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5月启动谈判至2020年11月正式签署，历经八年"马拉松"式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终于修成正果。RCEP原包括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16个成员国。各成员国曾在2019年9月RCEP第九次部长级会议和贸易谈判委员会会议上就协定80.4%的文本达成一致，并重申确保在2019年年底前结束谈判，然而2019年11月4日印度莫迪政府在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上突然宣布退出RCEP谈判，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关于印度对RCEP的政策变化，有学者从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印度经济的冲击、开拓亚太市场、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践行"东向行动"政策和自由贸易协定（FTA）战略、制衡中国、实现"大国"目标等角度阐释了印度参与RCEP的原因，也有研究探讨了印度国内政治状况、经济产业结构、对国际贸易失衡问题的担忧、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RCEP自身存在的缺陷等因素对印度参与RCEP的制约和退出谈判的影响。这些研究无疑为理解印度政策行为及其背后动机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研究都侧重于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对印度参与RCEP的动力和阻力进行静态分析，鲜有文献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印度对RCEP政策行为的动态历史演变过程，且对谈判过程中印度积极程度和妥协意愿的微妙变化也缺乏足够关注和深入阐释。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借鉴认知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试图构建"认知一决策"理论分析框架，从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角度剖析印度对RCEP政策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
一、印度对RCEP政策立场的历史演变过程
尽管东亚主要成员对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由来已久，但东盟提出RCEP并积极邀请印度加入却是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重要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既是各成员积极应对地区局势变化、探索区域合作新模式的表现，也是东亚区域合作架构从"10＋3"向"10＋6"变轨的分水岭。
（一）RCEP概念的提出和谈判进程的启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双重推动下，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明显加快，并逐渐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以"10＋3"和"10＋1"为基本架构的多层次、多框架合作机制并存的局面。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对"10＋3"合作框架下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开始更加担忧和警惕，因此不仅"东亚展望小组"提出的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即"10＋3"模式）的构想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2005年12月召开的首届东亚峰会在日本的建议下也开始从"10＋3"向"10＋3＋3"（东盟＋中日韩＋印澳新）的合作架构变轨。2006年8月，日本正式提出应在"10＋3"的基础上纳入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基于"10+6"合作模式上的"东亚紧密经济伙伴关系"（CEPEA）。
由于难以弥合各方利益分歧，东盟迟迟不愿在中国支持的"10＋3"与日本支持的"10＋6"两种合作模式中做出决断。直到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式宣布加入TPP，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四个东盟成员国也相继参与TPP，在东盟中心地位和东亚区域合作都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东盟才在2011年2月举行的东盟第十八次经济部长非正式会议上首次提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概念，期望在整合现有五个"东盟+"FTA基础上，构建涵盖东盟十国和中、日、韩、印、澳、新共16个成员国的全面性、一揽子贸易与投资协议合作框架。
2011年11月，第十九次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文件》，强调将在《东盟宪章》原则指导下建设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维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和作为主要推动力的积极角色。2012年下半年，东盟邀请其他六国经济部长达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目标与指导原则》，计划于2015年年底之前完成RCEP谈判，建立一个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争端解决等多领域的"现代化、全面、高质量与互利的经济伙伴协议"。同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16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共同发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同意于2013年正式启动RCEP谈判。
（二）印度参与RCEP谈判的历史过程
自2012年11月正式宣布加入RCEP谈判以来，印度对RCEP的政策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印度在谈判过程中也形成了有限参与、积极参与和放弃参与三种不同的行为选择。
1.谈判起步阶段（2013年5月～2016年2月）∶有限参与，态度强硬
RCEP谈判启动之初，印度政府尽管在言论上对加入RCEP态度积极、兴趣强烈，但其在谈判中的实际政策行为却是"有限参与"、"态度强硬"，不仅妥协意愿较低，参与积极性和参与程度都较为有限。
