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十年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教育发生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可以归纳为三个“大”：一是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全国普通小学的在校生数近十年来减少了四分之一，而且这是个长期趋势。二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超过2.2亿，以往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正在为城、乡和流动人口的“三元结构”所取代，这也是一个长期趋势。三是大规模的农村中小学撤并。这一由于学生减少而引发的学校布局调整，逐渐发展为政府主导推动的“运动”。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解决好学校撤并带来的突出问题，为这一政策画上句号。
在“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教育的新常态，在我看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农村教育整体上正在发生的转变是从满足基本需求到提升教育质量，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第二，弥补农村教育的薄弱环节。国家推行的“薄弱学校改造项目”“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都反映了农村教育需要实行“底部攻坚”，弥补突出的“短板”。第三，应对城镇化进程对教育的挑战。或许可以这么说，“改薄”关注的是农村教育的“老问题”，是补短，而“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是应对农村教育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农村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以及三类需要特别关注的农村学校，即城镇地带的大班额、大规模学校，条件简陋的农村寄宿制学校以及乡镇以下的村小和教学点，所谓的“小规模学校”。这两个群体、三类学校的问题各不相同，解决的策略和方法也很不一样，并没有什么一抓就灵的简单办法，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在农村学校布局上，必须重视保障学生权益，改变盲目追求“学校进城”和“一步到位”的思维，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以乡镇为中心适当集中”的概念，按永久性学校、过渡性学校、小规模学校分类规划，区别对待，规划和建设好农村学校。
以解决城镇大班额为例，很多地方是教育资源更多地向城市集中，城镇投资兴建更多的学校。这既面临城区土地供应的困局，也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学生进城，继续加剧这一矛盾。另一些地方则反其道而行之，如山西省晋中市、湖北省黄梅县、吉林省通榆县等通过强基固本、反哺农村学校：教师职称聘任、新增教育资源、青年教师等方面优先向农村学校倾斜，实行城乡之间校长、教师的流动机制，规定只有在本乡镇就学才能享受优质高中下放的指标等措施，改变了农村学生盲目进城上学和大班额的弊病，出现了农村学生回流，在成功解决大班额问题的同时，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
在边远偏僻的农村、山区、牧区，学生人数很少的“小规模学校”支撑着无法进城上学、农村后20％的弱势人群子女的教育，是容易被主流社会忽视的看不见的“底层”，改善和建设也最为困难。为此，政府层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例如实行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不足100名学生按100人计算的拨款方法以及探索按照“班师比”而非“生师比”配置村小教师。为了解决农村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即农村教师的更新、补充和稳定机制，教育部提出2015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的工作优先满足村小、教学点的教师补充需求，进一步提高村小、教学点特岗教师招聘比例。但如何使年轻教师在这些最边远、落后的乡村学校用得上、留得住，还需要大幅度提高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从实际出发开展制度创新。
我们还需要思考面向未来的农村教育，回答“农村教育向何处去”的问题：农村教育现代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取消农村教育吗？城乡一体化，是否意味着城乡教育一样化？未来农村教育面貌和发展特点可能是什么样的？
这需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即究竟是以城镇化的思路发展农村教育，将农村教育并入城镇教育；还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认识和尊重农村教育的特点和价值，促进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我们需要在城乡二元文明共生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的文明框架中，重新认识农村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在所有先现代化的国家，都保有传统面貌的美丽乡村，尽管农民的比重很低。如果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要有教育，那么农村教育永远不会消失。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需要传承和更新，从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文化价值和生命意义。因而，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主题是如何建设适合农村需要的教育。否则，所谓的“上好学”不过是追随城市的应试教育，在难以取胜的升学率竞争中“龟兔赛跑”。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教育基本是一种升学教育。大多数难以升学的学生既缺乏农业技能，也缺乏进城打工的技能，成为农村和城市的“边缘人”。今天，农村教育的定位应当超越“为农”“离农”这样二元对立的思维。农村教育不应该照搬城市化的“应试教育”，不应该是单一的升学教育，而应当能够满足升学、进城务工和建设新农村这样不同的需求，回到树人育人的教育宗旨上来。
