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格局
毋庸置疑，在西方的整体性衰落和全球问题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基本面貌的关键要素。考克斯（Michael Cox）在2012年曾明确指出：“21世纪早期的一个新事实在于，我们熟知的西方正在快速地失去其领导权（pre-eminence）而被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所替代。这一新体系或者被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构成的所谓‘金砖’国家—‘其他方’（the ‘rest’），或者被更流行的宽泛定义的地理实体即众所周知的亚洲所塑造。”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众多西方战略学家和学术精英在新世纪以来愈发关注中国成长对于世界的长远影响。尽管主流意见仍然倾向于认为这对国际体系转型产生何种外部性仍不确定，但各方对中国崛起正在和继续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整体格局、大国关系演变的基本形态和地区秩序重构的总体趋势产生实质性影响并无异议。布热津斯基正是出于对中国崛起全面挑战美国霸权的忧虑，提出了构建“大西方”制衡中国的方案。他在2011年3月为其著作《战略远见》撰写的导言中明确指出，“只有一个生机勃勃、具有战略头脑的美国才能与即将统一的欧洲共同促成一个更大和更有生命力的西方，使西方能够成为崛起中且日益自信的东方的负责任的合作伙伴。否则，地缘政治上陷入分裂、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就可能陷入一种历史性衰败，令人回想起19世纪中国令人耻辱的无能局面”。布氏倡议的“大西方”或者说统一的欧洲的核心方略是要西方保持战略上的冷静和谨慎，平等地拥抱土耳其并与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对接。在他看来，扩大的西方可以帮助欧亚大陆在演变过程中保持稳定，并使西方重现历史辉煌。布热津斯基此后在《外交事务》的简化版文章中重复了这一基调。乌克兰危机后，包括米尔斯海默等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头面人物之所以多次批评奥马巴政府因应乌克兰危机的强硬对俄政策，正是认为遏制美国未来的唯一对手中国应该是美的绝对优先目标，为此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十分必要。
与西方事关中国的叙述变迁相对应，在连续30多年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的话语环境很大程度上也从是否及如何崛起的思辨转换到如何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上来。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强调，中国的发展已经深深植根于国际权力转移进程下正在形成的新国际秩序之中。中国的未来必将以中国加入新的国际体系所定义，而未来的国际秩序和地区格局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同样由这一进程所定义。显然，深入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因自身规模的日益庞大而具备了愈发强大的外部性，这注定了中国必然逐渐位移到全球的关注焦点。而且，中国在成为全球大国的进程中显然比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更迫切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对这一新角色的承认，更希望东方文化的复兴。
另外，与这种中国“深入世界”的渴望相比，中国崛起还伴生了外部世界对中国不断增加的排斥和畏惧。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类型，也不在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由于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深度卷入世界进程中所带来的超强外溢效应。换言之，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和历史上诸多资本主义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问题几无二致，都要解决诸如产能过剩等难题。但冷战终结后的全球化时代也决定了崛起于新时期的中国不可能再像资本主义列强曾经在19～20世纪大行其道的那样，通过战争等手段来实现国际秩序与权力分配格局之间的匹配。这样一来，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增长的主要矛盾和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就演变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增长过快而引发的围绕资源、市场和权力重新配置的争夺及其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知觉错误的不断固化。尽管约翰· 伊肯伯里等人认为中国并不注定要利用自身增长的权力挑战和寻求推翻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更主流的意见似乎倾向于主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体现为中美两个大国的对抗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和美国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竞争。在这种观察中，一个体现国际无政府状态和战争可能回归的对权力和优势予以争夺的“卡尔时刻”似乎正在隐隐约约地浮现，而中国对蔓延至全球的自我利益的维护，无疑在不断考验着外部世界的耐压能力。
由此，一个借鉴了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的颠倒的“冲击--反应”意象日益成为西方世界看待中国全球角色演化的新分析框架。此时，中国取代了当初进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具有主动性、进攻性，而传统的西方国家则在被动地因应中国崛起的激烈冲击。可以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被认知的角色变化，以及中国自身的内政外交的调整，正在催生并将继续促成国际学界的“中国转向”。相较于俄罗斯问题从主要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视阈中的缓慢退场，中国问题研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这也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可能会运用源自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对中国的崛起作出“霸权之后”的最优应对，从而尽可能延长美利坚世界秩序的生命周期。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处于最好的时代，但又处于最坏的时代。