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时代以来，有两个共识，对台海的稳定非常重要。一方面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另一方面是国共两党之间达成了共识，这两个共识让台湾保持了迄今为止的和平。如果没有这两个层面的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出现问题。蔡英文上台后，台湾问题的走向如何？这是个大的问号。
尽管台湾的法理“独立”很难实现，但台湾的“独立力量”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法理“独立”的努力。实际上，事实上的“独立”状况使得台湾有能力去从事“独立”运动。
在此情况下，大陆对台湾的目标有三个层面，即短期、中期和长期。在短期层面，最重要的就是危机管理；在中期层面，就是遏制“台独”，或者维持现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就是要追求国家的统一。
一、民进党仍然缺少不了“台独”力量作为其基础
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独”力量主导台湾政治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台海危机不断。民进党现在的领导层尽管也强调维持两岸现状，但仍然没有放弃追求“台独”的立场。民进党党内力量比较复杂，但民进党和“台独”力量之间的关系微妙，即民进党仍然缺少不了“台独”力量作为其基础。
在这个前提下，民进党执政之后，“台独”力量仍然有可能制造这样那样的“台独”危机。每当发生重大的政治事件，例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美国总统选举和台湾地区选举等等，“台独”力量都有可能利用这些重大事件来制造危机。如何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危机形式，还是中国大陆必须面对的要务。
二、现状管理：遏制“台独”，或者维持现状
与之相关的第二层面是现状管理。多年来，大陆把管理台海局势的目标定位在反对台湾的法理“独立”上面，这是很现实的做法。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是一个事实，看不到这个事实，任何决策都会是自欺欺人，会导致犯大错误。即使将来统一了，也并不见得两岸属于同一个行政实体。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已经是一个主权政治体下的两个行政实体。和台湾政治上的统一指的是政治主权上的统一，而非行政上的统一。如何达成主权上的统一和行政权上的独立既是一个规范问题，也是未来两岸关系客观发展的现实问题。
防止法理“台独”的意义在于把解决台湾问题分成两步，即反“台独”和促统一。尽管这两步之间多有重合之处，但从战略上是可以把它们分离开来的，这种分离有利于人们找到可行的途径，分阶段应付台湾问题，并求得最终的解决。
现状管理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就是中美关系和台湾岛内主流政治力量的变迁。大陆并没有实质性的途径来影响台湾岛内的政治。如果有，也不会出现1996年导弹危机那样的情况了。在导弹危机之后，大陆也通过领导人讲话或者通过媒体等试图影响岛内的政治走向，但是不仅没有效果，有时候甚至被岛内“台独”力量所利用而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种情况在近年有很大的变化。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有效地改变了从前“胡萝卜不甜、大棒不硬”的被动局面。在同时强化了“大棒”的硬度和“胡萝卜”的甜度的情况下，大陆比较有效地利用了两个因素：一是岛内的政治斗争，二是经济的区域化，也就是台湾和大陆两个经济体的高度整合。
三、《反分裂国家法》加速了台湾岛内政治力量的分化
《反分裂国家法》当然是大陆对岛内每况愈下的“独立”趋势的反应。但《反分裂国家法》一旦出台，就完全改变了大陆的被动情况。《反分裂国家法》在“台独”和战争之间画上了等号，民进党的“台独”不再具有“道德制高点”，国民党也因此可以和民进党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区分开来。在另一个层面，《反分裂国家法》也使得美国的一些政治力量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后果。如果美国不想就“台独”和中国大陆公开对抗，那么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台独”行为。就是说，《反分裂国家法》加速了台湾岛内政治力量的分化，从而对岛内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台湾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表明大陆传统统战方法又可以起作用了。在《反分裂国家法》之前，岛内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敢和大陆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妖魔化，被认为是“中共的同路人”。《反分裂国家法》以后，为了台湾的整体利益，也是为了本身的未来发展，台湾当时主要反对党亲民党和国民党先后访问大陆，和大陆展开了实质性的两岸问题对话。通过国共两党的对话平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诸多的共识。很显然，这些共识都是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这样，不仅两岸的局势稳定下来，而且国民党开始改变他们在岛内本来很不利的局面。
另一个因素是经济的区域化，或者说大陆和台湾两个经济体的高度整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两岸经济实际上已经是高度整合。现在很难想象台北的桃园机场如果没有了大陆去的航班，会变成怎样。台湾的整体经济也是如此。即使是最具有“独立”理念的“台独”力量，也很难否认大陆经济对台湾的影响了。
不过，要把两岸的经济整合转化成为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济的整合里面可以分解出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台商”因素。台商因素很复杂，他们往往是机会主义者。在早期，一些台商甚至为“台独”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更多的台商是执政党和反对党两边都“押宝”。现在大陆有那么多台商，但是他们有多少回去支持国民党，又有多少支持民进党？这种复杂情况以后还会存在下去。
比台商更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实际上是普通台湾人民，尤其是南部农民。经济的整合有可能使得大陆直接地影响台湾农民的利益，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们的投票意向。多年来，大陆直接向台湾开放农产品市场。很难假定所有的台南农民都是倾向于“台独”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台南传统上是民进党的基地，这些农民很容易被“台独”基本教义派动员。如果大陆的市场和他们的生计能够发生直接的联系，那么情况就会改变。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民进党曾经对大陆的“亲台”经贸政策拼命抵抗。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抵抗对民进党的负面意义大于其积极意义。一旦台南农民体会到进入大陆农业市场的好处，民进党就很难再抵抗下去。
有了这些可以影响岛内政治动态的途径，台海局势的稳定就有个基本的保障。当然，这对短期的危机管理也有正面的意义。即使“台独”的基本教义派人士制造危机，法理“台独”在台湾内部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对大陆来说，有了这样的基础，对危机处理就可以更加理性。只要能够把握得住台湾社会的主流，少数铁杆“台独”分子的活动的实际影响力就会小得多。
四、要真正解决台湾问题，国际势力必须考虑在内
