础性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工作整合理论的运用必然需要嵌入地方知识与文化语境，并充分利用地方性的社会、文化、历史要素以获得最优的服务方案。比如，笔者曾基于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整合服务的探索，尝试建构一个以“社区关系重建为本”的社会工作整合实践方案。[32]在笔者看来，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阶段中专业服务的推送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源于对灾后重建本身内涵的理解以及其资源调动、组合和分配的方式。灾后重建，可被视为阶段性与系统性统一。从阶段性上来看，灾后重建作为灾害事件应对的基本环节之一，它一头衔接灾后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阶段中的恢复状况，一头衔接后续地方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系统性上来看，灾后重建是一个具有多重面向且需要多部门合作以协助案主及其所在社区修复多重创伤、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系统工程。灾后重建不仅是房屋与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再造过程，也并不局限于针对灾害本身的技术性处理，它在更长远的意义上指向一个心理与社会文化层面诸多方面的恢复和重建过程。对此，台湾学者李丁赞也曾指出：如果我们把灾后重建只看成简单地恢复过去，一定会陷入“重建-破坏”的无限循环中，无法走出灾难社会的魔咒。……灾难社会的重建，必须从结构面整顿，把那些所有让灾难发生的结构根源彻底解除。[33]正是从灾后重建的现实需要来看，社会工作被期待通过多层面、多维度的整合性干预，开展缓解性、保护性和复原性的活动，回应灾区群众生存与发展的多重需要。在鲁甸地震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中，与国外灾害社会工作要么强调微观层面上个人功能修复的临床取向，要么强调宏观层面上国家和地方相关机构和政策的整合安排与服务联动不同，我们的研究和实践则是以中观层面上的“社区关系”作为整合服务的切入点，其不仅牢牢扣紧了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关系”特色，而且也凸显了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的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社区建设”实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本土文化和当前社会建设中“关系为本”和“社区为本”的有机结合。
离开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语境，笔者同样认为以“社区关系重建”为核心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具有更大范围的适用性。一方面是因为“社区”是连接微观个人/家庭与宏观社会的地域性空间，它集中地反映了区域内个人、家庭、邻里、群体、组织所造成影响的多重性和交互性，也成为社会工作能够集中处理不同层面影响、服务不同类型群体的时空场域。因此，社区为社会工作的整合服务提供了最佳起点。另一方面，个人与社会、案主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正是促动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中心问题，也是重新组织分散的社会工作服务的一个可能中轴。近年来，社会工作所强调的“人在情境中”（person in environment）已经成为指引社会工作临床服务的核心理念，因为它内在地试图联接由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玛丽·瑞奇蒙德（Mary Richmond）两位社会工作鼻祖所开创的、两大分立的专业主义立场，转而将个人与社会、案主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放在“关系”视角中加以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本就是一门处理以案主为中心的各项关系的学科，社会工作的助人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协助各个层面服务对象（个人、家庭、群体、社区）调适并建立良性的内部与外部关系的过程。
五、简短的反思与总结
尽管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项普遍的应对现代性风险的制度安排，但其发展的语境却有很大的差异。就社会工作的现实角色而言，如果说西方社会工作是对基督教会在西方社会中福利角色的一种世俗转换[34]，那么中国的社会工作则是对现有福利体系在社会问题应对上的一种嵌入式补充。舶来的专业社会工作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原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东西却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走到一起[35]，原因在于社会工作需要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及其引发的复杂社会问题进行有效回应，这正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价值所在。
虽然社会工作因难以统一的多元性而陷入服务效能的困境，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多元性本身恰恰彰显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可调动资源的丰富性以及巨大的专业潜力。可以说，社会工作的内部分歧既是问题的根源也是繁荣的根源。人类经验的丰富性和社会问题复杂性必然驱使我们放弃单一聚焦、松散的行动框架，转而探索更为系统和有效的整合服务方案。从世界范围看，以“迈向整合”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工作服务正在形塑当下社会工作的实践氛围。以灾害社会工作为例，孟加拉国在灾害管理上特别强调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相关机构的整合安排和服务联动，以保证灾害管理活动有效地计划和协调；斯里兰卡开展的灾后参与式行动导向的社区工作产生了有效的倡导效果，改变了原有社会工作过于集中危机干预和临床治疗的服务格局；灾后重建中类似妇女团体的倡导氛围也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马尔代夫等地形成；美国在卡特里娜飓风后兴起了以社区组织化（community organizing）和精神健康为核心社会工作干预，社区工作在更大意义上成为协调各项灾害服务，包含临床、研究和社区组织技巧的整合实践；在中国台湾地区“9·21”地震灾后服务中，社会工作者提供了一套称为“综融取向”的灾后介入方案；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也是基于本土经验来综合运用整合服务的。[36]越来越多的实务工作者开始反思以往缺乏整合性的专业服务。比如边慧敏、韦克难等学者在研究汶川地震中社会工作服务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时发现，接受调查的社会工作者中有一半的人将“缺乏整合”列为灾害社会工作服务中三大问题之一。[37]