一方面，印度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和较低的妥协意愿，从而导致印度从一开始就成为RCEP谈判进程中"拖后腿"的主要角色。在2013年5月RCEP第一轮谈判中，各成员国便正式成立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三个工作组。然而，在接下来的四轮磋商中，由于印度与其他成员国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领域以及谈判模式等方面分歧较大，谈判进展十分缓慢。
另一方面，印度曾因缺席RCEP部长级会议、与其他成员在关税削减覆盖率问题上有重大分歧等原因而多次出现"退群危机"。2014年8月，在其他15个成员国的主管部长均出席了RCEP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情况下，印度主管RCEP谈判的印度商工部部长尼尔玛·西塔拉曼（NirmalaSitharaman）却借故缺席了此次会议，改由印度商务部联席秘书苏曼塔·乔杜里（SumantaChaudhuri）代为出席，一度引起了其他成员国的诸多疑虑与不满。更为关键的是，印度代表提出，其关税削减的覆盖率不能超过40%，这与日本等其他成员期望达到的货物贸易开放水平（超90%）分歧很大，从而一度导致RCEP谈判陷入僵局。在这一背景下，当时日本等国还曾提议其他15个成员国率先达成协议，印度再视机决定是否参与协议。
2014年12月，在东盟的积极协调下，第六轮谈判在印度举行，RCEP谈判终于重回"10＋6"的轨道。然而，直至2015年10月在韩国举行的第十轮谈判，各国才真正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核心领域展开实质性磋商，这也意味着东盟与其他成员国于2015年结束RCEP谈判的原计划已化为泡影。2016年2月，美国、日本等12个成员国正式签署TPP。同月，在文莱举行的第十一轮RCEP谈判中，其他15个成员国对印度"只关注本国劳动力出口、不愿意开放本国市场"的保护主义立场和"具有防御性、阻挠性和三心二意"的行为再次集体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对印度发出了"最后通牒"，表示如果印度不愿意降低关税就彻底退出RCEP谈判。
2.谈判加速阶段（2016年2月～2019年10月）∶积极参与，妥协意愿增强
面对TPP谈判结束和其他RCEP成员国的催促，印度经过再三权衡比较，最终选择继续参与RCEP谈判。此后，印度对RCEP的政策立场明显变得更加积极。
一是印度高层对RCEP谈判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一方面，莫迪政府积极在国内重组贸易委员会;授权印度智库、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对RCEP开展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与印度商会等多个组织召开RCEP专题咨询会、研讨会;并积极向国内持反对意见的农业部、钢铁部等相关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和民众论证印度加入RCEP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莫迪本人和商工部部长都积极出席RCEP谈判相关会议，并屡次在官方言论中表达了"积极参与、谨慎推进"的基本立场。
二是印度在谈判过程中的态度更加积极，参与程度加深，妥协意愿也显著增强。2016年4月，RCEP第十二轮谈判因印度开始在市场准入等关键议题上做出一些关键让步而取得积极进展。此后，随着印度方面阻力的减小，RCEP谈判开始明显加速。不仅各国开展谈判的频率明显增加，各成员在货物、服务、投资三大核心领域市场准入问题上也开始展开日益深入的实质性磋商，并逐渐在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经济技术合作、电子商务、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争端解决等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
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后，因日本等其他成员一度将谈判重点转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RCEP谈判进展略有放缓。但在2017年11月14日的首次RCEP领导人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在肯定前期谈判成果的基础上，共同表达了于2018年结束谈判的期望和决心。此后，RCEP谈判再次加速，各成员在一年之内迅速将谈判任务完成度从不到50%迅速提升至接近80%。2018年11月14日，莫迪出席第二届RCEP领导人会议，并重申了印度致力于早日达成高质量、全面、平衡的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会后发布的领导人联合声明对所有成员在商品和服务市场准入等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表示满意，并表达了2019年结束RCEP谈判的意向。自2019年9月开始，印度商工部部长戈亚尔l（PiyushGoyal）连续出席在曼谷密集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态度也较为积极。9月30日，印度在RCEP第28轮磋商中就关税减免做出关键性妥协和让步。截至2019年10月，各方已就协定80.4%的文本达成一致。
3.谈判结束阶段（2019年11月～2020年11月）∶放弃参与，妥协意愿骤减
2019年11月4日，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但印度的突然退出为看似终点在望的RCEP谈判再添不确定性。当晚，16国领导人共同发表联合声明，称各国领导人均出席了此次领导人会议，除印度外的15个成员国已结束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以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目标是于2020年2月正式签署协议。印度仍有一些重要的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所有成员国将共同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而印度最终是否加入协议将取决于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尽管联合声明对印度是否彻底退出RCEP仍保留了较大空间，但从印度政府、媒体和学界的行为表现可以明显看出，印度对RCEP的态度和政策立场已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莫迪政府在公众和媒体面前一改此前对RCEP的积极态度，公然对RCEP及其成员国表达了种种不满。联合声明发布的当天，《印度时报》等印度多家主流媒体及印度外交事务发言人库玛尔（RaveeshKumar）、外交部东方秘书辛格（VjayThakurSingh）陆续发声，称印度认为RCEP的保障措施仍存在重大缺陷，最新一轮RCEP谈判未能反映该协议的指导性原则，且未顾及印度的一些"关键顾虑"，因此莫迪政府已决定不加入RCEP.
