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落后要挨打”，是至理名言。读者从历史书籍或者纪实电影中可以领悟，战败国的人民岂止是“挨打”而已，简直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凌辱、宰杀，惨不堪言。追源祸始，“落后”是“挨打”的前提。这里讲的落后，在多半情况下，不是指经济落后或者科技落后，而是指观念落后或者军力落后。
实力远非主宰一切
多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在强调，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在国际竞争乃至国际斗争中的重要意义；近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似乎又转为强调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对国家兴衰的重大作用。固然，GDP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过分强调GDP的作用，就违背了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真谛。
从中外历史重大事件的演变历程着眼，我们可以看清楚，尤其是在风云际会的严峻考验中，或者在国力发展遇到关键瓶颈的时刻，无论是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或者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对国家盛衰甚至兴亡都没有起到重大的作用。相反，一部世界史或者一部中国史，从某个侧面看，充斥着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或者以野蛮战胜文明的记载。
应该指出，无论国家兴衰还是战争胜负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战略思维和决策的正确与否。换言之，亦即决定国家兴衰的要素决不是表面上的综合国力，而是领袖的战略素质和组织能力以及由领袖制定并为精英群体普遍接受的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正确与否。战略思维和决策水平在整个战略范畴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战略思维是决策艺术的最高境界。当然，若干并非纯然是巧合的机会，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亦即所谓“国运隆否”。
想当年，成吉思汗及其子侄辈麾下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所向披靡，铁骑过处，动辄屠城，老少无遗。欧洲人痛定思痛，在历史上称之为“黄祸”。无论文明程度还是经济实力，当时蒙古族远逊于被其征服奴役的各个民族，之所以称雄一时，无非是其首领成吉思汗及其左右在政治、军事上见识过人而已。
成吉思汗统辖下的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在蒙古铁骑行军途中，大小不等的诸多国家的军队都被消灭了。众多民族数以亿万计的民众终身都被蒙古贵族奴役。若把成吉思汗对欧亚诸国发动的战争称为反人类的野蛮征服，诚不为过。
统治神州中原的元朝延续了不足百年，然而，四大蒙古汗国(钦察、察哈台、窝阔台、伊尔诸汗国)统治着欧亚其他区块，有的汗国如东察哈台汗国延续了166年，加上蒙古后裔帖木儿创建的帖木儿帝国赓续了前人的帝业，统治年期就在两百年左右了。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朝代如唐朝、明朝、清朝，统治年限也就是两百多年而已。在长达一、二百年的历史期间内，这些被奴役的国家和民族都迟迟不能翻身。
从文明进化的观点衡量，当时被蒙古军队消灭的许多国家所享有的文明远远超过蒙古国。当时蒙古是奴隶制社会，而被它击灭的不少国家都早已是封建制社会了，况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也远远超过蒙古国。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无从改变这些封建制大国被奴隶制的蒙古国灭亡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奴隶制小国居然击灭了众多的封建制大国，几乎征服了整个文明世界，何以如此，发人深省。
长期以来，蒙古族向来能射善骑，就小群体而言，在军事上以强劲的爆发力著称。这种基本国情、民情，自古已然，并非始自成吉思汗。
然而，在成吉思汗成长之前，蒙古族一贯是一个弱小民族，被占领黄河流域的金国百般欺凌，毫无还手之力。在成吉思汗领导下，蒙古崛起于世界。及其身后，蒙古国势不久即一落千丈。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蒙古族依然能射善骑，却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强盛起来，以迄于今。
至于蒙古族的军事潜力被挖掘出来，蒙古国的军事实力快速膨胀，亦即成吉思汗的远见卓识普遍被蒙古贵族乃至民众普遍接受以后的必然结果罢了。换言之，成吉思汗本人的真知灼见被蒙古贵族群体一致接受，并且付诸于创新的实践活动中，是蒙古军队战斗力倍增和蒙古政权高效运转的前提。
