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我国快速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过程中，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增强，传统共同体纽带逐渐断裂，人际之间的联结弱化，社会风险日益增多，社会焦虑普遍弥漫，由此，网络狂欢因其超时空性、即时互动性、对大规模人群的可容纳性等优势，逐渐凸显成为人们开展狂欢活动、释放社会情绪、排解社会焦虑、满足群体归属感的集体活动形式之一。而正是在种种的网络狂欢活动中，共同体的形态也在其中得以彰显。共同体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重要中介，是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重要平台、领域及结果，同时还是社会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支点和基础。因此，“共同体”一直都是社会学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支点和主要视角，滕尼斯、鲍曼、安德森等也在共同体研究方面相继提出了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理论观点。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社会空间被分化为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共同体的形成与展现空间也由原来的单一现实空间分化为现实和网络两个空间。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凝聚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网络共同体。与传统共同体相比，网络共同体具有许多新特点，共同体所反映出的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通过对互联网时代共同体的研究，探究互联网时代个人、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同时，共同体还是人们确定社会身份、开展社会认同的重要媒介，也是人们社会存在感和社会秩序感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当前我国快速社会变迁的进程中，以对互联网时代共同体的研究为起点来探究个人、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将会为当前我国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失范”问题的解决、社会整合力的提升，以及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提供某种思路。在诸多网络共同体中，狂欢共同体是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共同体类型之一，因此，本文拟通过对网络狂欢现象的研究，以对互联网时代的个人、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索。
一、狂欢式：网络社会生活的重要景观
“狂欢式”是20世纪俄国思想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提出的文学理论概念。按照他的理解，中世纪的人们实际上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则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1]“狂欢式”生活通常是以民间节日（包括农神节、愚人节、狂欢节、复活节)等形式出现，是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礼仪、形态的总和，是仪式性的混合的游艺形式，包括种种的庆祝活动、节日仪式及群体形态，是“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2]虽然“狂欢式”生活具有一定的时间界限，是平民的节日生活，但种种狂欢节上的表现暂时构成了民众的“第二生活”，创造了一个世界，并与“第一生活”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的关系”。整体而言，在巴赫金那里，“狂欢式”生活具有娱乐性、全民性、平等性、迎新性、颠覆性等特征。
“狂欢式”生活具有古老的历史，在我国，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节日的集体活动，包括元宵灯会、舞龙灯、赛龙舟等，都具有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式”生活的意味。据了解，中国的庙会和元宵节等具有狂欢意味的节庆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一系列以岁时节日为核心的集体庆祝活动成为传统中国人“第二生活”的重要内容，其包括饮食、仪式、娱乐等在内的物质和精神活动也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互联网时代，一种新的狂欢形式——网络狂欢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人们“第二生活”的内容之一。与现实社会的狂欢相比，网络狂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现实生活中，群体狂欢的特点主要体现为时空性、全民性、娱乐性、仪式性和饮食性。而在网络空间中，由于交往方式的缺场性，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的狂欢行为便不复存在，人们开展狂欢互动的主要中介为文字、符号、图片等，因此，语言性成为网络狂欢的突出特征。
与前互联网时代的现实狂欢行为相比，网络狂欢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话语狂欢。在互联网这一数字化空间中，参与狂欢的网民主要是使用文字、符号、图片等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戏谑和讥讽中呈现出网络狂欢的话语盛宴。盛宴，意为盛大的宴会。在现实社会中，盛宴通常包括美食、节目、仪式及拥挤的人群。但在网络空间，盛宴的内容则主要为话语。另外，与现实社会狂欢行为的仪式性、行为性不同，网络空间里的狂欢现象则具有文本性、数字性，着实为数字化空间中的一场话语盛宴。