二是面对国内的反对声音，莫迪政府不再动员印度学界积极论证"为何印度需要成为RCEP的一部分"，以及"退出RCEP将会如何导致印度被孤立"。自2019年11月以来，印度政府、媒体和学者辩护的焦点已微妙地转变为"为何印度退出RCEP更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
三是印度宣布退出后，日本第一时间向印度和其他成员国传达了"不愿在印度缺席的情况下签署协议"的信号，并积极劝说印度回归谈判，表示希望能够成为印度与RCEP其他成员国之间化解分歧的桥梁，推动16国共同签署协议。然而，面对日本的多番积极劝说，莫迪政府至今仍未改变退出RCEP的基本立场，对于重回谈判也并不积极。2020年2月，RCEP15国举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印度受邀却并未出席。2020年11月15日，其他15国在第四次RCEP领导人会议上最终签署协定，印度依然缺席。
二、"认知—决策"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认知心理学路径是外交决策分析的三大基本理论范式之一。基于对理性主义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认知心理学派把"认知"理解为决策者获取、组织和使用知识的智力活动，以及对信息进行定义和排序的过程，认为国家或组织本身并不能思考和决策，只有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子"，关注决策者如何主观地感知外部世界、对"事实"进行加工、排序和选择，才能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行为是如何发生和变化的。在国际—国内双重博弈下，具有不同行为准则（operationalcode）的决策者需在高压下进行信息处理，他们既不能也不会去寻求完全信息，并在所有可能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因此，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因素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往往更重要的不是客观条件、现实环境或事件的实际情况（即行为环境），而是决策者主观认知和想象的国际、国内氛围通过借鉴认知心理学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并结合印度参与RCEP谈判的实际，本文拟从以下三个认知维度分析印度对RCEP的政策立场和行为选择，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其一，印度对自我身份定位的认知，即印度决策者如何看待印度这个国家，以及如何看待它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角色。认知心理学派和建构主义都指出，国家的自我身份和战略角色定位与国家行为紧密相连，国家在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中，可以产生动机和偏好，进而影响国家行为。决策者对本国的身份定位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体现了决策者对国家现状和前景的综合认识，会受到国际、国内、决策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旦国家"自赋身份"与客观现实或"他赋身份"之间存在较大偏差，往往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并对该国与他国之间的互动产生消极影响。
本文认为，印度对RCEP的决策过程主要会涉及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思考∶印度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加入RCEP是否符合并有利于维护目前的身份定位;印度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加入RCEP是否有助于实现身份目标。印度越认为加入RCEP符合其自我身份定位，则越可能倾向于加入RCEP，反之则越可能拒绝加入。
其二，印度对其他相关国家，尤其是对主要外部威胁的感知。认知心理学指出，一国的"不安全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国的对外决策，决策者所感知到的"他者"意向，尤其是对"敌人"或"对手"的意向和对于他国威胁性的认知是影响其外交决策动机和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决策者一旦感知到了某种威胁，或对他国形成了某种"敌人"或"对手"意向，就会容易按照这种意向来处理新的信息，并按照这种意向对剩余的不完全信息进行推断，从而影响该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因此，感知威胁往往也与建构威胁密不可分，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决策者心理环境的影响。
本文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印度对RCEP其他成员的认知，尤其是对主要外部威胁来源及其与RCEP关系的感知也是影响印度对RCEP政策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印度越倾向于认为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于RCEP内部，且加入RCEP不利于其抵御主要威胁，则其拒绝参与RCEP的可能性越大;越倾向于认为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源于RCEP外部，且RCEP能够帮助其抵御主要威胁，则印度越可能积极加入RCEP。
其三，印度对RCEP成员之间潜藏利益和互动结果的认知。尽管认知心理学派强调了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并认为利益等概念本质上产生于决策者的信仰系统，决策者对利益的界定和评估可能偏离客观环境，但他们并未否认决策者对利益的感知在外交决策中的基础驱动作用。正如哈丁（RusselHardin）所指出的，信任的建立与合作行为的产生本质上来源于行为体对彼此之间潜藏利益（encapsulatedinterest）的感知。当行为体选择信任对方，并愿意采取合作行为时，首先意味着它认为某部分重要的隐性共享利益或目标须依靠合作来实现，且相信对方有能力和意愿满足自己的预期。从这个角度来看，合作的建立和维持既取决于决策者对利益的感知和偏好，也取决于该国能否在利益博弈和互动过程中实现其重视的这部分预期收益。
本文认为，印度对RCEP的政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印度是否愿意选择与其他成员在RCEP框架下建立和维持合作。因此，印度对RCEP的态度既取决于印度对成员之间潜藏利益及其重要性的感知，也取决于其是否认为RCEP谈判互动结果满足了预期收益。印度越倾向于认为其重视的某部分利益需通过参与RCEP来实现，且越认为其他成员能够帮助印度实现这些预期收益，则印度越可能选择加入RCEP并维持合作;决策者对成员之间潜藏利益的感知程度越低，越认为这部分利益不够重要，或其他成员没有/无法满足其预期收益，则越可能拒绝或放弃参与。
综上所述，印度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对主要外部威胁的感知，以及对RCEP成员之间潜藏利益和互动结果的认知共同塑造了印度对RCEP的政策立场及其变化。在不同阶段，印度对RCEP究竟是选择积极参与、有限参与还是不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认知与RCEP之间的匹配程度。如果两者高度匹配，则印度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加入RCEP并积极参与;如果在部分维度匹配、部分维度不匹配时，则印度可能会倾向于加入RCEP但选择有限参与，参与程度取决于匹配程度;当这三个维度都不匹配时，则印度可能会倾向于选择拒绝参与或放弃参与（如表1所示）。