在中国历史上，若干异族文明程度远不及汉族，人口和经济实力亦远逊于汉族，却数次入主中原，彻底征服了汉族。如统治中国长达近百年的元朝或数百年的清朝，就是典型的例子。
诚然，时隔数百年以后，历史学家可以归诸于“兄弟民族之间的内部矛盾”。然而，当年情况却不是如此，汉族视之为亡国之痛，而且当时受奴役的汉族民众的切身感受和体会，也断然不是如此。
观念落后必然挨打
再以中国近代史上尽人皆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当年中国之所以被英国战败，也不能归因于中国经济实力不如英国。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另据资料，当时中国综合经济实力远过于英国。在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28.7%的份额，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国家的总和26.6%还要多。
况且，根据美国人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从明朝至清朝前叶，由于中国对外贸易数量惊人，有七千吨至一万吨白银由欧、亚诸国流入中国，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数的三分之一。再加上中国在本土流通的固有的白银存量，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中国已经拥有世界近一半的白银。
由此可见，谈到当年中国GDP数额之大、拥有贵金属之多，英国完全不能望其项背。总之，若论综合经济实力，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确实不如中国。
当年英国远征军拥有的无非是载有黑火药充当内装火药的前装滑膛炮的三桅木帆船而已。中国在沿海布防的军队也装备了这种火炮，属于同一技术时代的产品。可是，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以后，在火炮材质工艺、弹药质量、机动性、射速、射程和精度等关键技术上，中、英火炮技术存在巨大的差距。英军火炮优于清军火炮，更不用说三桅木帆船在海上的优越的机动性了。
1840年6月，英国首批远征军七千人(海军三千、陆军四千)抵达中国，其后又增兵。论装备火力、机动性以及战法、调控能力，清军远逊于英军。1842年7月，万余英军分兵占领了上海、镇江，控制了南北漕运，攸关清朝经济和政治命脉。一月之后，《中英南京条约》签字。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终于战胜了中国。原因恐怕不全是英国人“船坚炮利”而已。说到底，当年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尤其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观念及其社会生活形态，已经比中国人超前数个时代了。
尤有甚者，当年英国正在迈向“日不落帝国”，国力处于上升过程中。英国百业振兴，精英群体是带着世界视野看待国际事务的。相比之下，清朝早过了康、乾盛世，举国处在发展停滞的老迈阶段，君臣对于客观科学的认识尚有隔膜、代沟，遑论以世界视野看待国际事务？
康熙朝之后，中西军事差距急剧扩大，主要原因是君臣及民间均缺乏危机意识，举国偃武修文，马放南山。至于满朝文武官吏，更是文恬武嬉。士大夫自诩居于康乾盛世之后，犹有余荫可庇，孰料在战争中，一击即破。
况且，中国亿万农民产出的绝大部分物资，都作为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消耗掉了，岂有余裕用于战争？对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毫无裨益。
清廷在战略上缺乏危机意识，科学、工业又付诸阙如。一旦烽火突起，清军岂是英军虎狼之师的对手？战争的结局，不待智者而决。
即如明末引进西洋大炮、开花炮弹，明、清双方在战争中频频使用。及至康熙朝敉平内乱以后，不但不购置新型号，而且把现有的都搁置不用了。左宗棠西征新疆时，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末开花炮弹存货，不禁感慨万千：“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由此观之，如何剖析“落后要挨打”，尚待商榷。这个说法应该改变为“观念落后或者军力落后者就要挨打”。这似乎是一条铁则，在今后还是适用的。
国家兴旺不能仅着眼于体制改革
许多学者食洋不化，将国家兴旺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主要归诸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认为要突破瓶颈之制约，归根结蒂，在于政治体制之改革。诚然，这是至理名言。可是，置身于大时代，禀性大开大合的战略家面对变化莫测的世局，不能仅着眼于常数，还要顾及变数尤其是关键性的变数，以及大时代对这些变数的要求和这些变数对于大时代产生的推动作用。
若论军事打击力量之犀利无双，民主体制之合乎民心，决策机制之科学合理，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之雄厚发达，当代应该数美国为最，环球无出其右。上世纪末，美国国力傲视世界，在外交、经济、金融、科技、军事诸层面拥有雄厚的资源。设若美国整合各项资源，一体发功，则举世莫与匹敌。
