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即将就其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公投，此事被《经济学人》列为2016年全球三大风险之一，其他两个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兴起。
世界舆论高度关注英国在加入欧盟43年后可能退出一事表明，此次公投结果不仅会对英国政治、经济及其与欧盟和世界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会助推当今在世界各地出现的反全球化、反传统政治体制机制现象，激化世界范围的政治思潮交锋。
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占领华尔街”到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再到目前法国巴黎的“黑夜站立对话”，虽然表现形式不一，都反映了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内部分裂加大和对既得利益者不考虑底层民众疾苦的强烈不满的现实，即所谓“1%与99%”之间的矛盾上升和政治生态的两极分化。
从英国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其退出欧盟的可能性，普遍的看法是，英国经济将由此遭受重大打击。英格兰银行估计，英镑有可能大幅贬值，而严重依赖外来投资的英国“赤字”财政极有可能岌岌可危。宏观风险咨询公司曾发表报告称，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前后的伦敦主要股指将会产生很大波动，幅度高达6.5%。卡梅伦政府自然不愿也不敢如此坦率面对民众。
然而，对普通英国民众来说，直接的挑战是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和来自叙利亚、利比亚以及中东各国的难民潮对英国人生活的冲击，而退出欧盟可能引发的经济和其他问题目前很难“量化估计”。其实，英国退出欧盟公投的起因并非针对欧盟和欧洲，经济因素也不是民众的首要考虑，公投想表达的是英国民众未了的“帝国情结”和对全球化中英国落在后面的“怨气”。
奥巴马总统在最近的欧洲“告别之旅”中，在英国表达了不赞成英退出欧盟的想法，因为这与美国希望推进欧洲一体化和加强北约安全合作的愿望相悖，支持英国留在欧盟是美长期政策。即使美英深厚历史文化纽带的“特殊关系”依然存在，其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的“特殊性”明显下降，各自对外政策的重心都随着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前不久，英国不顾美国反对成为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创伤成员就是很好的例子。
英国的“特殊性”还表现在英国民众对昔日英帝国辉煌的“恋恋不舍”，心底里依然觉得英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对英国脱离欧盟而重新“崛起”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全球化的视野看待英国此次退出欧盟的公投，它反映的是全球范围的“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力量的急速上升，许多欧盟国家和美国在各自大选和国内政治中都目睹了民粹主义思潮和代表极端民粹主义的“左右派”政党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显然将对全球化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包括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产生深刻的影响。
近几十年全球化迅猛发展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经济繁荣与发展，但毋容置疑，全球化非但没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反而拉大了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因此扩大和激化。资本的逐利本性、资本与劳动的收益严重不对称，以及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更加自由流动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都使全球化弊端更显突出。换言之，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赢者自然欢天喜地，而输者则心存怨恨。
在世界经济遭遇周期性困难而整体下行的情况下，中产阶级财富缩水，底层蓝领工人就业减少，受全球化竞争“挤压”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对全球化的“怨恨”和抵御情绪和力量随之上升。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自2000年以来英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近1/3，而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减少大约20%。各国或多或少都遇到了类似的政治生态的变化，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有一点带有普遍性，那就是对全球和区域一体化产生了质疑，往往把一国遇到的困难归咎于外来因素，如移民增多、外来商品增加等等。
英国民众希望退出欧盟呼声上升与上述国际环境变化的背景有密切的关联，是一种“愤怒”的宣泄。因此，“英国脱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旦成为事实，它还将开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破坏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更令人担忧的是，英国退出欧盟将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苏格兰可能再次提出要求独立的公投，而且通过的可能性增大。希腊、法国、匈牙利等国也有可能跟随英国要求“脱欧”。
反全球化扩大了民粹主义的市场，各国政治生态都受到了影响，或向左转，或向右转，但都反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反对人员自由流动和移民。从宏观角度看，这威胁了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势头，在一些国家还可能逆转全球化进程。这些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