追求统一是大陆的长远目标。不管愿意与否，台湾问题已经被高度国际化，并且这种国际化已经相当制度化了，要改变它并不容易。如前面所述，两岸本身的交流对中期的现状管理很重要。但要真正解决台湾问题，国际势力必须考虑在内。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以后不断会有新的因素出现。从目前来看，在台湾问题上，主要要考虑的是美日同盟和欧盟，尤其是美日同盟保护伞下的日本。其他国际势力会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但会是辅助性的或支持性的（或者相反），不会是直接的主导作用。
到今天为止，美日同盟的主体是美国。同盟并不是说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有完全一致的国家利益。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多重的利益关系，主要有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和中国的诸多关系中，美国对战略利益的考量是第一位的。无论是日本还是台湾，对美国来说都具有工具性质，就是说，日本和台湾都是被美国用来制约中国崛起的工具。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最大利益是台湾的“独立”，尤其是和平的“独立”。而次优利益才是维持台海现状。美国的这一偏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有什么变化。在这一点上，日本和美国具有同样的选择偏好。在现阶段，和美国站在一起，日本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消化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但是日本和美国也有不同的利益。在战略上，尽管和美国结盟有助于日本发挥更大的区域甚至国际作用，但这个联盟有其特殊性，那就是这个联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正常国家”。不管日本与美欧的经济关系多么密切，它还是亚洲经济的一部分。经济上的需求会对日本的战略需求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再者，日本的战略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目前来看，日本在努力强化美日同盟，来对付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伞下，日本也在追求其自身的同盟。而在东北亚，日本唯一可以追求的地缘政治势力就是台湾。民进党上台之后，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必然会得到一定强化，因为日本是“台独”势力可以得到的少数支持力量。
那么，台湾问题在欧盟是什么定位呢？与美国相比，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欧盟的经济利益是首位的，而战略居次要地位。因为地缘政治等各种因素，欧盟和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战略冲突。如果不出现一个强大的“外敌”，欧盟的战略一直会处于一种防御的方式。只有当欧盟作为整体遇到一个强大的“外敌”时，进攻式的战略才有可能。很显然，这个“外敌”绝对不会是中国。
在台湾问题上，欧盟只有遇到美国因素时，才会有战略上的考量。当中国出台《反分裂国家法》的时候，美国和欧盟便开始美欧之间的中国战略对话，希望在对华关系上，双方能够协调关系和行动。在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欧盟和北约就紧张起来，讨论中国是否也会对台湾或者其他地区制造类似的事件。
除了一些意识形态利益如民主和自由外，欧盟本身对台湾并没有实质性的兴趣。在没有实质性的战略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欧盟更多希望的是中国能够以一种可以让欧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五、可能出现的危机局面
台湾能够导向中国的“颠覆性错误”，不仅在于前面所讨论的这些问题，而且也在于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巨大变化。历史地看，地缘政治秩序永远是第一位的，是第一秩序，而国内政治秩序是第二位的，是第二秩序，要从属于第一秩序。第二秩序不但不能对第一秩序构成直接的挑战，而且也要适应第一秩序；否则第二秩序就很难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再者，一旦第一秩序受到第二秩序的挑战，那么第一秩序背后的政治力量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资源来保护这个秩序。
两种秩序的关系也适用于一个崛起的中国。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失去了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问题，都是近代地缘政治变迁的产物，并且两个地区的内部秩序（第二秩序）也仅仅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的延伸。现在地缘政治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西方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再次崛起。西方的衰落本身就要减少其对台湾所能提供的支持和保护，而一个崛起的中国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秩序。国家的统一是恢复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门和平回归之后，中国也在寻找和台湾统一的方法。不管怎样，中国是不会容许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其地缘政治利益从中国“独立”出去，不管以何种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把这些界定为核心利益。和所有其他大国一样，一旦这些核心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会不惜一切来保护。
再者，中国也不会容许其他大国在中国周边造成对中国的不安全。今天，中美两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由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引起的。尽管中美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美国要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和深入到中国的周边国家，导致了和中国的间接冲突。
很显然，中国地缘政治利益关切也会影响到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式。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台湾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的第二秩序如果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在最低程度上，不能和大陆的地缘政治秩序发生直接的冲突，更不用说去挑战大陆的地缘政治秩序了。
但问题并没有像中国所希望的那样发展。香港、台湾和大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展，西方地缘政治的相对衰落，尽管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的最终统一，但正因为这些因素的出现，危机也会随时爆发出来。台湾、香港的“独立力量”会寻求独立，而西方力量为了其地缘政治利益也会利用台湾和香港的“独立力量”来制造危机。类似乌克兰那样的事件会不会在台湾或者香港发生？中国并没有有效的力量来防止乌克兰那样的事件发生在台湾或者香港。但如果发生了，牺牲的不仅仅是台湾和香港，也会是大陆。
注：
本文主体内容节选自《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郑永年、杨丽君著，中信出版社集团2016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