然而，不足十年，美国在国外苦于伊拉克、阿富汗两场反恐战争迟迟不能结束，金融海啸爆发以后，多年来国内患于经济欲振乏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此刻美国陷于内外交困，恐怕不是过甚其辞。
这段期间内，在美国，举凡政治体制、决策机制以及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各项支撑基础，客观要素并无变化，却形成了势移境迁的变动。综上所述，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偌大的变动？
所有客观条件基本未变，美国国势却呈现阶段性走下坡的迹象。此无他，无非是小布希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在大战略层面上出了差错。归根结蒂，变局之形成，归诸于当年华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在战略评估上犯下的严重缺失。无怪乎不久前克里国务卿对此发表评论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近年奥巴马强调“巧实力”，借力使力，隔山打牛，几个回合下来，终于在亚洲事务中，又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
这个状况说明战略谋划是否得当，对于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其重要程度不亚于这个国家的体制、机制及各项支撑基础。此即一例。
为国家谋划方略，恰如医生为病家研究治疗方案。医治沉疴已久的病人，有多条途径。医治久病者，保守疗法是食疗，改善营养，增强病人体质，三个月以后可见疗效；稍快一些的是药疗，对症下药，一个月内可见疗效；更快一些的是肌肉注射强身补针，一个疗程下来，两週以后可见疗效；最快的则是静脉点滴，一、两天内可见疗效。
治国犹如医病。治国方略的基点是高收效、低成本，对策性的建言必须兼顾紧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国家最高领导人之睿智以及由决策层制定并为精英群体普遍接受的正确的国家大战略，确实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基本的也是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尤其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在评估国际格局走势及周边情势走向时，这条规律仍然甚至更为适用。
诸多学者一味强调改革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可能失之偏颇。对于决策层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固然重要，可是对战略谋划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在执政当局面对内外困境，治丝益棼，更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隐患时，特别是因应内外严峻挑战之际，更加应该着重于战略谋划。战略谋划得当，则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则，必有事倍功半之忧。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乔布斯决定苹果盛衰
领袖素质及战略正确与否，也决定了一家跨国大公司的兴衰。这方面的一个最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蒂夫·乔布斯任职与否之于苹果公司的兴衰。
乔布斯高中毕业后，仅在里德学院读了一学期，就沉浸在电脑行业里。1976年，乔布斯与沃兹尼艾克在居家的车库里创办了苹果公司以后，业绩节节上升，规模空前扩大。1980年，苹果股票升至每股22美元，一夜之间两人变成大富翁。
1983年，董事会委任营销奇才斯卡利为CEO，执掌全权。斯卡利认为乔布斯营造的创意氛围陷入混乱，需要制定规则约束他。1985年，董事会鉴于乔布斯独断专行，性格上又“好斗”，决定解除他在Mac电脑部门的职责，只让他象征性地担任董事长一职。事实上，乔布斯被解雇了。
其后，乔布斯成立了NeXT公司，瞄准专业市场，而苹果经历了一段差强人意的时期以后，却逐步陷入了困境。苹果高层领导不断更迭，经营不善，营运业绩每况愈下，财务收入开始萎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苹果股票犹如掉了线的风筝，直往下跌落。苹果公司若非“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时还有苦撑的余地，早已关门大吉了。
更严重的是，在美国高科技业界，苹果员工被认为是一群碌碌无为的失败者，不少员工确实也陷入了自暴自弃的境况，只等着苹果宣布结束营业，如果有幸能撑到那一天，就领取遣散费走人。
1996年，苹果公司董事会决心改弦易辙，重新聘用乔布斯作为兼职顾问。次年，苹果公司任命乔布斯为大权独揽的苹果公司CEO，又决定收购NeXT，让他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苹果公司的业务。
乔布斯指出：“当我重返苹果公司时，情况远比我想象的糟糕。”面对奄奄一息的苹果公司，他大刀阔斧地对公司进行改组并且制定了一连串降价促销新产品的措施。1998年，乔布斯的措施奏效了，这年第四个财政季度他为苹果公司创造利润达一亿零九百万美元，惹人注目。
