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多迹象看，东亚正走上一条通往冲突乃至战争的危险道路。无论是域外大国还是区域内较小国家，大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
于是，各方都打着“和平”的大旗来对付中国。美国大张旗鼓地“重返亚洲”，说是为了通过“平衡中国”而维持区域和平。日本想通过“国家正常化”来抗衡中国力量，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淡化甚至合法化其发动亚洲战争的历史。
因为日本是针对中国的，无论是西方还是区域内的一些政治人物，俨然把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视为正常甚至正义之举了。而区域内更多的小国家也可以随意拉着域外大国来平衡中国，在一些领域甚至挑战中国。
很多研究发现，区域内军事化的速度正在加速，一场军事竞赛变得不可避免。不过，军事竞争最终必然是一场零和游戏。既然很多国家视中国为“敌人”，中国也必然会做出回应，并且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回应。这样，未来东亚可能会出现两种局面：要不是冷战，就像当年美苏冷战一样；要不是局部性甚至区域性冲突。无论哪一个局面，对东亚社会来说都会是灾难性的结局。
实际上，在过去将近40年的时间里，直到现在，东亚地区既是世界上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区域。
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中东开始乱局，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失败国家，恐怖主义力量迅速崛起，危害到世界各国。欧洲经历了从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政治巨变，到东欧地区局部战争，再到今天的难民潮，而日益加剧的恐怖主义活动（无论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使得往日世界民主典范的区域今非昔比。
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时发生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冲突，而社会经济发展更是停滞不前，充满危机。
东亚地区是如何实现和平的呢？这个问题是西方主流社会一直回避的问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界、政策界和政治界尽管表面上对东亚稳定表示了高度的关切，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来回答东亚和平的问题。但对东亚社会来说，必须回答“东亚和平是如何取得的？”这个问题，因为通过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意识到和平的来之不易和今天东亚所处的危险局面。至少如下几个因素深刻影响了东亚的和平。
1.本区域的主流话语
第一，全球化。1980年代开始，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波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其中大力推动。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本来就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自然成为东亚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第二，自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内在部分，而且中国也通过改革自己的体制和世界体系“接轨”。第三，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本区域内部各国政府都聚焦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第四，在这段时间里，经贸话语是本区域的主流话语，战略话语居于次要位置。
在安全方面，在这段时间，中国不仅和平地解决了同俄罗斯、越南等国家的陆地边界问题，还形成了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区域多边组织，加入了包括《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等多边协议。这些都有利于区域的安全。在经贸方面，中国东盟（亚细安）自由贸易区从谈判和缔结，带动了整个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形成了东北亚三国和东盟之间的三个“10+1”体系及其“10+3”体系；同时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飞跃般的发展，形成了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美国”。
为什么没有多少年东亚局势就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这里也有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这是一种自然的而非人为的结果。传统上，东亚社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即所谓的“朝贡体系”。这个体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和平贸易体系。尽管它是封建的（“叩头”），但在当时是中国以牺牲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利益来维持区域秩序的，人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论述朝贡体系。
不管这个体系的利弊如何，它毕竟存在了数百年。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一点，大国和小国之间尽管事实上不平等，但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大国和小国经过互相调适之后，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区域秩序。数百年里，中国没有产生出类似近代以来西方那样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中国周边那么多小国，没有一个成为中国的“殖民地”，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东亚的局势变化是否是因为中国的外交从“韬光养晦”走向了“有所作为”，或者如西方所说的从“温和”到“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侵略性”了？也不见得。
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对区域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和中国领导层的意向没有多大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说，本区域的现存秩序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向东亚的一个“延伸”。
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打败，失去了其大量的地缘政治利益；现在中国崛起了，又自然会影响其地缘政治的利益，和基于这种利益之上的秩序的形成。
中国领导层所能做的就在于如何理性地管理自己的崛起过程。
