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学作为一门学问并非始于现在，而是有相当长的历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各国开始观察和了解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大约在19世纪，西方国家的一些大学开始把中国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到了第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的许多著名大学都建立起专门研究中国的学科。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学最初是作为西方学术界的一门“外国学”而产生的。西方人研究中国跟中国人研究西方各国一样，都属于对“外部国家”研究，对异国文明的研究。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上的强势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国际学术界中的中国学，基本上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其观察视角、思维方式、理论框架都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主导。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中国应当建立起自己的中国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说，西方人的中国学研究是西方国家的“外国学”，那么中国人的中国学则应当是中国的“本国学”，应当是用中国人的观察视角、立场观点、思维方式、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自身。从学科设置上说，中国人的中国学对应的是西方国家的“本国学”，跟美国人的美国研究、英国人的英国研究，或法国人的法国研究一样。目前，美国设立“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的大学大约有七十多所，其数量超过了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学”。而中国人的“中国学”则刚刚起步，尚在成长过程中。
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共同主办“世界中国学论坛”；2010年，教育部在浙江大学首次设立中国学专业；2014年，北京大学建立燕京学堂，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中国学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世界中国学论坛”和浙江大学、燕京学堂界定的中国学主要还是面向国外，侧重于中华文化的对外介绍和传播，而不完全是对中国本身的研究。浙江大学和燕京学堂的中国学甚至只招收外国留学生而不招收中国学生。由于这样一个面向国外的定位，中国目前的中国学还不算是专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学科。
笔者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给中国学界提出了构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学的历史任务。顾名思义，中国人的中国学应当是以中国人为研究主体、以中国理论为框架，把当代中国放在世界中来考察和研究。中国学不是研究中国的某一个局部领域，而是以整个中国为对象。但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并非一种泛泛的文明研究，而是着重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从何而来？何以形成？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应当如何抉择？应当走向何方？本文下面从三个方面对如何构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学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中国学界更加关注中国学的构建。
一、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的辩证统一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研究中国，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研究，应当是占尽优势，轻车熟路。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从认识论上看，人类认识自己并不比认识外部世界更容易。中国古人讲“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认为认识自己很重要但也很困难，古希腊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石柱上就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确实，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国家，有语言上的优势、文化上的优势、地理上的优势。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肯定比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更深刻。但是，中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这就是要防止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这是人类自我认识最容易陷入的误区，也是中国人构建中国学首先要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从方法论看，要避免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中国学的研究一定要做到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既要有中国立场、中国情怀，又要实事求是，理性客观；既要有中国视角，历史比较，又要有全球视野，中外比较；既要坚持中国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又要善于学习和吸取其他国家在中国研究中的积极成果。要而言之，在中国学的研究过程，必须要始终如一的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
目前，中国本土的中国学起步不久，尤其要防止两种片面倾向。首先是要防止中国学继续沿用西方国家的观察视角、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如果中国在构建中国学时不能走出西方国家研究中国的窠臼，那么中国学界构建的中国学就丧失了自己在文化上的主体性，最多只能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一个补充，成为西方国家“外国学”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要防止把中国从外部世界中割裂出来孤立研究，陷入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的误区，这种封闭僵化的中国学将无法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困境，既无法真正认识中国，也无法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总而言之，中国学界构建中国学必须要始终坚持观察、分析和研究过程中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门学科比中国人研究外部世界，研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更具挑战性。
无论对当代中国发展的评价如何，中国作为一个13亿多人的大国，作为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其复杂多样性是当今学界的共识。中国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从学科的设置上看，中国学研究类似于中国大学里面的国别研究，如美国研究、英国研究等学科。但是，与其它国别研究相比，研究中国要复杂得多，这个复杂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规模超大，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极强。中国将近14亿的人口超过了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合。面对这么一个巨大的人口数量，要对这个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确实是难度很大。中国社会的人口规模决定了这个研究学科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国的超大规模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极大地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面貌，而世界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次，中国巨大的地理环境差异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决定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6年在中国地图上画了一条直线，从黑龙江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这条线叫做爱辉--腾冲线或胡焕庸线。根据这条线的划分，中国东南部36%的土地居住着全国96%的人口，而西北部分64%的广袤地区却人烟稀少，仅居住有4%的人口。 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胡焕庸线呈现出的中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在今天仍未改变。中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大约在国土43%的东南一带居住了94%的人口。这个数据说明了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的沿海和内地、东部和中部、西部的差别很大。中国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给对中国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跟研究一般小国家完全不一样。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大国，也不具有中国的这种不平衡性，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东部的纽约州差别并不大，但中国上海和中西部的差别就很大。中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别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学研究的复杂性。究竟什么是中国？这个看似最简单的问题要讲清楚其实并不容易。研究中国，特别要避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切忌以偏概全。