在一定程度上，这三个维度的认知会相互影响，彼此建构，且都包含了决策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并会受到行为环境和决策者心理环境变化的影响。例如，一国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往往会影响该国对"他者"尤其是主要外部威胁的评估，也可能影响该国的利益偏好和对国家之间互动结果的预期。同样，该国在互动过程中预期收益的实现或失败，也可能导致该国对自我身份认知和对外部主要威胁认知的调整。但由于这三种认知关注的焦点不同，且影响它们的主要因素也有差异，因此这种相互影响作用仍相对有限。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主导决策者外交决策的认知因素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三、对印度RCEP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从有限参与到积极参与，再到突然放弃参与，印度的RCEP政策看似变化无常，实则是印度决策者对自我身份认知、外部威胁感知以及潜藏利益和互动结果认知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印度政府的"三维"认知及其与RCEP的匹配程度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印度政府对RCEP的态度和政策行为也出现了重大调整。
（一）第一阶段∶有限参与
在RCEP谈判起步阶段，印度对"大国"身份地位的维护和追求、对中美"威胁"的共同感知，以及对RCEP潜藏收益的重视使得印度对RCEP采取了积极加入但有限参与的政策立场。
1."大国"身份定位与印度的RCEP政策选择
"大国"理念是一直根植于印度历史传统的一种价值观念的政治信仰，也是印度领导人立足于国内发展现状和国际形势而制定的长远战略目标。自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不仅一直致力于追求维护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也一直努力成为"不再被动适应国际形势，而是能够主动塑造和创建国际规则和体系"的"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因此，从自我身份定位的角度来看，印度对其"大国"身份的认知和追求是印度愿意加入RCEP的最主要原因。
其一，加入RCEP符合并有助于维护印度的"南亚地区大国"身份。长期以来，这一身份不仅是印度对自我身份定位的核心要素，也是其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之一。在印度看来，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综合实力，印度都在南亚地区具有明显优势。地处南亚次大陆中心的地理位置优势不仅使其拥有了天然的"势力范围"，也为其争取地区主导权、实现"大国"目标提供了现实战略依托。然而，过去的殖民经历、错综复杂的地区安全局势、美苏等域外势力的长期干预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都使印度对其南亚地区大国身份充满了"不安全感"，并对其他大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保持着高度警惕。因此，东盟、日本、澳大利亚等成员积极邀请印度加入RCEP、制衡中国的行为不仅符合印度对自我"大国"身份的定位，也使印度认识到RCEP可以成为其防范中国扩大地区影响力、维护南亚地区大国身份的重要平台。
其二，加入RCEP有助于印度实现"亚太地区大国"的身份目标。随着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立足南亚、进军东南亚、融入亚太、走向世界"便逐渐成为印度谋求"大国"地位的主要战略方针。◎莫迪政府上台后，迅速将拉奥提出的"东向"政策调整为更加积极的"东向行动"政策，不仅表达了与东盟和其他东亚国家加强合作的意愿，也向世界传达了印度希望作为一个"大国"积极融入亚太、参与地区秩序构建的信号。因此，东盟的邀请恰好也与印度走向亚洲地缘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国目标"不谋而合。在印度看来，这不仅有利于印度进一步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也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崛起给印度带来的经济和战略机遇，为印度实现"大国"目标奠定基础。
其三，加入RCEP也有助于印度实现"世界大国"的身份目标。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对外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印度领导人对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知和角色定位已发生微妙的变化。上台之初，莫迪在国内较高的民众支持率和相对稳定的执政地位更是让其对印度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在莫迪看来，印度不仅是自信而崛起的"全球新兴大国"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也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占据国际贸易话语权的"领导者"和能够服务全世界的"世界大师"。因此，加入RCEP不仅有助于印度践行FTA战略、进一步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也有利于提升印度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塑造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印度对自我"大国"身份的定位也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印度在谈判中的妥协意愿，并对谈判进程的推进和印度与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而为印度退出RCEP埋下了伏笔。一方面，印度的自我身份定位与其综合实力和治理能力之间仍有较大差距，这种"过度自信"不仅使印度过高地估计了自身在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和"以较低成本获取较大收益"的能力，也导致印度在谈判初期表现出了明显的"强势心态"。这不仅对谈判进程的推进形成了较大阻力，也增加了其他成员对印度能力和意图上的疑虑。另一方面，印度的自我身份定位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在不结盟的前提下保持战略自主、追求地区主导权是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题中之意。因此，印度对RCEP的预期已远远超越经济范畴。在"大国"思维和心态的影响下，印度更倾向于将RCEP视为维护和实现其"大国"地位的工具，而不是与其他成员共同提升福利水平的合作平台。这不仅影响了印度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和利益偏好，也大大增加了印度通过RCEP谈判实现预期收益的难度，从而增加了印度退出RCEP的可能性。
2.对中国和美国的"威胁"感知与印度的RCEP政策选择
长期以来，在维护和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印度对"敌人"或"对手"意向的认知并非指向某一个固定国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会根据决策者感知到的主要外部威胁而有所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和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印度逐渐将中国和美国都视为最可能"威胁"其"大国"地位的"他者"。这种对RCEP外部和内部威胁的共同感知也直接影响了印度对RCEP的政策立场和行为选择。