其后，苹果公司好戏迭出，令人眼花缭乱。以乔布斯为首的苹果公司技术开发、营销团队接连推出一系列新产品，包括iPod、Mac电脑、iPhone和iPad，广为全球用户喜爱，业绩之亮丽，举世有目共睹，等于重塑了整个高科技行业。
况且，苹果公司推出的若干产品，譬如iPhone，是很难被人“克隆”或者“山寨”的。这种设计定位一锤定音，从而为苹果公司持续赚取巨额利润提供了保证。
时至今日，苹果公司股东赚得盆满钵满，皆大欢喜。最近苹果公司的市值一举超越了微软，成为全球最值钱的科技企业。自从乔布斯在1997年重新执掌苹果帅印以来，他已经成为全球最受尊敬的CEO。《财富》杂志将乔布斯评为“10年以来的最佳CEO”。这份权威杂志将某人评为某一“年度CEO”，已经非常了不起，何况是被评为10年以来的最佳CEO了。
苹果公司财务报告显示，至2011年，公司掌握的现金储备高达764亿美元，另外“巨额利润正在快速增加中”。同年，美国财政部账号内的现金总量却只有737亿美元。苹果公司掌握的现金居然超过了美国财政部，这是尤其惹人注目的。无怪乎，乔布斯患绝症暂时离开了苹果公司，公司股票大幅下跌，可见公司成败全系一人。
乔布斯重新进入苹果公司前后，美国政治、社会、科技、金融体系迄无变化，以硅谷为主的美国各个高科技研发基地境况依然，甚至苹果公司内部主要结构及研发、促销团队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乔布斯并没有要求实施结构性的体制改革，却在不长的期间内引领该公司闯出迷阵，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以一身系一家超大型跨国公司之安危，此之谓也。
斯坦福大学异军突起
谚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依据“常法”得出的结论，倘若按照“变法”对待大学教育，结果大相径庭。斯坦福大学异军突起，就是以速成法提高大学质量的一个例子。关键仍然在于最高领导人的创新思维及高效的执行力。
截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斯坦福大学仍然是二流甚至三流大学，被人戏称为“乡村大学”，远不能与美国东部那些常春藤大学同日而语。而使斯坦福大学在短期内脱颖而出，跃居美国大学首位的功臣就是特曼教授。
1951年，特曼作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以低廉地租将一千英亩校园长期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设立公司，再由他们与大学合作，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机会。世界上第一个大学、公司结合的工业园区就此诞生。
斯坦福工业园区发展成为硅谷，培养了大批时代精英，创造出高科技奇迹，终于世界高技术工业园区的楷模。斯坦福校友在硅谷创造了数百家知名公司，硅谷人杰地灵，拥有4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上千名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2000年，硅谷一地GDP总值达到五千多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GDP总值的半数。可以说，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
1955年，斯坦福大学遴选教务长。在斯坦福，是教务长而不是校长执掌校务大权。特曼以高票胜出。特曼的使命是把斯坦福的未来目标锁定为“美国顶级，世界一流”。
要把一所“乡村大学”办成一流名校，不啻一项旷日持久的系統工程。然而，特曼及其同事推动创新思维，打破常规，在短期内达到了这一目的。他们认为，要用速成法建成一流名校，必须对症下药。一所综合性名牌大学需要由知名教授群支撑。
如果斯坦福大学群集了一批国际知名的教授，则全球一流的生源迟早会荟萃于此，因为有志向的研究生、博士生，不论来自哪个国家，毕竟是追随国际知名的教授而不是盲目追随名校的。只要国际知名的教授群集在斯坦福大学，就会启动全球一流的生源大批报考斯坦福。
他们首先从知名教授群着手。校董会为了吸引知名教授，执行双管齐下的办法：其一是重金聘请名流大家，辅之以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一流的设备和实验室以及配套的优待人才的政策；其二是利用校区空地，盖建了许多美奂美轮的别墅，供教授阖家择一居住。
他们调查每个专业领域内的知名教授，组织若干个小组，按图索骥，专程前往游说，说服教授们过来执教。他们对教授们应允的工资因人而异，均比教授们原来的工资高出一大截，并答应在其他方面(诸如代聘秘书、配偶就业等)提供优惠条件。
高工资对有的教授并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于是游说小组使出第二招，提供往返机票及全程招待费用，请教授夫妇一齐到斯坦福大学校区游览观光，不过有一个条件，即教授必须携带妻子一起过来才行。
教授夫妇来到斯坦福大学以后，对斯坦福为教授们盖建的别墅群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批别墅条件相当好，虽然不能同亿万富翁的豪宅相比，其规格之高，却是那些教授夫妇在当年可望而不可即的。于是，往往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教授还在犹豫不决，妻子却决心搬过来过舒服日子，这样就促使教授最终作出决定。