如在“双11”网络狂欢过程中，一条“雷锋段子”开始被疯转，并为大众所熟悉，其内容为：“各位男同胞注意啦，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记得10日晚10时以后，打开老婆的网银和支付宝，输入三次错误密码，才上床睡觉。11日清早起床，第一件事是再打开老婆网银和支付宝，输入三次错误密码，再去上班。切记，切记!不要问我是谁，请叫我雷锋。”
这条“雷锋段子”一经出现便迅速获得大家的认同和喜爱，被人们疯狂转发。“雷锋段子”之所以被迅速传播，主要原因便在于其极大的娱乐性。通过被精心组织的话语，这个类似笑语的段子对现实社会中夫妻的互动关系、权力模式等进行了戏剧性描绘，再加上对“雷锋”的戏谑式使用，使得见到这个段子的人都欢乐不已。
对于社会学来说，“话语”并不陌生，“当西方社会学理论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之后，后现代主义也把话语分析作为深入研究各种相对具体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这种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式往往并不仅仅把重点放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之中，而是透过语言发现语言背后隐含的社会因素。”[3]
巴赫金也十分注重对话语的分析，他指出，任何话语都是一个社会事件，话语表述反映着说话者、听话者和社会语境的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说出的话语都蕴含着言外之意。所谓对话语的‘理解’和‘评价’（同义或反对)，总是在词语之外还包含着生活的情景。因此，生活不是从外部对表述发生作用：生活渗透在表述内部，代表着说话者周围的统一存在和生长于这个存在中的共同的社会评价，离开这些评价，对表述的任何理解都是不可能。”[4]现实社会的狂欢活动中，人们的有声语言、行为，以及形形色色的物体成为狂欢盛宴的主要组成，但在网络空间中，由于人际交往的缺场性，行为的重要性被隐去，以文字、符号为主的话语的地位得以凸显，甚至在有些网络狂欢活动中，语言则成为唯一的盛宴内容。在网络空间中，借助文字、符号、图片等话语形式，人们表达情感、分享信息、体验愉悦、建构认同，在话语盛宴中获得了另一种狂欢感受。
二、共同体：在狂欢中彰显形态
人类具有类本质，本能具有凝聚的需求和欲望。当今的互联网时代，跨越时空限制的网络空间使得人们的凝聚成本大为降低，凝聚的速度也更快。在网络狂欢中，人们以“欢乐”为核心凝聚到一起，并在凝聚的过程中产生了与他人共同开展某项活动的共同感，建构出群体认同，形成了共同体。
“快乐”往往是狂欢共同体凝聚的首要基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发现，当某个具有快乐特点的事件发生时，往往会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并凝聚众人加入到以这个事件为中心的欢乐氛围当中，进而形成一个欢乐的群体。
弗洛伊德指出，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本能，因而，快乐经常会成为凝聚人们的重要纽带之一。在现实社会，快乐会通过人们的面部表情、语言、行为动作、身体姿态等传染给其他人。因此，在庙会、节庆日等狂欢节上，通过人们之间言行举止的感染，欢乐的气氛会迅速弥漫到全部人群，凝结成一个以快乐为主要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群体。在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的节庆活动中，大家暂时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劳作和烦恼，进入到以快乐为目的和内容的“狂欢式”生活中。而在网络空间中，由于人际交往的非面对面性，“话语”则成为群体狂欢的重要纽带，人们往往会通过对“话语”的戏谑性使用和夸张表达制造出一定的娱乐效果，进而引发了更多网民的关注和聚集。
同时，群体本身也会产生快乐的极化现象，并且群体规模越大，快乐的极化现象越明显。在个人凝结形成群体的过程中，“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的人格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5]个人具有的兴奋会经由群体而得以放大，产生1加1大于2的效果，出现集体亢奋。与现实社会相比，网络空间具有容纳大规模群体互动的条件，同时由于群体规模的数字化、信息传递的即时互动性等特点，使得网络群体的快乐极化现象更为明显。例如在微博、微信、网络论坛等各种社交媒体中，当一个事件引发众人的关注时，该关注群体的规模会通过阅读人的数量、评论人的数量等进行数字化的呈现，该群体成员的群体感知也更为明确，与他人的同在感和共同感也就更为强烈。
在社会学视角下，共同体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界定，其一，从物质生产层面，共同体是成员共同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其二，从精神层面，共同体指成员共同的归属和认同单位。从中可以看出，与他人的同在感和共同感是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例如在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狂欢活动中，人们便在固定的时间内，通过共同的美食制作、与家人团聚、休闲娱乐等行为形成群体共同感，从而产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效应。而在网络空间中，虽然人们的行为举止都不能看见并各有差异，但人们会通过诸如“打酱油”、“躲猫猫”、“新疆切糕”、“表哥”、“且行且珍惜”等网络话语带来的狂欢感受形成与他人的同在感和共同感，进而产生共同体效应。
此外，除了娱乐性，狂欢往往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表征着某种不可见的集体归属感、类本质、存在意义、本体感等，也即狂欢具有自身的意义指向。在建构和表征这些意义、价值的过程中，狂欢群体会以认同为纽带，形成具有一定文化意涵的共同体。例如“新疆切糕”事件之后，众多有着类似“购买切糕”经历、不满“天价切糕”强卖行为、质疑岳阳公安处置不当的网民迅速聚集起来，以各种具有戏谑性和娱乐性的“切糕体”、“切糕段子”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段子因其娱乐性获得了大范围的传播，从而又吸引了更多网民的关注和认同。最终，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之下，岳阳公安又重新公布了更为详尽和合理的处置结果，该事件才得以了结。
三、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与共同体
网络狂欢共同体仅是诸多网络共同体的类型之一。除了狂欢共同体，还包括以地域为纽带凝聚的地域性虚拟社区、以观点认同凝聚起来的意见共同体、以自助休闲为纽带凝聚的驴友共同体等。这些网络共同体的出现与互联网时代部分传统共同体的消解、社会成员原子化生存状态、风险社会中群体归属需求的推动具有密切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远逝的传统共同体