其一，对美国的威胁感知增强了印度加入RCEP的意愿。在全球层面，2008年经济危机后，印度本希望能够通过WTO谈判为本国争取更多发展机遇，并进一步提升印度在国际贸易规则和体系中的话语权。但在美国的阻力下，印度始终未能在WTO谈判中得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禁止补贴的承诺，WTO多哈回合谈判也因美印之间分歧难消而停滞不前。印度因此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挫败感"和对美国的敌对情绪。在地区层面，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奥巴马政府主导的TPP谈判都让印度感知到了美国对其地区"大国"身份的威胁。因此，印度更倾向于依托东盟主导的RCEP来应对美国威胁，并为本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其二，在RCEP谈判初期，印度对美国威胁感知的弱化也影响了印度对RCEP的积极性。2013年7月，也就是RCEP成员国正式启动谈判后的两个月，美国副总统拜登便在访问印度时正式向印度发出加入TPP的邀请。莫迪政府上台后，一直积极巩固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双边关系，奥巴马政府也多次释放了期待印度加入TPP、共同应对中国"威胁"的信号。美国频频示好和印美关系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莫迪政府对美国的威胁感知，影响了印度对TPP和RCEP的利益评估，也大大提升了印度对于自身发展前景的信心。这不仅使印度对参与RCEP的必要性产生了更多疑虑，也使其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自信和强硬，从而直接影响了印度在RCEP谈判初期的表现。
其三，在RCEP谈判初期，对中国日益强烈的"威胁"感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印度在谈判中的妥协意愿。一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中国在南亚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直牵动着印度的敏感神经。印度日益担心中国在印度洋地区不断扩大经济存在和政治影响力，从而削弱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中国在东亚地区权力结构和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优势地位，以及在地区领土争端中的强硬态度都使印度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其追求地区大国地位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在这种对华"威胁"认知的影响下，印度对RCEP框架下的中印竞争态势持有较大戒心，在劣势领域进行妥协的意愿也大大降低。
3.对长期收益和相对收益的重视与印度的RCEP政策选择
莫迪政府上台初期，在"大国"身份定位的影响下，印度对长期政治、战略、经济收益的重视程度已超过对短期收益的重视程度，对成员之间相对利益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对自身绝对收益的重视程度。这种利益偏好既是导致印度决定参与RCEP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对RCEP的政策选择和在谈判中的表现。印度不仅希望通过RCEP获得更多长远的政治收益，对于RCEP能够带来的长期经济收益也感知强烈。
一是RCEP有望成为印度开拓亚太市场、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桥梁。加入RCEP之前，印度已分别于2005年和2011年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了双边综合经济合作协定（CECA），于2010年与东盟达成了FTA，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与韩国和日本签署了双边综合经济伙伴协定（CEPA）。因此印度不仅希望通过RCEP整合印度与东盟、日、韩等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也希望RCEP能够为印度进一步开拓市场、扩大出口、融入东亚生产网络提供便捷通道。
二是RCEP有望成为印度利用服务贸易优势、推动域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平台。与中国等其他成员相比，印度虽制造业略逊一筹，但在服务业领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且近年来一直是服务贸易的主要顺差国。根据印度商工部和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印度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印度出口贸易总额的40%以上，2018年印度服务贸易约占印度整个GDP的12.11%，2019年4～11月印度服务贸易出口额达1420.20亿美元，同比增长7.47%，服务贸易顺差额高达527.80亿美元。因此，正如印度商工部官员所言，"印度希望成为RCEP一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认为其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竞争优势——服务贸易在这一协定中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可，服务也可以像商品一样在区域内自由流动。"
三是RCEP可为印度深化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机遇。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化的改革红利消耗殆尽，莫迪政府计划通过一轮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改革来调整产业结构，解决高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率等结构性问题，全面提升印度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内投资环境。莫迪不仅提出了包括"5T"在内的"印度品牌"（BrandIndia）战略，还提出了印度制造（MakeinIndia）、数字印度（DigitalIndia）、技能印度（SkillsIndia）等一系列改革倡议。因此，莫迪政府希望RCEP可以成为实践上述改革倡议的重要载体，使印度在更加开放的市场中以"开放红利"激发新的"改革红利"。
莫迪政府对成员之间相对收益的重视也对印度的积极性和妥协意愿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由于印度在RCEP成员国中一直处于区域价值链的最低位之一，自由化水平也低于其他成员国，印度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短期内RCEP给印度带来的相对福利变化可能会远远小于中、日、韩等其他成员国。这也使得莫迪政府更加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其在谈判中的"优势地位"，通过"强势外交"来为印度在谈判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尽力保护本国落后产业，并争取从其余成员那里获得更优惠的市场准入。
综上所述，印度之所以选择加入RCEP，既因为这符合印度对自我"大国"身份的定位，也归因于印度领导人对RCEP能够带来的长期政治、经济收益都有较为强烈的感知和较高的期望。然而，莫迪政府执政初期，印度对自我身份认知的"过度自信"、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增强和对成员之间相对收益的忧虑，都加剧了印度的"强势心态"和"竞争心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印度在谈判初期的积极程度和妥协意愿。此外，谈判过程中印度对美国威胁感知的削弱也使其对参与RCEP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如表2所示）。
（二）第二阶段∶积极参与
在谈判加速阶段，随着莫迪政府对中美"威胁"感知、对"大国"身份定位以及利益偏好都出现了一系列调整，印度参与RCEP的积极程度开始有所提升。
1.对美国威胁感知的增强与印度的RCEP政策调整
2016年年初，美国与其他TPP成员顺利结束谈判并签署协议后，印度对中国和美国的"威胁"感知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莫迪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将美国视为阻碍印度实现"大国"地位的最主要威胁。这是促使印度对RCEP态度更加积极、妥协意愿更加强烈的最主要原因。