一方面，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持续作用催生了与冷战期间不同的发展逻辑：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地缘政治剧场的消费开始逐渐让位于以生产、交换、消费循环为中心、合作为主的地缘经济的良性竞争。正是由于世界和地区市场的力量开始超越国界，中国在自身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也受惠于深度嵌入到全球交换体系的国际合作机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尽管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迪· 沃尔兹所预言的大国制衡并未在短期内实现，但美国也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单极秩序，国际体系迄今仍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相较于17～18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欧洲在第19世纪的大国协调国际秩序和上个世纪的冷战两极以及与后冷战初期的西方主导，新世界的失序本质上极有可能体现为一种来源多元的复合型矛盾结构：主张超国家的全球治理和捍卫国家主权理念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的角力；前所未有的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对国家边界的消解和以国家边界为外延的民族主义复兴和国家的回归；更强调合作共赢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和更崇尚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理念的复苏。凡此种种，都注定了全球和地区层面的权力转移不仅充满了复杂性，也包含着诸多不确定性。世界失序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中国外交的议程设置能力
这样一来，中国崛起给国际体系既有格局造成的压力诱发一些国家的负面认知并采取防范和疏远中国措施的反弹，在国际新秩序构建的初期阶段必将是这种中国定义未来国际体系的自然产物。此时，如果中国忽略了整个国际体系同时在定义中国未来的一面，可能就会难以规避不必要的危机和冲突。当下中国在东海、南海与诸多邻国的领土纷争、在国际金融机制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分歧等都表明，即便中国不愿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和竞争，美国等大国也会迫使中国卷入此类冲突，从而增加中国成长的成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法应对“崛起困境”。根据19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洞见，“国家在面对体系力量对比变化时的战略反应不完全由体系层次的压力所决定，更重要的是国内政治结构如何传导这种压力”。换言之，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并不会一成不变，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结构和力量对比一定会制约其执政精英的对华政策取向。由此，防范、围堵、遏制就不必然是其战略选项。因应特殊时期的复杂环境，作出既能服务于中国成长的内部需要又能避免外部世界出于防范风险的共同需要而过度制衡中国的议程设置就成了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就这一点而言。历史的大国崛起之路已经提供了殷鉴：崛起大国的财富累积从来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相反，是否具有对外部世界的全面了解和深刻理解、理性的战略选择和合理的议程设置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它能否真正登顶以及为此耗费的机会成本。更关键的是，维系安全共同体、促进共享的价值体系及促成稳定的国际秩序历来被视为大国的真正成功的关键标志。而这三项指标的达成都离不开具体的外交方略设计与运作。实证研究也表明，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困境与挑战是常在现象。在相似的有利环境下，错误的议程设置会使其至少错失良机，甚至导致国家脆弱、衰败和一蹶不振，而正确的议程设置容易让它顺利发展、兴盛。这意味着，衡量中国外交成果的核心指标在当下和今后越来越取决于它的议程设置能力，这也是外部世界观察中国崛起效应的重要准绳。
当前，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叙事结构。基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之间客观存在着广泛“利益汇合点”的现实， 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逐渐演化为成长中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思想之一，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和亚投行等具体机制向外部世界投射。在新的话语体系中，中国不再仅仅通过“和平意愿”的表达来试图获得外部世界的信任，而是在摒弃革命主义世界秩序观念后，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所获得的发展的正能量聚合起来，并将其反馈给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双向流动的发展循环。由此，中国的对外政策既走出了建国头三十年往往更多是以意识形态为透镜而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种非理性的路径，也走出了改革开放头三十年更多“搭便车”的思维定式， 开始真正构建一种更为健康的国际义利观，将和世界各国共享中国的发展红利。
问题在于，中国外交不仅仅需要宏大的哲学式的话语构建，更需要扎扎实实的议程设置能力。这种彰显一国是否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濡化能力已经成为检验一个大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崛起为中国更多介入国际议程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但它不会自动转化为议程设置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过于快速的成长导致了其议程设置能力与这一前所未有的进程无法实现无缝对接式的匹配。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了。中国似乎在国际上遇到了越多越多的不信任。这就产生了一对矛盾：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能力，尤其是议程设置能力与国力的增长之间的张力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多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及未来的国际与地区角色抱有深深疑虑。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中国成长之于世界的影响及其投射于外部世界的反弹力同步正向增长。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的空间。
