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的中央城镇工作会议指出，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非常紧迫的问题就是科学认识城市内部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关系，否则，就将损害下一程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和谐有效的发展。
人们常常凭简单的直觉认为，城市的产业升级，就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在这种误区指引之下，就会认为需要动用政策手段限制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城市，而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积分落户政策上对低技能劳动力设置更高的门槛。
真实的情况是，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劳动分工。在任何生产单位里面，都需要同时有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相配套。比如在上海陆家嘴的金融街，除了需要高级的白领以外，还需要清洁工和门卫。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往往都是相对来说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人，这个时候在社会产生一个分工效应，一个地方的社会分工效应越强，低技能的劳动者越会从高技能者的集聚当中获得好处。
第二个原因，人力资本外部性。大学生和大学生之间存在相互学习效应，同时，大学生也会对初中生和小学生产生知识的外溢。比如说，在外国人多的地方，一些服务业里的从业人员有人会说点外语。
第三个原因，消费的外部性。生活中，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有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服务，包括餐馆里吃饭或者请家政人员，提供这种服务的往往是低技能劳动者。
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那么，是不是大城市就需要更少的低技能劳动者呢？不是这样的。恰恰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带动了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总体上来说，更大的城市中从事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更高。
同样道理，即使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同样带来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其中，服务业的很多从业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美国的研究发现，每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换句话说，高、低技能的劳动力的比例大致就是1：1的关系。相比之下，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大约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城市未能像美国的大城市那样发挥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作用。在美国，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相比，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的比重都比较高，而中间技能的劳动力比重较低。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上文所说的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高技能劳动者集聚在大城市后，既在生产里需要清洁工，同时也在生活里面也需要家政服务员。但中等技能这部分的劳动者，“高不成低不就”，既难以跟高技能劳动者竞争，又不愿意做低技能劳动者做的服务工作，这些人相对来说不愿意到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去。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出现的情况。
那么，中国的城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数据显示，大城市明显比中小城市吸纳了更多的高技能劳动者，但是，初中以下劳动者所占比例却比中小城市更低。对于这种现象，很多人会说，这不挺好吗？大城市高大上嘛。真是如此吗？不是的，我们的研究证实，中国的大城市并不是不需要低技能劳动力，而只是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落户政策，一个城市的落户难度越高，这个城市的低技能劳动者所占比重越低。在客观上存在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且在高技能者与低技能者之间存在互补性，这时，如果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就会产生一系列损害城市发展的后果。
首先，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受损。根据我和梁文泉的研究，在大企业里技能互补是存在的，低技能劳动者的生产率会因为这个企业的高技能劳动者数量提高而提高。反过来，高技能者的生产率也会因为这个企业雇佣的低技能劳动者数量提高而提高。按照道理来说，在大城市里，因为劳动分工较细，将产生更强的技能互补性，但从数据上来看却不是这样。这就很奇怪，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原因，结果发现，是因为中国更大的城市户籍管制也更严格，限制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流入。大家想，当一个企业雇佣不到充足的低技能劳动力去做勤杂工的时候，就只能雇佣相对高技能的劳动力来补充，于是低技能者和高技能者的互补性反而下降。说得通俗些，有一部分大学生可能会去做原本由高中生或初中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
如果高技能劳动者集聚产生大量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而后者的供给却受到限制，从而相对来说供给不足，这时，供小于求的结果就是其价格（工资）将快速上涨，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国大城市里看到的情况。在低技能劳动者供给受限的时候，由他们提供的服务价格一定是往上涨的，这时，高的服务价格就会导致企业相应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雇用，以及消费者减少或者生活性服务的消费。比如说，在公司里，有些可以由后勤处理的事，白领们就自己去做了；在生活里，本来可以到外面吃饭的，就减少外出消费，在家自己做饭了。结果是，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下降了，用来提升自己劳动生产率的学习时间也少了，不利于整个城市的竞争力提升。
如果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落户于本地，还将极大地制约其消费。我曾几次被媒体问到，为什么外来劳动力只挣钱不花钱？根据我和陈斌开、钟宁桦的研究，外来劳动力难以被本地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需要为未来的风险存钱。同时，他们又预期自己未来难以落户，可能要回老家，这样，他们就不消费耐用消费品。此外，他们预期自己未来回老家，收入将大幅度下降，所以需要为未来多存钱。据我们的估计，与一个拥有城镇户籍的人相比，移民的人均消费要低16%到20%。
移民被节省下来的消费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扩大内需，而且也会影响到城镇居民的福利。因为移民节省的消费中有一部分是服务，而这部分节省掉的服务消费实际上就是本地服务业的需求，直接影响到本地从事服务业的居民的收入。梁文泉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城市的移民把省下来的钱往老家汇，这些汇款每增加1%，本地居民的工资将会降低0.088%，而且受影响更大的就是本地服务业的从业人员。
也就是说，由于没有正确认识高、低技能者之间的互补性这一“城市发展规律”，在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之下，城市内部的技能互补性和消费外部性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结果，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和结构被扭曲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都受到了负面影响，即使对于城镇户籍人口也是不利的。
我希望本文讲的城市发展规律能够被政策制定者理解，更科学地制定城市的人口政策，对于能够长期稳定就业且缴纳社会保障的劳动者，应加快他们在就业地落户，并且安居乐业、融入本地社会的进程。对于人口流入带来的问题，积极地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来缓解，也可以通过改进技术和管理来应对。比如说，对于交通拥堵，可以建设更多的地铁，将公共交通在出行中的占比大幅度提高。同时，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升，工业排污就能够大大下降。而公交出行主导的生活方式又可以极大地节能减排，这样，城市的环境不会因为人口增长而恶化。这就是发达国家大城市走过的道路。
大城市未来面临的挑战是，随着城市人口中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同步增长，收入差距将有可能扩大。这时，应该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人们的实际福利差距。如果户籍制度和积分落户制度倾向于高技能劳动者，而户籍制度又跟公共服务的获取挂钩，那么，有权利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将不是对其需求最强的低收入者。原来，城市的公共服务应该起到缩小人与人之间福利差别的作用，而在当下的制度下，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体制却可能使低技能和低收入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反而扩大人和人之间的福利差别，这样就与公共服务提供的初衷相背离了。最近的中央城镇工作会议提出，公租房要覆盖到常住人口，我希望这样正确的政策导向被人们所理解，并且被政策执行者贯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