这并非不切实际的理想或空想。其操作模式是实施一种有根的教育，“以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通过乡土文化的滋养，促进学生的人格发展、公民道德和能力培养。
与抛弃农村教育、照搬城市升学教育不同，山西省芮城县的风陵渡中学多年来坚持“生活教育”的理念，坚持普教、职教和成教三结合，实行“爱农村、爱农民、爱农科”的“三爱”教育，做到“升学不慌，就业不愁，致富不难”。为了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完成升学与就业的双重任务，学校在高二年级毕业会考后进行分流，分为升学、职业、特长不同类型的侧重班。特长发展班开设有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方面的选修课，旨在提高学生专业水平。职业技术教育侧重班开设有果树管理、家电维修、摩托修理、裁剪缝纫等方面的选修课，帮助学生掌握1-2门实用技术，以适应回农村发展的需求。
吉林省抚松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教育资源贫乏的国家级贫困县。他们实行植根乡土的教育，以学生的人格养成为目标，是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学校认为博学博爱比单纯的知识学习更重要。他们通过阅读和多种社会实践活动，将那些缺乏良好习惯、行为粗野的农村孩子培养成“语言文雅，行为儒雅，情趣高雅，心灵美雅”之人，为农村学生提供进城务工所需要的生活、法律常识、就业指导和生涯规划，提供他们走向社会、安身立命的“通行证”。
在地广人稀和边远偏僻的山区、农牧区，小规模学校将长期存在，许多发达国家也都存在这样的教学点。由于城镇化和少子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都存在大量的“小规模学校”。未来农村的总趋势是人口仍在减少，学校的小规模化、小班小校会是一个基本趋势。
与我们追求大规模学校相反，小班小校是世界各国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在后工业社会，教育正在告别以效率和规模取胜的“教育工厂”，重新回归人的尺度。西方流行的名言是“小的是美好的”。小规模学校不仅可以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而且实行小班化教学，师生关系密切，从而实行善待儿童的人性化管理，真正关注每一个学生，有利于学生情感和性格的培养，有利于实施参与式的教学和个性化教育，有效地提高教育品质。
因此，问题不是要消灭小规模学校，而是如何改善和提高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质量。这需要探索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管理，需要在财政投入、教师发展、教育教学等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一些地方采取中心学校辐射、教师走教的“卫星式”管理，有的地方实行复式教学以及充分利用好数字化教育资源，改变小而差、小而弱的局面，建设小而优、小而美的农村学校。四川省广元市的利州区，对学生不足100人的农村学校每校给予10万元教育经费，组成“农村微型学校发展联盟”抱团发展，开展兼职音体教师的培训等活动，因地制宜地改善小规模学校的教学。
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之一在于，城市是一个资源丰富，高度分工，实行专业化、标准化的社会，而乡村是以地缘关系、乡土意识为认同基础的社会。所以，农村学校应当根据农村特点，建立与社区发展、经济、民生更为紧密的新关系，实行资源共享、多样化的“混合模式”。例如，通过村小附设学前班，不仅可以有效使用闲置的校舍资源，而且对于稳定村小的生源具有明显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小幼一体化”可能是乡村小学的基本选择。
未来农村教育要实现内涵发展，应当凸显平民教育、生活教育、公民教育的价值，使教育回归生活，回归社区，与农村文化建设、社区发展紧密结合；同时，重视乡土知识和文化的教育，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特别重要。农村学校不仅可以面向学前和学龄儿童，也可以面向成人，办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其内容可以是全方位的，包括扫盲、文化生活、移风易俗、家庭育儿、卫生健康、法制、科技等等，实现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三教结合”，成为社区的教育和文化中心。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改变农村教育脱离实际的状况，强调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教统筹”，强调教育与农业科技、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对今天的农村教育和新农村建设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农村教育需要回归平民教育、生活教育，重建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使学校成为农村社区发展的新引擎。
例如，山西省祁县段家窑小学大胆实践，创新办学机制，探索出了村委、小学“村校合一”的发展模式。学校“一校多牌”“一室多用”，通过“村校合一”实现资源共享。村校委员会办公室、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农民文化活动中心、党员活动室等都设在学校。学校的多媒体教室、图书阅览室、电脑室、文体活动室等场所在节假日、晚上和农闲时间全方位向村民开放。学校成教部成立了农民文艺宣传队、舞蹈队、篮球队、乒乓球队。村卫生所设在校园，既服务于村民，又方便师生就医。学校还承担了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村农业技校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的功能，促进了经济与教育同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