当下，中国外交面临的制约议程设置能力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身份构建的两难。一般认为，国家具有两种基本身份。一种就是国家本质上固有的、使国家成为国家而独立于国际体系的内在身份。国家行为体只有一个这样的身份，这就是国家的个体身份；另一种则是形成于国家间互动之中，也就是内生于国际体系之中的、由国家间合作进程及其衍生的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社会身份。一个国家可以具有多种社会身份。国家身份不仅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而且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由于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内在地具有双重特性和双重功能，它既要求共同体成员内向地产生一种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在相同地理环境、相近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作用下界定谁是共同体的成员；又要求共同体成员外向地识别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区别，界定谁不属于本共同体。这样一来，一个有意义的内在他者和外在他者的存在就成为了必要条件。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遵循着类似体现出个体与集体、国内与国际双重维度的身份鉴定路径。就国内维度而言，国家身份直接关乎到国民归属感和社会的凝聚力这一基础性国家能力，是国家治理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关键来源。从国际维度看，国家身份的界定则直接关系到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承认和接受程度，进而成为衡量中国是否全面崛起的重要标尺。
中国当前在国际格局中的国家身份可以简述为坚持社会主义、迅速崛起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开放性、发展中的负责任大国。就对内而言，中国的制度特性、政治、经济等发展形态等属性在这一表述中都很清晰。问题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国家身份中的个别界定并没有充分的承认，中国外交的对外经济维度也在国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解。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足够的国内理由认定自身为发展中国家，比如人均GDP的国际排名，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失衡，城市化等现代化指数的偏低等。不可否认，中国曾经是发展中国家中的重要成员，与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构建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从而确保了冷战期间中美苏战略三角中相对最为灵活的角色和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第三世界也在较长时间内高度认可中国的这一角色。但在中国的整体实力不断提升后，仍然一成不变地使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似乎已不再具备过往的正当性。在国内，民众可能难以理解，仍然需要不断改进前述欠发达状态的中国何以在国际援助上表现得异常活跃。而在国际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类似发达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是期待中国予以更多的经济援助和发展支持。在此意义上，调整“发展中大国”话语的迫切性正在突出。在对内对外两个向度，中国均宜宣示，当前的中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基于处于欠发达与发达特征并存的过渡性，属于一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developed developing country），未来还需要相当长时间才会过渡到发展中的发达国家（developing developed country）；中国将基于这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承担起与传统发达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国际责任。换言之，国内发展仍是中国的核心目标，但中国发展的红利一定会与世界共享，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大的助力。
第二，大国心态的理性调整。国家和民族心态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从“天朝大国”沦为任由西方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种急剧变化带来的羞辱感促使了中国过去100多年的主要命题就是奋发图强。最初，中国倾向于学习西方的器物。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催生了学习西方思想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从此进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强大精神武器，也获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处理地区和全球事务方面的建设性日益增加，在对外交往中的表现更加成熟自信。但不可否认，中国在21世纪到来前仍然饱受历史包袱的沉重负担，这进而影响到中国处理某些国际事务时的受难者心态的潜流涌动。在最近十几年快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在尚未消解历史记忆所传导的“强烈自卑下的非理性自尊心态”的情况下又快速建构起“自信心过于膨胀的自大心态”。这种心态上的混合状态经常导致我们使用危险话语夸大外部的威胁，也容易低估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在心理和实践层面上的复杂性，甚至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倾向。