此外，中国悠久的历史也决定了研究中国的深度非常之深。中国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肯定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文明，是世界上持续发展最悠久的文明。当年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明兴起很早，但是它们很早已经中断了，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持续不断的只有中国文明。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要需要梳理清楚今天的中国是怎么一步一步从过去发展过来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离民族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自二十世纪以来发生的所有巨大变化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迅速地跨入了工业文明行列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贸易国，显然跟中国的历史基因有关系。中国接受并发展了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当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崩溃的时候，中国不仅没有倒下，反而蓬勃发展，这个独特的历史进程背后有着历史基因的强大力量。所以，研究当代中国，不能不研究历史上的中国。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学研究的深度。
以上三点，人口规模，地理环境的差异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历史悠久，这三点决定了中国学要研究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中国，决定了中国学研究特有的的广度和深度。
三、“古今”和“中外”的两个研究维度
中国学的研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不是象牙塔里的研究，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研究的对象是当下的现实中国，但是如何界定当下的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笔者以为，要理解当下的中国，必须要考虑到纵横两个维度，这就是“古今”和“中外”两个维度，当代中国是“古今”和“中外”两个维度的交汇。
“古今”维度是纵向的，是指今天的中国是从古代的中国发展过来的，要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理解历史的中国，因为“无古不成今”。“中外”维度是横向的，是指近代以来“中学”与“西学”的碰撞和融合，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古代中国的简单延续，而是在历史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特别是近100多年来中西文化的相互冲突和融汇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国制度。所以今天的中国既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元素，也包含了大量“西学”的元素。“古今”和“中外”这两个维度的交汇构成了今天的中国，这是理解当代中国的基本思路，也是研究中国学的基本思路。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两个本质性属性。第一，中国道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或者说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一个本质属性。第二，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苏联东欧当年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一般理解为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从西方学习和引进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机制。所以，市场经济也是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对于中国道路的这两个本质属性，人们一般来很容易认为是来自外部世界，而忽略了中国的历史基因。
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既不是理论的发源地也不是制度的发源地。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两个来源。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度来源是苏联在1917年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还是制度来源，都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中从国外传入中国。从历史的线索看，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中国本土的原创，而是从欧洲传入中国。
再来看市场经济这个因素。中国社会今天的市场经济机制，基本上被理解为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国家引进。中国现代企业的基本构架和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包括资本市场，会计和审计、银行保险等等，很多方面都是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
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好像都是从外部输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社会主义进入中国之后能够落地生根、茁壮成长？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在它的发源地欧洲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中国却显得生机勃勃，极富生命力？这个现象怎么解释？社会主义中国能够这样生机勃勃发展，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个历史渊源在哪里？要把它讲清楚。这是当代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同样，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蓬勃发展？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市场机制，为什么苏联失败了？东欧失败了？为什么市场经济进入中国之后能够发展的这么迅速？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多，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却显得卓有成效？这跟中国的传统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实际上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是世界上是最早确立土地自由买卖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国家。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确立个土地的个人所有制，在秦汉就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而欧洲大多数国家一直在十七世纪以前都还处于封建领主制度下，土地并不可以自由买卖。在中国，由于土地的个人所有制和全国统一商品市场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民间社会有着极强的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旦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马上就能够激活中国社会原有的市场经济历史基因。在当今世界，中国人是最具有市场意识的国民，全世界都有中国商人的背影，这是中国的历史基因决定的。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样如此。正是因为中国在古代就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有了比较彻底和完整的土地私有制，而商品经济和土地私有制则催生了土地兼并和社会两极分化。而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弊端又迫使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不得不创造出很多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在一个土地私有制发达、商品经济兴盛的社会，政府怎么来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政府怎么来干预市场，中国历朝历代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对于物价的控制，对灾难的救济，中国的历史中有非常丰富的东西值得研究。这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特点。
笔者认为“中学为体”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从理论上讲，中国人不可能做到不以“中学为体”，中国人要想不以“中学为体”，要想以“西学为体”，就好比想抓住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基因决定了只能以“中学为体”。但是“中学为体”固然有道理，“西学为用”却是错误的，因为体用不可分。
如果以“中学为体”，但又摈弃“西学为用”，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对待“西学”呢？这是今天中国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中学为体”的这个“中学”看成是一个凝固不变的东西，不能简单地把“中学”等同于儒学或等同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而应当把“中学”看作是一个流动和变化的概念。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西学东渐，“中学”在“西学”的冲击下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从晚清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再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共完成现代建国，再到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中学”一直处于“化西学为中学”的动态之中。今日之“中学” 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大量的“西学”原素。中国社会今天使用的现代汉语包含了大量来自西方的概念和词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已经成为今天“中学”的本质性内容。今天讲中国道路，就是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上，“化西学为中学”做得最成功的是毛泽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完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中国化。到了1949年共产党执政，特别是到了1956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制度的根基和核心。从那以后，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舶来品，而是已经内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成为“中学”中最具本质性的东西。
基于上述原因，今天的中国学研究仍然应当坚持“化西学为中学”。中国在今天以及未来，还需要努力向西方学习。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照搬，更不能以“西学为体”，而是“化西为中”，把“西学”中的精华化为“中学”的一部分，化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学的一部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刚刚起步，亟需确立一些基本的界定和探索新的研究思路。从中国目前的中国学现状看，这门学科的构建还任重道远，有待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