其一，TPP对印度经济可能造成的巨大冲击使印度更加明确了加入RCEP的必要性和结束RCEP谈判的紧迫性。RCEP谈判初期，在美国多次邀请印度加入TPP的情况下，莫迪政府曾授权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理事会（IndianCouncilforResearchon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等多个国内研究机构对RCEP和TPP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此后，莫迪政府日益明确的一点是∶在印度目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加入RCEP不仅更加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也是其抵御TPP负面冲击的最佳途径。如果贸然加入TPP，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直接进行市场对接，印度国内市场将遭受比加入RCEP更加严重的冲击;但如果不加入TPP，该协议引起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和在规制框架等领域产生的外溢效应都将给印度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甚至很可能会使印度成为TPP非成员国中的最大受害者。因此，随着TPP谈判的结束，印度对美国和TPP的威胁感知骤增。这也是为什么2016年2月TPP刚一签署，印度便迅速在4月的RCEP谈判中做出关键性妥协，而且在印度的积极参与下，仅2016年一年RCEP便举行了六轮谈判。
其二，对特朗普政府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威胁感知也使印度更加倚重RCEP及其成员国来应对美国威胁。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大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政策，对既有多边国际贸易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印度不仅因此蒙受了较大经济损失，也更加感知到了美国对其实现"大国"目标的威胁。2018年，莫迪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也明确表达了对美国"以自我为中心"和"大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焦虑和不满。近年来，特朗普政府不仅频频指责印度高关税政策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还毫无征兆地终止了印度普惠制（GSP）贸易地位，导致价值约56亿美元的2900多种印度输美商品无法享受关税减免优惠，甚至威胁要对印度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引起了印度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肆宣扬"印太"战略、积极"拉拢"印度等行为，在莫迪政府看来既是美国极力遏制中国的表现，但也反映了美国进一步向印太地区拓展和提升其地区影响力、寻求印太地区主导地位、巩固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意图。因此，对印度来说，这虽然有利于防范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向印太地区的战略转移势必会对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造成更大威胁。
其三，对中国的"威胁"感知的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印度在RCEP内部的"竞争心理"，也提升了印度在RCEP谈判中的妥协意愿。一方面，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和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使印度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大大减少。在印度看来，美国对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打压不仅可以抵消中国对印度的实力优势，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围堵"也大大压缩了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因此中国短期内很难扩大地区影响力、获得地区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尽管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对中印关系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但中方在事件处理中的战略克制、在谈判过程中主动扩大对印进口、积极开展中印双边深入谈判和磋商，以及中印领导人在武汉会晤中的坦诚交流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印度对中国意图上的疑惧。对印度来说，在RCEP框架下与中国加强合作既能给印度带来经济收益，应对美国对国际贸易体系和印度经济带来的冲击，也有助于增加印度在印美关系中的谈判筹码。
2.身份定位下降与印度的RCEP政策调整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急剧变化，印度对自我的身份认知和角色定位也有所调整，这也是导致印度在谈判中妥协意愿增强、参与程度加深的重要因素。
其一，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对美国威胁感知的增强使印度对自我"新兴国家"的身份感知更加强烈，并逐渐将维护和追求"印太"地区大国地位作为最主要的身份目标。一方面，自2016年莫迪政府启动一系列经济改革以来，印度GDP增速连续出现滑坡，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失业率持续攀升。因此相比于上台初期，莫迪政府不仅逐渐降低了对于印度发展前景的信心，也降低了追求地区和世界大国地位的自信。加上对TPP负面冲击日益强烈的担忧，莫迪政府对印度的身份定位不再仅仅停留于"大国"层面，而是逐渐对其"新兴国家"身份和实现"大国"地位面临的现实困境有了更强烈的感知。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大肆宣扬"印太"概念，并将战略重点向"印太"地区转移，印度也将其对"大国"地位的维护和追求从南亚、亚太和世界三个层面逐渐聚焦于"印太"地区。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对RCEP的战略方针也逐渐"转攻为守"，从"积极融入亚太、与中国竞争地区主导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渐转变为"努力获得经济发展机遇，并联合其他成员应对TPP和美国威胁"。
其二，上一阶段的"退群危机"和其他成员对印度的强烈不满使莫迪政府对于印度在RCEP成员中的身份定位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RCEP其他成员的谴责、催促和共同施压下，莫迪政府开始意识到，印度不仅没有在谈判中真正拥有想象中的"优势地位"，反而在其他成员中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已大大下降。如果继续在谈判中保持强硬态度，让其他成员认为印度缺乏谈判诚意，不仅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印度与日本和东盟等其他成员之间的双边关系，甚至可能会导致印度不得不退出RCEP、彻底陷入被其他成员孤立的尴尬局面。加上对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应对TPP和美国威胁的诉求，莫迪政府更加不想陷入"单打独斗"的被动境地。正因如此，2017年美国退出TPP后，随着日本等七个同属于RCEP和TPP的成员国│纷纷转移阵地、拯救TPP，莫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与其他RCEP成员之间的双边合作关系，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RCEP的积极态度和愿意加速推进谈判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印度的这些行为既是为了应│对外部威胁，也是为了能够减少其他成员对印度的疑虑和不满，"稳住"它们对印度的信心和对RCEP的兴趣。