在对“共同体”的研究者中，鲍曼是最重视该概念所蕴含的情感因素。鲍曼曾经指出，词都有含义，然而，有些词还是一种感觉，“共同体”就是其中之一，“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6]鲍曼非常看重共同体对于个人的责任、保护，并十分强调个人对于安全的需求和不确定性的恐惧。共同体蕴含了稳定、温暖、安全等要素，能够满足了社会成员的“类本质”和归属感需求。
同时，鲍曼还认为，“共同体”不是一个已经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它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能够找到的天堂。共同体是社会成员共同的精神理想和情感热望，是一个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的情感故乡，或是期望在未来能够到达的精神天堂。鲍曼不仅道出了共同体对于社会成员的精神价值和情感意义，也表现了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以鲍曼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对传统共同体的回顾和追忆。
在我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人们也正在面临着传统共同体的逐渐消逝。传统共同体，即传统社会中主要以家族、血缘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借助其未经分化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使个体获得了重要的情感归属。但进入当代社会后，伴随着快速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宗族、庙会、村落社区等传统共同体正在远逝，宗族关系的日益弱化、邻里守望的渐趋消亡、传统村落的急剧消失，将社会成员抛入了个体生存的丛林当中，人们迫切需要克服精神上的不安，满足社会归属感，回归人的类本质。
（二)网络共同体：原子化个人的网络团结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单位制度的变迁，使得中国社会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人们之间的联结弱化，原子化个体与文化社群和公共生活的割裂日益明显，使得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共同体情结，并被推动去寻求建立各种形式社会团结的平台和可能。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人们建立社会团结的空间之一，网络团结也便成为了社会团结的表现形态之一。
网络团结，即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凝聚形态，主要体现为各种类型的网络共同体。互联网时代中，凭借网络信息的迅捷传递以及对大规模互动人群的接纳，社会成员之间能够随时开展跨越时空的沟通交流，并以地域、血缘、学缘、观点、兴趣、志向等为纽带联结成不同规模的共同体，开展线上或线下的人际互动，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归属感。
从共同体的形成纽带来看，网络共同体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对传统共同体凝聚纽带的延续而形成的共同体，如百度贴吧里以地域为纽带连接起来的地域性社群，家族寻根网站中以姓氏为纽带形成的血缘性群体，腾讯QQ、微信等即时通信系统中延续现实人际关系纽带的朋友圈、同学群等。这一类共同体由于连接纽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较为长久，并具有线上与线下相互融合的特点。还有一类共同体是通过其他非传统共同体凝聚纽带而形成的共同体，如微博中由于某个突发事件而迅速凝聚起来的意见群体，网络论坛中由某个话题或兴趣为纽带而形成的群体，以及以“双11”网购为中心聚集起来的狂欢群体等。这类共同体的构成比较复杂，并且由于各自联结纽带的性质差异而具有不同程度的稳定性。
在网络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想象”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论述了媒体在凝聚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7]。但是，由于时代所限，安德森只是分析了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介的作用，对于后来产生的第四大媒体——互联网，则并未涉及。其实，作为传播媒介的新形式，虽然互联网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特点，但在凝结共同体想象方面具有同样的功能。
由于网络交往的缺场性，网络社会里的人际交往普遍都具有一定的想象空间。与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时获得立体性、整体性信息不同，网络交往中，人们接受到的只是交往对方的碎片化、平面化信息。这些碎片化信息之间，以及由碎片到立体的过程，都需要人们用想象来填补。人们只能通过想象，对交往对方传递的文字、符号、图片等碎片化信息进行整合，构想出对方的形象，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就如麦克卢汉所言，“大网眼的长筒袜比平滑的尼龙袜更美观，因为眼睛必定要代替手掌去填充并补足它整体的形象，正像电视屏上的马赛克图像一样”。[8]在平面化、碎片化的信息面前，每个人都会运用想象力填充并补足其整体的形象。
除了“粘合”之外，想象活动中的认知加工还包括“夸张”。夸张，即故意增大或缩小客观事物的正常特征，使他们变形。当一个网络事件发生后，人们在获取和传播相关信息时会故意增大或缩小其中的某个信息，使其呈现出娱乐效果。如从杭州飙车案中衍生出的“70码”、“欺实马”，以及“欺实马欢迎你”、“欺实马之歌”等就在引发公众强烈关注该事件的同时，出现了以“欺实马”为核心的话语狂欢。
