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去产能、去库存，相关改革的难度及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也不断显现。尽管中央反复强调要以短痛换取长期的改革红利，但经济可能出现的“硬着陆”前景，仍然迫使决策部门不得不通过一系列“稳增长”投资项目托住经济。随着政府加大投资稳增长，国内似乎又陷入了了“紧缩-刺激”的往复循环。
应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紧缩-刺激”循环并不少见。在政府主导经济的背景下，“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始终存在，经济减速导致政策刺激，然后投资过热，随之再宏观调控，经济再减速，如果紧缩过度，则再出台刺激政策，如此循环。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国内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投机泡沫非常严重，通胀迅速上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针对投资过热和局部地区的房地产泡沫，发布了加息、严控信贷等治理整顿的16条措施，将泡沫刺破的同时也承受了不小的损失。这次铁腕调控不仅留下了面积可观的烂尾楼，也给四大银行带来超过千亿元的坏账。为解决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带动经济成长以及挺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启动了分税制、国企改革、银行改革、汇率改革、房改、医疗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进程，取消双轨制和农业税。
这些改革举措改善了中央政府无钱可用的局面，成功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出口的增长，开启了住房市场的市场化发展。而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迅速进入全球市场，经济获得了一个新引擎，最终发展为“世界工厂”。但与此同时，内部改革所伴随的巨大阻力、社会压力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也让国企、财税、医疗等很多改革没有全部完成。
得益于此前的改革和开放市场体系，中国经济在温家宝总理上任后即开始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代。但与此同时，长期单纯追求高增长也积累了很多结构问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一方面尝试缓解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居民住房、教育、医疗开支负担不断加重、东西部发展差距扩大等问题，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宏观调控来为经济降温，同时推动结构改革。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乱了这个进程，中央出于“维稳”的考虑，改变了宏观调控思路，推出了“四万亿”刺激政策，并最终带动了全国近二十万亿元的投资。该措施尽管让中国经济维持了几年的高速增长，但信贷过度膨胀所带来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和高通胀，其影响延续至今，当前的楼市泡沫、产能过剩以及企业债地方债高企，无不与之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改革空间不断缩小，各领域深层次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管制，利益集团不断做大，中央政府愈加无能为力。
本届政府上任后，面临的时代背景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全球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导致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国内要素红利减退，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转型的任务空前严重。最初，中央提出“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工作思路，强调以短痛换取长期益处。政策操作上，国务院大幅减少和下放了很多行政审批事项，并一改以往大水漫灌的做法，针对不同领域采取有针对性的“滴灌”金融模式。但随着“三期叠加”效应不断释放，投资、出口等传统的经济拉动手段不灵了，实体经济的状况持续恶化，伴随企业倒闭产生的就业问题日益严重，银行等金融系统风险不断上升，而汇改股改等金融改革让本已恶化的经济形势更加动荡，市场对中国经济通缩会否会发展到“硬着陆”的底部深感担忧。
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大基建投资力度对冲实体经济的不断下滑并带动相关投资和就业，成为了现在中央决策层不得不重新拾起的应对之策。2015年，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规模达到了8000亿，2016年估计会达到1.6万亿，最终拉动的资金有10万亿的规模。今年1月新增贷款更是达到2.51万亿元，创下单月纪录新高。中央为了推动改革每天都在出台新的政策、下发新的文件，但“新政空转”的现象似乎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感觉无所适从，一些地方官员甚至想通过提前退休的方式逃避改革。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历史可以看到，经历了多年发展，中国经济仍然走不出“一放就乱，一乱就紧，一紧就死，一死就放”的怪圈，这既与国内的体制有关，也与调控经济的思路有关。在当前的中国，紧缩是因为改革和调整的需要，每一届新政府上任，都希望扭转一些积弊、解决一些问题，试图对增长导向的发展有所改革和调整。可一旦实施起来就发现，问题很不简单，由于内部市场和增长动力未解决，再加上外部影响（如金融危机），紧缩通常会产生影响增长目标的问题，于是在任期压力下，又转向“刺激”。在结构和机制不变的情况下，刺激会原样放大旧模式，导致更大的发展问题。在政府更替后，情况仍然周而复始。
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如果不找到新的思路和空间，未来我们依然可能在“紧缩-刺激”的治乱循环里打转。要打破这一循环，必须改变思路，寻找新的方向。其实，安邦智库数年前已经指出过一个“新方向”——实施“新丝绸之路”战略，与他国合作构建共同市场。安邦之所以视之为建设性的战略，就在于“新丝绸之路”战略能够扩大政府间的联合与合作，有可能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成新的共同市场，通过扩展中国的市场空间和地缘空间来寻求新的增长，并通过转移过剩产能和产品，缓解国内过去的各种结构问题，进而有助于扩大人民币区域。就市场空间拓展而言，“新丝绸之路”战略与中国加入WTO的效果有类似之处。值得思考的是，过去中国经历的“紧缩-刺激”循环，是在封闭系统里考虑问题所带来的后果，而“新丝绸之路”战略则是在开放系统寻找解决方案。哪一个对中国更有建设性，更能解决问题？显然是后者。
受制于经济、市场体制和外部环境，中国似乎又走入“紧缩-刺激-再紧缩-再刺激”的循环怪圈。要打破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一直存在的这种怪圈，中国必须改变思路，拓展发展空间，立足于“新丝绸之路”战略来拓展中国的市场空间，这才是对中国有建设性的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