其实斯坦福大学为国际知名教授们提供的条件确实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住在美奂美轮的别墅里面，享受全美最宜人的冬暖夏凉的气候，即刻可以领取按照常规需要几十年以后才能获得的高工资，何乐不为呢？
于是乎，不数年，斯坦福已经群集了多位全球顶级的教授、学者，立志向名师叩教的聪颖学子也纷纷闻风而至，从全球各个角落涌向斯坦福。如此，举凡师资、生源，斯坦福均傲视全美以至全球矣。
古往今来，多少大学都期盼成为世界一流名校，最终梦想成真者却寥若晨星。斯坦福大学是一个异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斯坦福跃居美国学术机构前列。及至八十年代，斯坦福已经超过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位居全美大学之首。
美国评估中国战略谋划能力
回头阐述一下美国专家对中国战略谋划能力的评估。总体说来，美国战略家认为，中国战略谋划能力属于上乘，否则，中国也不可能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取得持续高速发展的成果，而这项成果是举世罕有的。
美国战略家对于中国战略谋划能力的正面评估，大体上分为两层：
其一，就政经一体化而言，多年以来，中国决策层巧妙地利用了国内外客观上存在的正面因素，对于负面因素则或者回避或者搁置，均进行了无害化的处理，终于在维持现行的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取得了持续高速发展的成果。这说明中国制定并推行国家发展战略是成功的。
其二，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层面，尽管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险峻，不论如何，中国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期间，却成功地一再阻遏了一场大战降临在中国的险情。这说明中国制定并推行国家安全战略是成功的。
涉及中国包括军事战略及军力运用的背景，以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及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为例，中国军队得手后即迅告撤退，从而既达到了教训敌手、稳定边界安全的战略目的，又避免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不致于为之长期牵制。美国战略家在检讨过去十多年以来美国陷于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利害得失时，对于中国高层的上述决策，尤其给予正面评价。
接下来，谈谈美国战略家对中国决策机制的评价。若干学有专长的美国学者指出，中国决策机制的长处是在重大事件突然爆发以后，北京可以利用一党执政的有利条件，调动全国各种资源，快捷、有力地应付为危机，这是中国决策机制的长处。
相比之下，美国战略家认为中国决策机制的短处则是不足以预测、预报危机可能在何时并且以什么形式爆发；至于预防危机爆发的能力，更是中国决策机制的一块短板。换言之，亦即中国决策层对危机爆发进行预测、预报的能力比较差，遑论预防能力了。
至于为何北京能够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却始终未能改变在预防、预测、预报危机方面存在短板的现象，美国战略家的结论主要有两条：
其一，中国举国上下沉浸于和平的环境久矣。战略学界乃至北京领导层均缺乏忧患意识或危机感，无从体会“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至理名言。这方面，他们积习已深。惯性的力量毕竟是不容忽视的；
其二，北京决策层清一色由学自然科学的专家或工程师组成。他们擅长于微观分析及定量分析，从事经济建设均是槃槃大才，在宏观分析及定性分析方面却略有不足，因而对大战略的确立及政略应变性的适时调整欠缺悟性。
大国博弈谋略居先
奥巴马上任伊始，为了适应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国力的相应变化，揭橥“巧实力”的口号，即今后华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能一味逞强，要改弦更张，即需要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巧妙地予以运用。概言之，亦即美国在应付危机手段上，应该“与时俱进”，多从谋略上着手。华府在体现国家意志上，要着眼于运用“软实力”，把“软实力”的运用予以最大化。至于运用“软实力”，则当务之急自然是立足于谋略了。
2010年，始则日、中卷入钓鱼岛纷争，继则东盟与中国陷入南海主权的纷扰，终则美、韩在朝鲜西海举行军演，这一年中国周边波涛迭起，杀气陡升，令人困扰。华府仅是隔山打牛，借力使力而已，已经令北京倍感阵阵罡风扑面而来，还不知道云遮雾罩背后究竟存在着何等风险。这就是华府为了重返亚洲而运用“巧实力”所致。
美国在谋略运用上，看来也在与时俱进。《孙子兵法.谋攻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对此，似乎华府开始懂得个中三味。若论华府运用谋略，则既逐渐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又往往体现出时代的特点。