风险社会理论家贝克认为，我们当前正在进入风险社会，其风险具有全球性、不可预知性、破坏性等特点。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原子化个体的生存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更为增强。由此，寻求建构或归属于某个群体便成为了当代社会成员抵抗不安全感、释放社会焦虑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物质文化盛行，制度规范不健全，传统凝聚纽带断裂，使社会成员都被抛入现代生活的丛林中，焦虑也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潜伏着无数危机，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社会成员弥漫着各种“害怕”的情绪：怕老，怕生病，怕环境污染，怕失业，怕做好事……与纯粹个人的焦虑不同，社会性的焦虑属于一定社会或时代，是一种弥散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是一种具有潜在社会动力的负面社会情绪，不会轻易消退，也不容易完全解除。
社会焦虑的人群中，70后、80后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之一。目前，70后、80后已步入成家立业的人生阶段，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还要面临着抚养子女、赡养父母的社会责任，同时，还要应对高失业率、高房价、低工资收入、低职业稳定性等压力，是社会压力较大的一个群体。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式的生活是常规生活的必要补充，是民众情绪的一种定期的宣泄和释放，起着情绪“减压阀”的作用。由此，种种网络狂欢活动的出现便与社会普遍弥漫的焦虑心态，尤其是与作为网络主力群体的70后、80后的社会焦虑，具有密切关联。就如一句歌词所说的，“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在某种程度上，许多具有嘲讽性和自娱自乐性的网络热词的流行，也是网络民众释放现实社会焦虑的一种表现，比如“屌丝”。从字面上理解，“屌丝”是一个具有贬义、鄙视、恶俗和不雅意味的词汇，但却在产生之后的短短时间内迅速流行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这个词原本是2011年10月百度雷霆三巨头吧对李毅吧会员的恶搞称谓，反被后者认为这个词听起来很酷而拿来作为自嘲用语，随后开始经由互联网广泛传播，并于2012年初迅速流行于年轻人群体的话语体系。2012年11月3日，“屌丝”一词登上了《人民日报》十八大特刊，引发了网络和社会热议。在心理学看来，大量年轻人主动接受并认同这一称谓，恰恰反映了这些年轻人现实际遇的不如意和集体焦虑。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主动把自己划归“屌丝”群体的行为，在心理学上称为“自我设障”，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降低自我定位和成功期望，以缓解社会压力和社会焦虑。
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永恒的研究话题，个人如何组成社会，社会如何有序地发展，个人如何有序地参与社会一直都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从个人到社会的研究中，共同体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学术概念，也是分析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
从历史发展来看，共同体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重要平台和领域。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模式、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社会，村落、宗族等共同体是以群的状态整体存在、自然形成的，相对个人而言，社会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占据主要位置并发挥对个人的重要影响和支配作用，个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具有附属性。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个人的独立、自由变得越来越重要，出现了许多个人本位的新型共同体，传统共同体影响甚至支配个人的力量渐渐被弱化，个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这些新型共同体中，个人与社会二者的互动关系则发生了变化，个人的地位逐渐提升，并且其影响社会的力量也较以前有所增强。
网络共同体即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共同体之一。在网络空间中，凭借自由、平等以及跨越时空限制的人际沟通，社会成员构建了不同类型的网络共同体，如以地域为纽带凝聚的网络虚拟社区、以观点为纽带凝聚的意见群体、以狂欢为纽带凝聚的网络狂欢共同体等，并以这些共同体为支点，彰显了网络舆论撬动现实社会的重要力量。虽然与传统共同体相比，一些网络共同体缺乏长期性和稳固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恰恰反映了互联网时代共同体的复杂性、自发性、建构性等特点。
除了是个人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平台和领域，共同体也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重要结果。在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中，每一次共同体的消解和建立都是个人与社会相互博弈之后的重要产物。从这种视角来看，共同体又是社会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指示器。当社会发生变迁时，旧有的共同体往往也会随之消解，当新的社会秩序形成时，许多新型共同体又会相继形成。因此，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在当前快速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探究共同体的传承、变化及建构，便成为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话题，分析时代变迁中共同体的发展变化也便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秩序研究的一条可能路径。
