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提案，建议中国政府将西沙群岛的永兴岛打造为全球离岸注册地和离岸管辖区，发展全球离岸金融。这一提案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在国际范围内引发热烈反响。在国际舆论热炒所谓“南海军事化”的风口浪尖，建议打造永兴岛为全球离岸注册地和离岸管辖区，是一种积极回应的创造性思维，不失为解决南海问题的一条新路。
其实，南海争端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而是长期以来受制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南海当事方缺乏寻求共同发展的双赢思维，而是过于拘泥于在军事、法律甚至主权问题上兜圈子，陷入了过分突出相对收益的“博弈陷阱”。从长远的历史来看，南海海域造福于沿岸各国人民，共同获益还是占主流的。无可否认的是，在中华帝国辉煌盛世的时候，南海的确是中国人的内海，在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之前，就存在着一条沟通中国与海外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中华盛世威名远播海内外。在中国最为强大的时代，虽然有垄断南海的能力，却没有独霸南海的意图，中国与邻国一直保持和平发展的友好关系。
南海的太平是因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而被打破的，在殖民主义侵略下，原本相安无事的南海逐渐变得不太平起来。抢资源、占地盘、搞势力范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从中国输出的，几乎全部来自西方殖民者。更加严重的是，西方列强总是用有利于自己的视角，以西洋正在盛行的主权国家模式来歪曲东洋历史，竭力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共赢关系解释为中华大国对周边小国的欺侮。事实果真如此吗？很多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到中华帝国朝贡并非是受到强迫的结果，而是由于当时周边国家文明程度不及中国，竭力通过与中国交善而获得更多好处而已。如果仔细算一下账，在朝贡体系盛行的时代，总是中国拿出更多的好处来恩泽四邻，而非中国鱼肉四邻，更不是像西方列强那样到海外去经营殖民地。
因此，解决南海问题亟须恢复到基于历史事实的解释，而非套用西方理论家们夸大矛盾的解释，这一点十分重要。要解释清楚在历史上并非是中国欺负邻国，而是西方列强欺负邻国，亚洲邻国之所以近代以来命运多舛，最大的根源是来自于外部势力的渗透、挑唆和干涉。自近代以来，中国和亚洲邻国一样，受到外部势力的欺压和干涉，不仅没有能力护佑周边邻国，连自身都难以保全。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缓慢恢复，中国的影响力开始获得复兴。中国不能回避这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已经越出国界，进入到包括南海在内的诸多周边地区。如何驾驭好中国的战略影响力，更好地造福于周边地区，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南海争端表面上看是中国与周边邻国的争端，实际上是中国影响力和域外大国影响力之间的角逐，因为如果中国像某些西方战略家所指责的那样有“扩大地区势力范围”的雄心，那么中国就会与所有周边国家关系都不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仔细分析很容易就会发现，中国近年来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关系是良好的，不仅没有因为中国实力上升而变化，反而因为中国实力上升而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那些与中国关系发生龃龉的国家，背后或明或暗都有着外部势力的影子。
显然，面对来自域外大国的搅局，无论中国在与某些邻国发生摩擦时释放出多么大的善意，都不会令那些邻国幕后的指使者满意。中国需要跳出周边看周边，从更大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来经略周边，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南海争端需要从全球战略棋局中布局谋势，要牢牢把握全球共同发展这个主题，争取全世界谋求发展的力量支持，共同将南海打造成为和平之海、发展之海，这才是解决南海争端的关键。
解决南海争端所需要的创造性思维，就是要突破现有的格局。虽然我们不愿见到南海问题国际化，但在某些当事国和外部势力的配合下，南海问题实际上已经被某种程度地国际化了。既然如此，我们不妨积极推动南海问题更大范围的国际化，团结全世界一切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力量，尤其是争取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共同夯实南海地区和平发展的基础，筑牢南海地区共同发展的堤坝。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永兴岛建立全球离岸注册地和离岸管辖区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根据创造力和接地气的新思维，带领南海各当事方走出困境，步入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