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5周年之际，属于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四国的“上合时间”也如期开启。
从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来看，峰会的重要性一览无余：与会国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探讨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互利合作，探讨新形势下上合组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协同应对的举措，成员国元首共同签署《塔什干宣言》、发表会议公报，以及更具战略层面的批准包括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落实行动计划等文件，均凸显上合组织在新的历史时期所承担的多维使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这是一个愈发不确定的时代
作为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但总部又不在该城市的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最初源于1989年，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关于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的谈判进程的组织，上述五国形成了定期会晤机制。
2001年6月14日，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以完全平等身份加入。15日，六国元首举行首次会议，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成员国元首还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1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首次会谈。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在会谈中联合决定启动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济合作进程，宣布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定期会谈机制。
此后，上合组织在不断加强区域和多边合作的同时，还致力于排除域外大国的干扰，以审慎与稳健的步伐发展，迄今已形成了6个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个观察员国（阿富汗、白俄罗斯、印度、伊朗、蒙古国、巴基斯坦）和6个对话伙伴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土耳其、斯里兰卡）的格局。
上述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近一半，在区域乃至全球政治、安全与经济格局中均握有相当的发言权。此外，还有来自东欧、东南亚以及中东的共五个国家在排队加入上合组织。
1989年、2001年，这两个年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和世界而言，均是极为敏感和具有指标意义的年份。因为从历史的时间光谱来看，这是将不确定性表达得非常精准的两个年份。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若没有1989年的东欧剧变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也就不会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泛滥；如果没有“9.11”事件，美国也就不会如此迅速的介入中亚事务。
曾几何时，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强大到寂寞。曾经孤独的美国，需要感谢的人很多，戈尔巴乔夫便是其中的一位。某种程度上说，戈尔巴乔夫在其任上的某些作为，令老布什“暗爽”不已。正是苏联的解体，成就了美国的唯一超强地位。世人应该记得，1990年前后，随着计划经济国家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刺激全球对美元储备的飞速增长；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令美籍日裔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历史终结了”。
但历史并没有终结，福山在20余年后也为自己当年的轻率结论道歉，这位被视为继亨廷顿之后最有预见的政治学家，显然过高估计了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低估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重大历史选择面前的国家定力与改革勇气，更天真地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全球政经安全格局演变就由美国完全主导。事实上，即便有着极高战争偏好与战争能力的美国，即便美国将战争之于维护美元地位的重要性放大到极致，也不能阻止美国的相对衰落。
中亚注定是单边扩张的坟墓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认为控制这个全球战略中枢的时间窗口已经来临，于是从政治、经济和安全等三大领域全力对中亚地区进行渗透，一度在中俄两大国之间打下了不少楔子，令中俄两国如芒在背。
在政治领域，美国加紧向该地区推销西方民主制度，并通过加强双边和多边政治交往以及提供非政府组织资助，引导中亚国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加紧向美国靠拢。
在经济领域，美国深知中亚国家缺钱，于是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向中亚国家提供优惠贷款，但前提是必须接受相关附加条件，施行美式民主改革。美国还帮助中亚国家推动能源出口多元化，以摆脱对俄罗斯的战略依赖。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不少经济命脉掌握在美欧财团手中，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表露无疑。
此外，在安全领域，自1996年开始，美国先后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签署大量军事合作协定，合作内容包括美国帮助中亚国家培训军官、进行军队改革以及直接提供军事援助、开展联合演习、进行情报合作等。1997年，美国军队开始在中亚国家境内参加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下的军事演习。“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之机拉拢中亚各国，将投射力量嵌入到中亚有关国家，多国同意美军建立军事基地或开放领空，美军先后进驻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汉纳巴德等基地。特别是马纳斯国际机场，一度成为美军在中亚最大的军事基地。直接对中俄构成安全威胁。