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原有的共同体纽带断裂，但是却并未减弱人们对共同体的需求，因此，人们会寻找一切机会和平台建构新的共同体，或者尽力延续和传承原有的共同体。这种对共同体的需求和寻找便是共同体情结。共同体情结是社会情绪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社会行动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滕尼斯、鲍曼等众多研究者的眼中，共同体主要是蕴含着精神、情感的一个概念，他们也更为看重该概念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内容，以及共同体在满足人们的归属需求和归属情感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传统社会，人们的归属需求之所以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与集体意识的影响、社会的同质化有很大关系。到了现代社会，由于个人从宗教、政治的束缚中渐渐脱离出来，集体意识弱化，个人被社会控制的力量减弱，个人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力来决定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社会的凝聚力却有所下降，社会团结的纽带也被松解，人际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也有了更多的归属空白。为了填补这些归属空白，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展各种类型的社会结合，形成群体性的社会行动。如当前在我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群体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休闲需求与归属感需求加在一起，推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休闲共同体，如驴友共同体、广场舞共同体等。
互联网时代中，随着人们沟通范围的扩大和群体沟通能力的增强，共同体情结在推动人们开展社会行动的过程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只要条件允许，人们便会在网络空间中迅速聚集起来，形成以某个网络事件为核心的共同体，开展较为一致的群体行为。
在由共同体情结推动开展的群体行为中，狂欢行为无疑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行为之一。从历史发展来看，共同体与狂欢活动就如一对孪生子，二者相互缠绕在一起，难分难解。自从共同体出现之日始，狂欢便与其相伴相随。正是在狂欢活动当中，共同体才得以长时间地凝聚延续，正是在共同体中，狂欢才更具娱乐性和疯狂性。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空间被分化为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网络狂欢也便开始成为共同体的群体行为之一。
从表面上看，共同体的狂欢行为好像是一场混乱无序的群体活动，无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恰恰相反，狂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情绪“安全阀”的作用，能够让社会成员从各自的分化和被现代科技、理性、技术等浸染的分裂世界中暂时脱离出来，回归完整的日常生活世界，在自由、平等的狂欢氛围中，享受人际之间的纯粹交往关系。从这种视角看，共同体既能推动社会成员开展社会行动，促进社会变迁，同时又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来源和基点。
一直以来，社会变迁与社会秩序都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社会变迁必然涉及新秩序对旧秩序的替代或更新，因此，如何在快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达致社会秩序的重建及稳定，就成为人们努力探究的难题。而通过对网络狂欢和网络共同体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些许启示，即面对当前我国快速社会变迁过程的“失范”问题，共同体的培育或许是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之一。共同体是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中介，也是个人的精神归属，只有社会能够具有培育构建共同体的平台和条件，使共同体作为个人与社会的中介，能够给予社会成员归属感需求的满足，社会才能平稳地向前发展，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才得以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成为可能。
面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的“失范”现象，涂尔干曾经探讨过“职业群体”等在重建社会团结纽带上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社会分工的影响下，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社会有发生社会解组的危险，即人们丧失了牢固的社会联系，社会整体蜕变为一种个体相互分裂的原子式堆积的状态。社会解组的危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整体层次上，会由于共同价值方面缺乏一致，社会整合能力降低，社会秩序呈现危机；个体层次上，极端的个人主义，不仅会损害社会团结的纽带，而且严重威胁个人自身的幸福。因此，涂尔干提议应该构建与社会分工结构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道德体系，既包括最高层次上的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价值，又包括群体层次的道德规范，从而使社会分工体系的各部分能够有机地整合到一起，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涂尔干指出的“多层次的社会道德体系”实际上就是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共同体体系，“道德规范”即共同体的凝聚纽带。当社会成员能够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中确立自身的群体归属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便转化为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当不同层次共同体的集体价值趋于一致时，社会整合力便会增强，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会形成。同时，不同层次的共同体也会最大化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的群体归属需求，从而使得处于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的个体能够凭借共同体带来的集体情感和共同价值，获得类本质的复位与回归，进而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