比如在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该地区中小国家的对华政策的评估方面，“遏制论”的声音正在不断增强。在这一问题上，笔者高度认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栋博士的观点，即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对华战略普遍采取的是混合了从接触、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不同的战略手段/工具和策略组合的对冲战略。这种对冲战略旨在减少或使风险最小化，维持或扩大行动自由度，使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目标国的偏好与选择。简而言之，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外部国家选择“对冲”战略作为减少风险，扩大战略空间的保险策略。尽管它们通过防范、牵制等战略手段反向操作对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但是其重点仍然放在期望通过接触与合作获得“利多”结果，也即偏好与一个和平、合作而不是富有进攻性的中国进行互动。显然，中国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对冲战略简单化地视为遏制或围堵政策的卷土重来。如果不能将对冲与遏制从概念和政策行为上区分开，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就有可能被夸大，进而导致中国的对策选项中出现更多的强硬对抗行为。而这势必进一步加剧他者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误判，从而使中国与外部世界陷入敌意的相互螺旋上升，实际上加深了中国的安全困境。在笔者看来，正是大国身份两难的张力导致了自信大国心态的阶段性不足，使得 “阴谋论”时不时在中国外交决策中沉渣泛起。这种思维在实际部门、学术界和普罗大众中的广泛传播，严重削弱了中国进行理性战略思考和辩论的能力，使得个别情况下的外交方略稍显情绪化和民粹化，最终增加了中国崛起的机会成本。
另一种极端情况则是中国外交实践的思维对国际体系之于中国的塑造作用关注不够，而更多仍是从国内政治的需求出发。这种不对称性的一个明显标志是中国外交话语的内政化，而未能充分观照合作方的关切的基础上将双方共同利益整合到一起。这样一来，中国外交似乎过于强调了以我为主，而对他者的重视程度不够，从而产生了较易出现的知觉错误，不仅容易出现外交话语独白多于对话的情况，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导致战略规划失误。比如，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重点，但很多国家，尤其是民族产业发展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高度忧虑中国借此大量输入商品，对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如果一味急切的推动，可能效果会适得其反。
第三，知识系统的匹配难题。中国在最近十几年以令世界瞩目的速度实现了国家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但带来的一大挑战是中国的国际知识储备和积累与这种快速成长之间的巨大落差在短期内难以弥合。由此，中国外交在一些情况下还在延续使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验处理后三十年的新问题。这样一来，中国在推进国际议程设置时较为容易出现因在地知识不足导致的偏差和失误。中国高层近年来对新型智库的建设投注大量心血，正是对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应对。
结语
毫无疑问，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以及中国利益在全球层次上的快速扩展，要求中国出现更多和更好的地区研究。但中国过去的区域国别研究多为针对主要大国设定的，其关注重点也是在外交和战略层次，对它们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研究远不够精细和深入。中国资深的国际关系研究专家资中筠先生曾经批评过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政策解释型研究范式至今仍远未被克服，即“国际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对外政策不可分……专业工作者（其中也包括学者）的任务是提供材料在先,撰文诠释在后，谈不到独立思考”。日本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不具备“学术研究”的性格，而是出于特定功利与现实目的的政治活动。可资观照的是，美国霸权的支撑因素就包括了基于全面而扎实的基础研究知识提供的全球视野。“无论美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有多少文化霸权的动因、美国中心主义的目标和‘东方主义’的偏狭，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知识体系是充实、全面而强大的，它构成了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知识和文化，或者说‘软实力’基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中国外交现在不缺形而上的宏大概念和理论，但形而下的实证研究却严重不足。据悉，“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全国已经成立了超过500家与之相关的新机构或重组机构。但严格意义来说，中国在这方面训练有素的真正意义上的专家与西方大国相比仍有明显不足，也导致我们在风险评估、危机管理、情境推衍等方面的供给远远落后于现实需求。作为倡导国，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投入还是制度性产品的提供都具相当规模。这就要求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足够扎实的在地知识基础之上。因此，做“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和设计要特别注意克服功利性需求的诱惑，要避免一哄而上的表面繁荣，要摒弃急于求成的急躁心态。如果继续遵循既有的粗放型研究路径，我们将很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合理的、全面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学习和借鉴主要大国的成功经验。在为中国成长做知识上的准备时，做到前瞻性、在地性、客观性的有机统一。
如果把建国以来的外交按照其思维模式和心态来划分的话，毛泽东时代奉行的是“围棋思维”，富有很强的大局观，纵横捭阖；邓小平时代采用的是“桥牌思维”，精打细算，一个都不能少，也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此后的中国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进入了一种“麻将思维”，盯着上家，看着下家，防着对家，奉行的是不管自己胡不胡，重点是别人不胡的逻辑。当然，习近平2013年主政以来，中国开始在外交方面具备了更多的作为，但整体思路上是解构大于建构，“破”有余而“立”不足的弊端并未完全消除。有鉴于此，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必须借助于坚实的知识准备，建立起健康的大国心态，基于理性的国际角色的设定赢得外部世界的承认和国内民众的认同。只有这样，中国外交才能与中国国家转型以及国际体系转型形成联动，支撑起中国的崛起大业。一言以蔽之，中国外交亟待适应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以西方世界的国际议程倒逼中国的国内议程，以中国的国内议程反弹西方的国际议程，最终形成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包容、良性互动、和平演进（peaceful co-evolution）的新国际结构。这考验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智慧与耐心。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