中、美两国军事战略的区别之一在于：中国军队着眼于首先打击敌军的薄弱部份，而美军却总是选择敌军要害的关键节点进行袭击，以图“一剑封喉”，产生震撼性的效果。美国前国防部长伦斯菲尔德曾经强调，美军需要避免陷入大规模的地面战争，而应该在多数情况下，依靠海、空优势，组建小型、灵活的地面部队，打击敌方的关键要害，成为风向标，说明美军越来越重视远途突袭的战略思维。
今后美国对付全球恐怖组织，在非对称军事行动中，看来也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具体说来，亦即打破常规思维，以突袭为手段，直取敌方要害，达到一剑封喉的目的。
至于谋略运用，中国亦非弱者。在古代，中国已有六韬三略，涵盖军事、政治以至内政权谋。一部《孙子兵法》，大战略层次思考之精深，具体运用之出神入化，几乎生生不绝，化化无穷，至今在中外战略界脍炙人口。何况，中国近现代史上，更不乏洋为中用、土洋结合的手段，在战略谋划上先我著鞭、制敌机先的典型事例，更是层出不穷。问题在于，时至今日，中国战略学界乃至决策层究竟有否悟出道理而已。
斗智、角力与斗气
美国对中国未来国家地位的战略定位，亦即认为中国综合国力正在迅速增强，对美国全球龙头老大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可能已经介入其对中国方略的决策过程中了。一言以蔽之，今后美国要以准超级大国对待中国了。
华府视中国为准超级大国，则中国未来的处境尤其被动。假如华府尚未把中国视为准超级大国，则没有整合国际力量对付中国的必要性，中国也不致于有可能沦为众矢之的；倘若华府已经把中国视为超级大国，则两个超级大国在地球村必然需要和平相处，美国在对华决策上自然有所忌惮，不致于在必要时无所不用其极。过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处了近半个世纪，彼此打交道时确有一定之规，互相把核心利益视为禁脔，对方不会越雷池一步。
鉴此，中国被美国定位为准超级大国，可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一言以蔽之，有朝一日，今后两国互动关系或许会趋于更加复杂和尖锐，其源盖出于此。
以往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仅受制于美、中两国战略目标差异所形成的利益冲突性的矛盾而已；今后则还要受到美、中两国孰居龙头老大的考量的牵制，而这层考量是基于结构性的矛盾，相当难于调和。当前美国正在中国周边下子布局，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却已经令中国感到团团杀气逼面而来，呈现出“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趋向了。
世界进入新世纪以后，中、美关系迭经风波，一路趔趄走来，至今仍然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状态。中国处于较弱的一方，腾挪移身有方，能始终保持这种局面，实属不易。
今后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双边关系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必然会不时遇到麻烦，却仍然属于可控性质。双方能否突破国际关系史上的阴影，发展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需要确立战略互信，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样就突显了谋略运用的重要性。
今后双方尽可“斗智”，折冲樽俎，却无须进入“角力”的阶段；至于“斗气”属于未入流的手段，则大可不必了。这是力所能及的美好愿景。
世界早已处于核时代，核武器仍然作为制约美、中高层莽动的有效手段。核武器对人类的大规模杀伤能力，今后仍然起着制约两国在军事层面上“见真章”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巧妙地运用谋略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着双方均处于形格势禁的地步，以致彼此无须或不能跨入“角力”的阶段的可能性。
李光耀在世时，一次他针对美国在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这一问题，直截了当地指出，“你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只有他们自己能这么做。除非你想要向他们宣战或者是在经济方面抑制他们的发展。然而，这么做将适得其反。假设中国自身没有出问题，你们只得接受它会变得更加强大的事实。”
李光耀的说法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中国爆发的内乱可能导致中国崛起被“横刀夺爱”，亦即孔子所称“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尽管这是部分人的一厢情愿，北京领导人把治国的努力聚焦于内政问题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智库应重视战略规划
当前众多人士纵论天下事，竞相赶时髦，凡事均归咎于体制。彼辈对外不满，动辄骂外邦“白眼狼”；对内不满，则动辄指出：“这是体制问题”。于是乎，外部矛盾一概归咎于外邦；内部问题则推诿为“体制问题”，本人则作壁上观，落得个逍遥自在。究其实质，无非拒不追究本身无能或失责罢了，一味卸责而已。在美、欧、日本知识群体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遇事从不建言献策，却动辄怨天尤人。如此作为，毕竟于事无补。