与其他单一聚焦的理论视角不同，整合理论是更具包容性的，它在多元性中展开了一场彻底的对话，致力于桥接不同流派间差异化的理论视角、发展具有综合回应能力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实现服务手段的联盟，以此来重新组织彼此分割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整合理论不是简单的知识叠加，其本身无异于一种理论范式和实务模式的再创造。因此它有助于我们真正从知识的多元性中获益，也为超越社会工作知识传统和服务形态的深刻分歧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可能。
但必须看到的是，社会工作整合理论在现实中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具体运用，这也是一个充满争论且常常遭遇批评和质疑的议题。有些人认为要建立统一的社会工作理论，是“超前的”、“不充分的”和“虚幻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由于不同的理论在观察世界的方式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工作理论的统一是不可能的。[38]事实上，基于不同哲学立场的范式之间究竟能否充分对话，并且以何种形式能够充分对话，这一关涉到整合理论终极合法性的议题仍应当被深入地探讨。但令人欣喜的是，从哲学上的康德到社会学上的诸多当代理论家的笔下，似乎都看到了基于不同范式之间对话的可能性。然而，社会工作内部的多元范式应当以何种方式来完成整合，这仍然是缺乏标准的，也可能随之带来随意进行理论整合的风险。
同时，社会工作整合理论在实务应用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强调整合取向的社会工作服务旨在推进多层次、多面向的系统干预，然而在实际的服务中这种整合服务的系统性如何保证又如何评估？强调整合服务又可能模糊了服务的核心和焦点。另外在方法技术上，整合理论强调突破传统社会工作方法的分割，主张通才取向，但在实际的专业服务中，社会工作者所具备的知识又不可能是完全的。整合理论认为社会工作者应当对不同的知识、策略、技术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与假设有通盘的了解，唯有此才能适宜且时宜地整合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弹性化和个性化地为案主提供服务方案，然而这种弹性化和个性化与社会工作的一般基础之间边界又如何处理？
总而言之，对于社会工作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的系统梳理，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探。能否在社会工作整合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更具服务有效性的“整合模式”仍需更多的本土化的理论想象和实践探索。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中国的社会工作究竟应以何种模式有效地推送服务这一困扰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议题应当被持续加以思考。我们既需要根植于中西方社会工作的知识脉络来致力于调动更多的理论资源和探寻更有效的服务方案，同样需要根植于我们的本土实践，在与西方经验的持续对话中廓清社会工作的中国特色之路。对此，我们需要培养整合理论思维，树立明确的超越各种二元分歧的意识，在寻找理论范式整合和弥补服务形态分化的基础上，探索更具整合力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服务模式。
注释：
[1]“总体性社会”的最大特点在于国家与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重合，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现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等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整体实现全面的控制。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2]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的身份不再由某个集体来界定，总体性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和资源高度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个体行动会越来越趋向于求同存异，在一致中塑造自我个性。参见文军《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3]贝克所定义的“风险”首先是一种社会秩序的风险，“它不仅改变着社会，而且改变着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甚至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参见张成福、谢一帆《风险社会及其有效治理的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陶建钟将社会秩序的风险归纳为：制度的自发性、亚政治与泛政治突显、社会个体化倾向、信任系统消解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质疑等。参见陶建钟《风险社会的秩序困境及其制度逻辑》，《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4]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5]佩恩根据案主的不同取向将其分类为：反思-治疗性理论（reflexive-therapeutic）、个人主义-改良主义理论（individualist-reformist）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论（socialist-collectivist）。参见[英]Malcolm Payne《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何雪松、张宇莲等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台湾学者林万亿将社会工作理论范式按理论的抽象程度划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部分。参见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72页。文军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区分了三大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的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范式以及批判主义的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范式）及其所属的具体理论。参见文军《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范式及其发展趋势》，《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6]这种“双重偏好”在Epstein看来，来源于社会工作对于社会正义原则和通过心理疗法实现个人转变的同时承诺。参见Laura Epstein，"The Culture of Social Work"，in Adrienne Chambon，Allan Irving，Laura Epstein，Reading Foucault for Social Work，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9.