可以说，如果没有“9.11”事件，美国就没有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理由。而阿富汗战争，既是美国在力量巅峰时期提升国家安全边际的一次持久的大规模出击，也是谋求在中亚建立战略据点乃至试图主导中亚事务的实际测试，更是美国力量过度使用的历史重演。
阿富汗历来是超级大国扩张的坟墓，即便有着最精锐打击体系的美国也不例外。长达13年的阿富汗战争，不仅花费了美国海量军费和惨重的伤亡代价，而且当初设定的战争目标和政治目的并没有实现多少。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最终赢家的战争。
美国在战略上通过阿富汗战争确实加强了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特别是反恐合作，并实现了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的目标。但美国显然低估了中亚国家对域外大国本能的戒心。其在中亚推广民主甚至策动“颜色革命”的做法屡屡引起中亚国家的恐惧和戒备，不仅直接导致美国在中亚国家的形象严重受损，还使得俄罗斯借机扭转了在该地区的被动局面。
例如，2005年的“安集延事件”，不仅直接导致乌兹别克斯坦对驻乌美军下了逐客令，还促使乌随后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合作，包括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退出“古阿姆”联盟、重返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事实上，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吉尔吉斯斯坦也于2014年关闭了美国驻吉军事基地。尽管美国在该地区曾经抛出“新丝绸之路”计划，但在更具实质内容和财力支撑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面前，该计划显得苍白无力。
多边安全与繁荣共生之道
在全球政经与安全秩序处于断裂与重构摩擦性对接的微妙时间窗口，作为承载区域安全体系担保人使命的上合组织，要获得与自身角色定位相匹配的话语权与执行力，既有赖于中俄等大国绝对经济实力的增强与经济一体化机制的搭建，也取决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能否在凝聚共识的前提下扩大多维合作区间，更离不开中国基于区域发展范式与大国责任的亚洲新角色的重塑与国际担当的确立。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的三大经济圈中，包括中亚在内的亚洲地区是唯一没有真正搭建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极为复杂的国家关系尤其是外部势力的严重干扰，使得亚洲要构建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经济一体化融合机制异常艰难。
过去一向优越感十足但戒心严重的日本，面对经济规模中国超越的事实，寄希望与美国联手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来钳制中国，反映出日本不愿看到中国快速崛起的岛国心态。其近年来加大对中亚和蒙古的渗透，更是试图削弱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而这些年来经济屡受外部力量渗透与影响的中亚地区，能否与中国、俄罗斯以及即将加入上合组织的印度等国一道，在推进一体化安全体系的进程中同步提升经济活力，进而在找寻区域发展共性的基础上，打造上合组织在国际政经秩序变迁中的新角色，也是塑造上合组织新坐标的重要一环。
作为当今全球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推动上合组织国际行为空间的稳步扩大，美国拥有独步世界的高端制造业、密布全球的贸易体系、以纽约和芝加哥为代表的金融中心以及相应的金融制度文化、让中俄等国难望项背的全球性军事力量和多年来精心构筑的机制化霸权体系，这些都是美国钳制上合组织提升国际行为空间的战略依靠。
但是，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紧贴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可以说，自全球工业化以来，在工业化国家难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情势下，在“以邻为壑”经济政策仍不时泛滥的背景下，这不仅契合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广大亚非欠发达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进而带动新一轮的产业与技术的大规模匹配性转移，更掐准了西方的软肋，中国也有望通过互利合作，打造亚洲繁荣共生新模式。
上合组织正是中国展现区域与国际责任的最佳平台之一。经过15年发展业已探索出独具特色发展路径的上合组织，如今正迎来有效扩容的历史时机。
笔者相信，本次峰会将在落实去年乌法峰会成果方面迈出突破性步伐，假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愿加入上合组织，并不令人意外。印度会明白，积极寻求与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在更大层面的安全合作本身就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中国并没有打算遏制印度的发展以及有效国际行为空间的扩大。同样，上合组织会关注阿富汗和伊朗的诉求。阿富汗必须融入上合组织的安全体系怀抱，方能找到稳定国内局势寻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路径。
笔者同样相信，中国会和俄罗斯以及峰会东道国乌兹别克斯坦等一道，就如何进一步巩固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保持忧患意识、扩大务实合作、完善组织建设和巩固人文纽带，拿出更具实质性和操作性的措施。
如果峰会最终通过推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在同意推动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并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取得根本性突破，也是有责任感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袖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强化“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的共同一致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