这方面，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是有高度意识的，早期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道路，近年又提出了意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国争霸）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随着中国的崛起，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一直高涨，但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毫无责任地鼓动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
即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直到最近才变得主动一些。实际上，任何中国领导层，如果要有效治理中国社会，就必须把民族主义的力量考虑在内，否则就没有任何合法性。
当然，中国的一些做法是否最佳是可以继续检讨的。国际社会一直紧盯着中国行为的每一细节。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也是好的压力，可以促成中国避免犯不必要的战略错误。不过，域外国家和区域内一些国家的行为更需要检讨，而这样的检讨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出现。
2.各国缺乏反躬自省
在中国被普遍视为是“威胁”的情况下，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其他国家的行为，往往在不被检讨的情况下被视为“正当的”甚至是“正义的”。
实际上，东亚局面的出现是各国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国家不能检讨自己的行为，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检讨。
首先是美国的战略误判。东亚局势在没有美国和有美国、美国是持中立的立场还是“选边站”的立场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美国，或者美国持中立的态度，本区域国家就自然会知道如何向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进行政策调适，形成一个比较自然的区域秩序。
尽管中国在崛起，但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要挑战美国。中国并没有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没有想着把美国赶出东亚。恰恰相反，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当世界警察，希望美国当一个好警察。
不过，在中国看来，美国没有做到。中国和美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相反，中美两国之间至少在经济上高度互相依赖；并且在众多的区域和国际层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美国的问题在于其同盟战略问题。
同盟是冷战的产物，是针对第三方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同盟战略，反而开始把中国视为其竞争者甚至“敌人”，也就是同盟的对象。
其次是日本统治精英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也就是把国内问题的困难转化成为外部问题。例如，小泉在其任总理期间多次祭拜靖国神社，但他当总理之前没有去，卸任总理之后也没有去。
现在的安培也是如此。日本一直在指责中国1990年代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认为这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日本的政治人物从来没有检讨，自己的行为是如何恶化中日关系（也包括日韩关系）的。
其三，区域内一些小国家任意“挟持”美国，随意挑战中国。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人们可以“同情”一些小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而谴责中国，但这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小国家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或者主动地或者受其他国家的鼓动，而挑战中国的事实。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中国和这些国家一样，一直在主权问题上不让步，但自邓小平开始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来处理主权问题。
但所有声索国并不理会中国的倡议，转而向域外大国的帮助来制衡中国。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开始。
其四，从外交政策的话语看，本区域的主流外交话语已经从以经贸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转变成为以军事防卫为中心的体系，这种转变也在深刻影响着各国的军外交战略。
现在各国似乎已经走上了预防战争的阶段。但预防战争和准备战争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没有明确的边界。预防战争很容易演变到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很容易演变到战争。
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东亚局势普遍持悲观态度的主要原因。难道东亚的冲突和战争一定不可避免？当日本等本区域大国陷入西方战争逻辑的时候，中国则在拒绝和抵制，尽力避免陷入战争陷阱。
如“修昔底德陷阱”所显示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作为本区域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责任就是追求这个“非常态”。追求这个“非常态”，要求中国不能对环境做出简单本能的反应，而是要用大历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来处理。
对待美国，中国既不能学前苏联，也不能学今天的俄罗斯。中国具有来自其长文明传统的足够耐心。美国相对衰落已经很多年了，也很难挽回这个趋势。如果美国不改变今天这样的战略，其衰落的速度会更快。只要中国不直接挑战美国，美国就很难找到一个真实的“敌人”，其“回归亚洲”除了浪费巨大的人财力资源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实在的收获。中国所需要的仅是加快和强化国防现代化，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崛起到今天，中国更没有必要在意一些小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挑战构不成对中国的致命威胁。举个比喻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大河上的一条大船了，大船就不能随意改变方向；如果随意改变方向，其它小船就不可能行驶了，搞不好会弄翻小船。中国这条大船应当稳步前行，让其它小船来逐渐向自己调适。唯有这样，中国的崛起会是和平的崛起，也是东亚地区持久和平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