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的了解没有在座几位那么深，所以今天讲的是代表一个外面来的人对中国的一些观察。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经济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相当于是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学。我们大家都同意，无论是西医、中医，可以解决医学问题的就是中国需要的医学。医学非常有用，可以救命。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贡献是只对外国有用，对本国没有用？普通人正常想的，他的理想，可能是不只对外国做贡献，也要对自己的国家做贡献。如果他只对外国做贡献，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做贡献，原因是他的理想和他的利益不一致。而这，多半是激励制度造成的。
1997、1998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这在东南亚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换届。在雅加达，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动荡，一些华人遭到杀害。而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看东南亚的学者对这个危机有什么看法？
要是我们对上海以南的大学经济学院进行排名，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大学一定排在前五位，但是这两个高校的学者对亚洲金融危机一点声音都没有。现在我们知道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承认，它们那个时候推荐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是错了，把当时的危机搞得更严重，传染到了其他国家。现在，IMF已经承认它做错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里任教的经济学家说话。假如他们说了什么，他们说的话也与IMF是一样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的失败。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激励制度决定了他们不是来研究地方性经济问题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那时在经济系，没有一个老师研究东南亚经济，很多是研究美国经济、英国经济的。香港大学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很不正常。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出现，要看激励制度、报酬制度是怎么样的。在香港、新加坡的大学，它们是跟很多国外大学的制度一样，它们会有a、b、c类期刊名单，新加坡和香港一些大学的a类期刊名单跟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期刊名单有什么不同？基本上一样。
这些杂志都是在国外的，特别是在美国。所以它们重视的论文主题都是比较偏美国经济问题的。现在很多好的杂志上出现了有关中国的文章，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你不会找到出现过关于马来西亚的文章、关于印尼或是柬埔寨的文章。基本上这样的激励制度就是让那里知识分子为外国打工，但是也不可以怪他们。因为大学里的官僚就是用最方便的方法来评价他们的教授。
但是你看在美国它们怎么样评价？它们顶级的大学跟佛罗里达大学的评价体系是不一样的，只有在美国最有名的大学，像哈佛、MIT（麻省理工学院）、耶鲁，你在它们的经济系可以看得很清楚。两批人，一批人在理论上是一流的，是在a类期刊发文章，还有一部分人对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像劳伦斯·萨默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编注）、杰弗里·萨克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目前就可持续发展问题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特别顾问——编注）。可能他们是最有代表性的，但是不止这两个人。
美国的一流高校经济系不只重视学问，还重视智库，会看你作为学者提出来的建议对社会有没有用。所以它们那里学者的成功，是因为它们的学者提出来的建言通过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所以在一个大学，特别在第一流的大学，它们也没有一个公开的a类期刊或者b类期刊名单。它们怎么样来评价学者呢？它们里面有一批人来看你的文章，他们对自己有信心，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要是他们认为某个人文章写得好，他们就让他得到终身教职。
这个评审也不是那么随意。虽然社会已经接受他们的学术地位，但他们做评价的时候，一定也会问外面的人要推荐信。即便如此，最后也都是每个人自己做出评价。
我在很多不同的大学做过他们的校外评审。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谈话，他们说论文看不懂，也不看，就看在哪里出版。这个基本上是对自己是没有信心了。你看到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有没有魄力，你应该自己有一个评价。这个a类期刊或者b类期刊名单，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最有魄力的杂志可能不在名单里，因为会有新的杂志出来。依据这样的期刊名单做评价，就可能对人才有低估。
大学要提拔教师的时候，不只应该看他的学术，也要看他在智库方面的工作。有很多大学对教师每三年有一个评价，如果你文章发的不多，大学会说，你因为文章发的不多，上课就得多一点。基本上教书就是一个惩罚。但是，我们知道，对本科生和对研究生的教学不需要完全一样，因为很多本科生不会成为经济学博士。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教学也应该依据每个人具体的能力进行，不能千人一律。这样的话，假如一个大学重视教师带学生的能力，那么，即便教书的老师报酬的增加不如做研究的老师增加得那么快，大学还是应做出改进，对教书的老师来讲，他应当得到适当的回报。
从外面来看中国的制度，我担心很多大学已经很接近完全官僚化的评价制度，这种评价制度就只看文章发在哪一个杂志就够了。但是，还应该问问学者，特别是经济学者，自己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