3.利益偏好变化与印度的RCEP政策调整
在这一阶段，莫迪政府对成员之间潜藏利益和互动结果认知的调整对印度在这一阶段的政策行为也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一方面，随着印度对外部主要威胁感知和自我身份认知的变化，莫迪政府对成员之间相对收益的重视程度显著下降，期望通过RCEP获得的政治战略收益也有所减少，从而大大增强了印度对RCEP的积极性和妥协意愿，也降低了成员之间的谈判成本和达成妥协的难度。
另一方面，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重新评估，莫迪政府不仅对经济上能获得的绝对收益开始更加重视，愿意为获得长期政治、经济收益付出的短期成本也有所增加。莫迪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以印度目前的实力地位，通过"强势外交"难以获得有利的市场准入条件，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因此，莫迪政府决定用货物贸易领域的关税减让换取其他成员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的承诺和更多对印度的政治支持，并期望在长期成本一收益基本均衡的基础上，通过牺牲个别部门的短期利益换取国家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其提升综合实力、实现"大国"目标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印度在这一阶段对RCEP积极性的显著提升和妥协意愿的明显增强最主要是受到了TPP和美国因素的影响，也与印度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重新调整自我身份定位和收益预期有较大关系。随着印度在三个维度的认知与RCEP之间的整体匹配程度进一步提高，印度对RCEP的政策选择也从有限参与调整为积极参与（如表2所示）。
（三）第三阶段∶放弃参与
在谈判结束阶段，莫迪政府的利益偏好变化和对RCEP谈判的收益预期失败、对中美"威胁"感知和自我身份认知的再次调整促使印度采取了退出RCEP的政策立场。
1.利益偏好变化、收益预期失败与印度的RCEP政策调整
在RCEP谈判接近尾声之际，莫迪政府不仅再次出现了利益偏好上的调整，也对成员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果日趋不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促使印度决定放弃参与RCEP的最主要原因。莫迪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RCEP及其成员不仅没有且无法帮助印度实现一系列重要的预期收益，反而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短期成本和利益损失。
一方面，随着印度政治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和国内社会对RCEP问题的高度"政治化"，莫迪政府对短期利益及其重要性的感知已超过长期利益，从而导致原本吸引印度参与RCEP的激励机制效用锐减。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对外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既有双边FTA对印度产业的"反向激励"作用日益凸显，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在国内的支持率显著下降，也使其在RCEP问题上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政治舆论压力和国内政策阻力。尤其是2019年以来，印度经济增长创六年来新低，国内各类游说、请愿、抗议活动不断，RCEP问题已成为印度国内反对派和亲政派共同攻击莫迪政府的"箭靶"。2019年9月30日，莫迪政府刚在RCEP第28轮磋商中就减免关税做出关键性妥协和让步，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附属民族主义经济组织（SJM）就针对RCEP问题发起了一场持续十天的全国性游行示威。11月1日，印度十个中央工会组织联合呼吁政府退出RCEP。11月4日，也就是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召开当天，国大党等多个在野党领袖齐聚新德里，向莫迪政府问责。在这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莫迪政府对RCEP带来的短期政治经济利益损害及其重要性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感知。莫迪不仅越来越担心签署协议会进一步动摇其国内选民和执政基础、激化国内矛盾、影响经济增长，对于自身能否充分调动国内资源、将短期利益损失有效转换为长期收益也产生了更大疑虑。
另一方面，随着RCEP谈判接近尾声，莫迪政府越来越感觉到印度没有也无法通过RCEP实现重要的预期收益。经济上，印度原本希望通过RCEP获得较为优惠的亚太市场准入条件，并扩大服务贸易出口。但从RCEP的谈判过程和整体结构来看，RCEP仍主要注重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其他成员出于对国家信息安全、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考虑，普遍对服务贸易的开放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考虑到印度在货物贸易方面明显的劣势地位，以及无法发挥其服务贸易优势，印度既担心其他成员国大量廉价商品的涌入会冲击国内市场和相关产业，也担心即便其他成员国放低准入门槛，印度商品也难以快速打入亚太市场，从而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印度的贸易失衡问题。政治上，印度原本希望能够通过参与RCEP来维护和实现其"大国"地位，但无论从谈判过程还是谈判结果来看，印度既没有感觉到自身在其他成员中接受度和认可度显著提升，也未能为印度争取到更有利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更优惠的待遇，更未能在中印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因此，在印度看来，无论是在绝对收益或相对收益上，还是在短期利益或长期利益上，目前的谈判结果都不符合其收益预期，印度重视的大部分关键利益都没有也无法通过RCEP来实现。可以说，印度突然放弃参与RCEP的决定充分体现了莫迪政府对谈判结果不达预期的极度失望和对协议结构不利于己的强烈不满。
同时，随着上一阶段谈判的加速推进，印度与其他成员在多个领域争议和分歧的迅速增加也加速了印度对RCEP及其成员的预期失败。例如，在货物贸易领域，印度从始至终都在关税削减水平上与其他成员有重大分歧。其他成员均同意将商品免税覆盖率提升至90%以上，但印度一直坚持以80%为基础，并对东盟、日本、韩国和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以6%的级差实施差别性关税，并希望将农业和乳制品部门从关税削减清单中排除。在服务贸易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印度在技术服务人员和数据跨境流动、共享源代码等方面一直有着非常强烈的诉求，但遭到了日本、韩国、东盟等多数成员的反对和消极抵制。在投资领域，印度希望能够继续采用投资领域的既有规则，但大多数其他成员都倾向于提高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标准。因此，莫迪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东盟等其他成员并没有帮助印度实现其主要利益诉求的意愿，短期内印度与其他成员在这些关键领域的利益冲突和分歧也根本无法解决。