中国体制容有诸多弊端，加之积重难返，今日从何处入手，自非易事。然而，国人对中国体制也无须妄自菲薄。倘若中国体制弊端百出，“乌云压城城欲摧”，则中国又岂能从2000年GDP总量仅占世界第六位而十年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海啸爆发以后，中国又岂能全身而退呢？亚太地区各国又岂能将中国视为本国经济脱困的“经济引擎”呢？
开国上将张爱萍在与他儿子张胜两代军人的对话中，直言指出：“说什么问题全出在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这就画龙点睛地点出了体制弊端与是否善于从建言献策中汲取精华之间的辩证关系。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一句名言：“Dotherightthing”远比“dothingright”重要。一言以蔽之，就战略规划而言，做对的事，要比把事情做对重要的多。对于高层，是要如何规划做对的事，而对于基层，则是如何思量去把事情做对。
顶层设计，亦即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正确的话，纵使政治体制不动大手术，也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如果战略规划乖误，则适得其反矣，越是坚决贯彻，恶果越是严重。假若此时再在体制上动大手术，势必土崩鱼烂矣。
概言之，如果战略规划正确而得力，即使贯彻执行不力，区别仅在于成绩大小而已。反之，战略规划乖误，顶层设计出现弊端，则失之毫厘，缪以千里，流毒所至，无远弗届。可见战略规划乖误，产生的问题很严重，一定要慎之又慎。
目前中国正在大办智库。据悉各行各业都在兴办智库。各智库应该格外重视做好战略规划，尤其是要在各自研究领域中，在预防、预测、预报上有所建树。
实际上，预防或者至少预测危机，对于一个国家应付危机的综合能力说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假如一国政府至少能做到预测危机，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能够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处理危机。如果能够以综合治理的方式，采取因应措施，就能达成所谓“防患于未然，消祸于未形”的境界了。
反之，假若预测危机的能力不足，则处理危机时成本巨大，以致事倍功半，劳民伤财，甚至还会留下后遗症，创巨痛深。所以，是否具有比较强的预测危机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一国政府决策机制是否合理、高效。
军事改革擢拔人才
再谈谈一国决策机制在军事学上的反映。应该指出，尤其是在信息时代，无论如何，军事观念不能落后，落后的话，挨打是迟早的事。假如中国决策层缺乏危机意识，中国战略家不在今天居安思危，不去悉心研究如何打赢一场明天的战争，则中国在近代史上屡次三番被列强击败、中华民族一度任人宰割的历史，还会以不同的方式重演。若干年以后，这一代的痛史，又会留待下一代的历史学家着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了。
中国近代史上，十九世纪末清朝各省当局大兴洋务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发展趋于巅峰，均可被称为即将迈入盛世的前奏时期，均被日本横刀夺爱。不旋踵，历史进程遭遇拐点矣，令人痛心不已。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耳。往者已矣，来着可追。执政者可不戒惧乎。
在信息时代，战略、战法快速升级换代，锐利武备日新月异，在战场上各种作战要素迅即切换变化，令人目不暇接。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形态，有几个特点是举世公认的，即快节奏、高强度、全方位以及日益突出的制空权、制交通权的重要性。对信息化战争的特点的体认，是对一支军队的所有军官的基本要求。
当前世界各国纷纷实行军事变革，要旨是确立先进的军事观念。而要确立并且贯彻先进的军事观念，必须人才先行。过去中央军委强调指出，“宁可人等装备，不能装备等人”。这意味着培养合格的军事指挥或技术人才应该走在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前面。
真正的军事人才究竟在哪里？应该指出，人才就在各级军事主官目光所及之处，人才就在你的身边。目前中国军队需要的合格人才，并不是指那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饱学之士，而是指确实通晓某一项专业知识而在处理实际事务中又能学以致用的青年才俊。
实际上，这样的人才遍布军队上下，目前中国军队也已经至少在条文上确立了一种机制，能够在军营里激励、擢拔并且容纳崭露头角的各种人才。今后，这种机制需要能够催逼各级主官在识人、用人和容人上行动起来。不然，别说从地方吸引人才充实军旅，就连已经置身军旅的人才恐怕也留不住。
当前军委正在雷厉风行地部署并推进军事改革，这就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条捷径，有助于中国军队大力擢拔人才并优化军队知识结构。不数年，中国军队战斗力必定喷薄而出。这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