互联网时代中，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了各种类型的网络共同体。这些网络共同体具有其重要的现实价值。一方面，共同体的狂欢活动为人们暂时脱离现实社会压力，宣泄社会情绪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人们通过各层次的共同体的建构，满足了群体归属感的需求，使共同体情结得以纾解；此外，就如照哈哈镜一样，现实社会秩序也通过网络共同体的话语表达和群体行动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镜像，这些镜像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现实社会秩序，在夸张的镜像中，其秩序缺陷也被放大，在变形中，一定程度上又反映出人们对理想秩序的需求。
如何实现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的有效连接，共同体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也即共同体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中介。在传统社会，个人、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具有一定的平衡性。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传统共同体纽带的断裂，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与个体身份的频繁变动，引发了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本体性焦虑。这种情形下，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共同体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参照物和确定性媒介，成为现代社会成员满足群体归属与社会认同需求的基本单位。个人与共同体具有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共同体情结是个体社会归属感需求的体现，是个体类本质在现代社会的特殊呈现，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人必然拥有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个人又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同体建立、延续和发展的重要主体。
同时，共同体又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自古至今，共同体都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共同体是人们确定社会身份、开展社会认同的重要媒介，也是人们社会存在感和社会秩序感的重要来源。个体正是依凭多元的共同体感知社会的存在，及时进行自我社会定位，并通过社会认同的相对稳固性以达致社会秩序的存续和稳定。此外，共同体的狂欢活动还具有社会情绪安全阀的作用，只有归属于某个共同体，个体的类本质、群体归属需求才会得以满足，社会情绪才会稳定，只有在参与共同体的集体活动中，个体才能释放积聚的各种社会压力和社会焦虑。
共同体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重要中介，是社会变迁的秩序基点，是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凝聚社会成员、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当前我国快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在网络舆论与群体认同的力量不断彰显的同时，需要加强对共同体的关注和研究。一方面要关注传统共同体在当代社会的消解、存续及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对新型共同体的培育及引导。尤其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加强对各种类型网络共同体的重视，善于发现网络共同体背后反映出来的社会需求，及时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困惑，推动社会发展，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同时，通过培育多层次共同体体系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多元化共同体需求，以期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过程中，能够缓解“失范”现象，稳固社会成员的认同，达致社会的有序化发展。
注释：
[1][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4页。
[3]陈氚、刘少杰：《网络流行语的感性化与讽喻性》，《人文杂志》，2013年第3期。
[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43页。
[5]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6]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9～60页。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2]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李兆林、夏忠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陈氚、刘少杰：《网络流行语的感性化与讽喻性》，《人文杂志》2013年第3期。
[5]车利侠：《天猫“11-11购物狂欢节”13个小时破去年纪录》，《北京青年报》2013年11月12日版（B01)。
[6]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7]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