2.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增强与印度RCEP政策调整
受前期谈判结果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印度对中国和美国的"威胁"感知也再次出现变化。莫迪政府已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已成为印度需要应对和防范的主要"威胁"，加入RCEP反而弊大于利。
其一，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增强使印度参与RCEP的积极性锐减。由于印度长期以来将中国视为"威胁"其地区"大国"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印度国内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已经对中国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对手"和"敌人"意向。即便是在谈判加速阶段，莫迪政府也并未因为对美国威胁感知的增强而消除对中国的疑惧和防范心理。而且因为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RCEP成员中对印度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所以印度国内可能受到RCEP波及的利益集团、主流媒体和普通民众纷纷不约而同地剑指中国，甚至认为RCEP实际上就是中印自贸协定。在这一背景下，莫迪政府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印度此前在谈判中的妥协退让实则给了中国打开印度市场、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可乘之机"，加入RCEP不仅会进一步加剧印度在中印竞争中的失利地位，甚至还会给印度带来经济安全或政治安全上的风险。另外，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迅速推进，成果显著，中国不仅没有因为美国的打压和中美贸易战而一蹶不振，反而对美态度日趋强硬，这些因素都使印度对中国的发展潜力和战略意图更加疑惧。莫迪政府也担心RCEP的签署会进一步增加未来中国与美国、印度谈判的筹码，从而为中国赢得更多战略发展空间，加速中国崛起，"威胁"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
然而在这一阶段，印度国内对中国"威胁"感知的迅速增强实际上也有一些莫迪政府主动建构和故意渲染的成分。一方面，面对不断激化的国内矛盾，莫迪政府希望通过强化民众对"中国威胁"的感知，转移国内矛盾、重获选民支持。从印度宣布退出RCEP前后印人党在邦议会选举中表现出的显著差异便可以看出，莫迪政府的这一策略已初见成效。另一方面，基于对中美印三边关系的重新评估和对成员之间互动结果的强烈不满，莫迪政府也希望能够通过强调"中国威胁"来为印度退出RCEP、靠近美国制造有利借口，并为印度重新思考RCEP政策争取更多时间。
其二，对美国威胁感知的削弱也影响了印度的利益评估和对RCEP的积极性。一是美国特朗普政府高调宣布退出TPP后，TPP早已名存实亡，印度通过加入RCEP来应对美国和TPP威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都已下降。二是印度前期已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有效推动了印美双边贸易谈判和军事合作的发展，特朗普政府甚至已计划将印度纳入七国集团（G7）。尽管印度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也仍有忌惮，但对美印之间潜藏利益和共同目标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印度对美国的威胁感知。因此，一边面对美国积极"拉印制中"，另一边认为中国可能成为RCEP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不仅期望能够借退出RCEP之机说服美国将迁出中国的产业迁入印度，使印度获得更多经济发展机遇，并夯实印美合作基础，也希望能借此机会打压中国，并利用美国延缓中国的崛起速度，从而为印度在中印竞争中争取更多筹码。
3.自我身份认知变化与印度的RCEP政策调整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印度对自我身份定位与RCEP之间匹配程度的认知也出现了显著变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印度退出RCEP的决心。
一是面对国内急剧恶化的政治经济状况，基于对自我"新兴国家"身份更强烈的认知，印度对于能否通过RCEP实现快速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更加重视。然而，随着谈判结果与印度的利益诉求和收益预期大相径庭，莫迪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加入RCEP不符合印度的"新兴国家"身份定位。
二是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国际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基于对"印太"地区大国地位的维护和追求，莫迪政府越来越不愿意过早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更不愿给美国造成印度亲中疏美的错觉，以免过早卷入中美双方争斗或地区争端。莫迪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印度只有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和中国支持的RCEP都"不持立场"，才能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坐收中美贸易摩擦和战略竞争的"渔翁之利"，并趁机吸引更多外资流入，获得更多发展机遇，从而维护和实现其"印太"地区大国地位。
综上所述，在国内一国际双重博弈下，莫迪政府利益偏好上的变化和对成员之间互动结果的不满是导致印度退出RCEP的最主要因素。同时，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增强和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变化也更加坚定了印度退出RCEP的决心。随着印度的"三维"认知与RCEP之间匹配度都急剧下降，印度对RCEP的政策立场也从积极参与演变为放弃参与（见表2）。
结语
印度对RCEP政策立场的阶段性变化本质上反映了印度决策者的复杂心理认知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印度历史传统和莫迪本人价值观念的深远影响，也受印度国内、地区以及国际环境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印度对自我身份定位、主要外部威胁以及成员之间潜藏利益和互动结果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共同塑造了印度对RCEP的政策行为，并从一开始便预示了印度退出RCEP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RCEP谈判这个涉及多重因素和多维互动的动态博弈过程中，印度的政策行为变化既反映了印度和其他成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努力和挣扎，也集中体现了亚太区域合作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既映射了印度对自身治理水平和发展前景的自信流失，也反映了RCEP成员之间长期存在的互信不足。因此，尽管仍不排除印度重返RCEP谈判的可能性，但通过印度"退群"应认识到并努力解决各成员国内部以及亚太区域合作本身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在各方主动管控分歧、加强沟通、增强互信的基础上化解矛盾、增进共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和其他成员对彼此以及RCEP的认知，从而有力推进区域合作进程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