[7]文军、吴越菲：《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及反思——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工整合服务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8]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9]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认为“社会工作主要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属于一种‘助人的艺术’”（Art of Helping）。参见Werner W.Boehm，"Social Work:Science and Art"，Social Service Review，Vol.35，No.2，1961.pp.144-152。这种观点否定了社会工作服务对科学性、理性技艺习得的必要性。
[10]笔者认为，“选择性”的和“反理论”的经验主义式服务是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突出存在的两大问题。前者表现为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手段等方面的单一聚焦和偏向，与服务的系统性相悖。后者表现为社会工作服务由于长期处于“理论欠缺”甚至是“反理论”的专业立场，侧重于依靠经验而非理论来指导实践，由此带来实务的随意性和破碎性问题。有关于“反理论”（Anti-theory）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文军《增强社会工作学科的理论自觉》，《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0日。
[11]Michael J.Holosko，"The History of the Working Definition of Practice"，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Vol.13，No.3，2003.Pp 271-283.
[12]Mimi Abramovitz，"Social Work and Social Reform:An Arena of Struggle"，Social Work，Vol.43，No.6，1998.pp.512-526.
[13]Marvin D.Feit，"Toward a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ce:Reframing the Dichotomy"，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Vol.13，No.3，2003.pp.357-365.
[14]Phyllis J.Day，A New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9.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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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文军、吴越菲：《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及反思——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工整合服务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33]李丁赞：《重回土地：灾难社会的重建》，（中国台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第78期。
[34]文军：《西方社会工作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35]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36]本段文中所提到的有关整合理论实务运用的灾害社会工作研究案例，详情可参见：Md.Faruque Hossain，"Disaster Management in Bangladesh:Regulatory and Social Work Perspectiv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al Welfare，Vol.27，No.1，2011.pp.91-101； Eileen Pittaway，Linda Bartolomei，Susan Rees，"Gendered Dimensions of the 2004 Tsunami and a Potential Social Work Response in Post-Disaster Situations"，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50，No.3，2007.pp.307-319； Loretta Pyles，"Community Organizing for Post-Disaster Social Development:Locating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50，No.3，2007.pp.321-333；林万亿：《灾难救援与社会工作：以台北9•21地震社会服务为例》，（中国台湾）《台大社会工作学刊》，2002年第7期；文军、吴越菲：《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及反思——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工整合服务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37]Bian Huimin，Wei Kenan，Feng Hua，Zhang Qiongwen，"A Study of Social Workers’Involvement in the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of 5.12 Wenchuan Earthquake"，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2，No.3，2009.pp.211-219.
[38]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