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俾斯麦去职，由卡普里维接替首相职位。德国外交进入新路线时代。俾斯麦与威廉二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是造成俾斯麦黯然隐退的一个原因。俾斯麦在辞呈中表示：如果按照皇帝的旨意执行对外政策，“这样我就会损害德意志帝国一切重要成就，这些成就是我国外交政策几十年来在不利的条件下遵照陛下的两位先辈的旨意在对俄关系方面取得的。” 威廉二世与俾斯麦的这一分歧，对于未来的德俄关系是一个不祥之兆。
俾斯麦自执掌普鲁士/德国对外政策以来，恪守霍亨索伦王朝传统的联俄政策，通过维护德俄传统的联系纽带，在德俄友好合作的框架中，对俄国对外政策施加约束性影响。
鉴于普法战争及德国统一以来的德法对抗，德俄友好合作堵塞了法俄结盟的道路。法俄如果不结盟，法国便没有能力，因而也不敢将针对德国的敌意转化为向德国复仇的现实政策。德俄友好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增进了德国与其他国家，比如奥匈和英国交涉时的空间和灵活性。
俾斯麦深切地意识到，德俄关系在德国欧洲战略中具有牵一发动全局的枢纽地位，德俄关系中发生的重大变化，必定要传导到德国与欧洲其他主要大国的关系中去，导致这些关系不可预期的，甚至不可欲的变化。与俄国的友好合作，是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外交的基石。
一、俾斯麦欧洲政策的内在矛盾
俾斯麦对德俄合作的高度重视，不仅是出于对俄国在欧洲大陆实力地位的尊重，还是基于对德俄两国在既有结构性矛盾的驱动先走向对抗的恐惧。随着德国的统一，在俄国的西部边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足以同俄国抗衡的强国。历史上俄国在中欧的影响力几乎丧失殆尽。德国统一本身，就意味着俄国在欧洲事务中地位和影响力的下降。哪怕统一后的德国对俄国采取友好政策。对于俄国，针对俄德结构性矛盾的几乎本能的反应，就是联合法国，用俄法联合来抵消德国统一的消极后果。通过俄法联合，来制衡德国，同时借重法国的力量在西线牵制德国，使得德国无法实施一项在东线同俄国为敌的政策。
1871年后俾斯麦外交的核心主题，是通过执行一项维护德俄传统友谊的政策，化解德俄关系中的结构性冲突。俾斯麦联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取得影响俄国政策强有力的杠杆，约束俄国，规避俄国的敌意及俄国与法国联盟的前景。
1875年近东危机以来，俄国在近东问题上与英国、奥匈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俄国对来自德国的支持的需要，使德国获得了影响俄国行为额外的杠杆。在俾斯麦看来，德国可以在近东问题上给予俄国某种支持，但这种支持必须是有条件的、有限的。不能因为与俄国走得太近而对德国与英国的关系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更不能因此牺牲德国的盟国奥匈在近东的利益与影响。
1885年近东危机再次爆发。英德间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角逐。两国出于不同目的，都需要向奥匈提供帮助，并约束俄国的行为。两国都不愿率先出面干预而结怨俄国。通过策动在近东抵制俄国与法国，而德国却置身事外的两次英奥意《地中海协定》，同时签订维护德俄联合的《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勉强避免了被推上巴尔干支持奥匈，对抗俄国的第一线，勉强维持住了与俄国的联合。两次《地中海协定》同《再保险条约》相互补充，造成了英奥意同法俄在近东及地中海的相互牵制之势，暂时冻结了近东地区的现状，并使得俄国难以脱离德国的怀抱同法国结盟。
德俄《再保险条约》、德奥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以及英奥意《地中海协定》构成了俾斯麦执政晚期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德国经由《再保险条约》向俄国提供的支持，通过德奥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以及英奥意《地中海协定》又被取消掉了。通过德奥意三国同盟成员意大利与英国的关系，还使英国间接地与三国同盟发生了联系。这样，一旦法俄结合难以避免时，就为德国保留了与英国结合的可能性。这条线被卡普里维政府继承，并成为外交新路线的核心内容。
俾斯麦的同盟体系带有浓厚的过度色彩，具有极大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俄奥都是德国的盟友，俄奥在近东有重大利益冲突。俄奥矛盾一方面威胁俾斯麦同盟的稳定，同时对于俾斯麦维持其体系又是必要的——俄奥矛盾造成了俄奥两国对来自德国的支持合作的需要，两国都有必要选择与德国联盟的路线。
二、外交新路线
首相卡普里维执缺乏外交经验，在他执政时期，外交部高级顾问荷尔斯坦因是德国外交的灵魂人物。荷尔斯坦因认为：俾斯麦的同盟体系只能对俄国政策施加约束性影响，并不能最终杜绝在奥俄发生冲突时，德国为支持奥匈卷入冲突的可能，因此也没有杜绝俄国与法国结盟的可能。德俄关系的基础并不稳固，甚至是脆弱的。德国同俄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却是天然盟友。德国在欧洲大陆对法俄的牵制，大大减轻了英国在海外与法俄竞争的压力和负担。德国即便什么都不做，仅仅作为一个大陆强国的存在，就对英国的霸权地位做出了贡献。英国应该承认、感谢德国的作用，并为此向德国支付报酬。
依照荷尔斯坦因的观点：1）德国必须正视俄国的敌意和法俄结盟的现实，全力加强德奥意三国同盟与英国的联系，变三国同盟为德奥意英四国同盟。通过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压倒性优势，使德国免于法俄的伤害。2）英国与俄国，英国与法国在近东和海外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因此英国与俄法不可能达成谅解。3）英国由于在北非同法国争夺，在近东、中亚和东亚同俄国争夺，已经力不从心，最终将被迫寻求德国的支持，从而倒向德国。荷尔斯坦因对国际局势的这3个基本判断，对未来德国的外交路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外交新路线的核心是同英国结盟。以英德联合来取代俄德联合。
外交新路线实施后的第一项重大举措是决定放弃德俄联合，不再续订即将期满失效的德俄《再保险条约》。
卡普里维并不反俄。也不想切断与俄国的关系。拒签新约的原因是他认为俾斯麦的同盟体系过于复杂。俄奥在近东势不两立，德国同时与俄奥结盟。德国对俄国承担的义务与对奥匈承担的义务即便不在逻辑上，至少在情感上和精神上相互矛盾。这么复杂的同盟体系，俾斯麦能够操控得了，卡普里维自认自己远不及俾斯麦，无法驾驭如此复杂且存在重大内在矛盾的同盟体系。
卡普里维政府与俾斯麦的一个重要分歧是，俾斯麦将德俄关系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卡普里维政府则试图用德英合作来取代德俄联合，因此将一个紧密的德俄关系看作是发展同英国关系的障碍。德国放弃俄国，将为德英联合扫清道路。直观地看，卡普里维政府的这种观点是合理的，逻辑也极其清晰，但是，一旦将其置于复杂多变的欧洲外交格局中，结果就未必是那么一回事了。
三、外交新路线的影响
在荷尔斯坦因看来，德国政策的变化，使得德国摆脱了俾斯麦外交政策过于沉重的负担，德国得以执行一项更加简单明了，也不那么自相矛盾的欧洲政策。德国外交新路线放弃《再保险条约》全力寻求与英国的合作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
1）新路线对法俄关系的影响：对于德国拒签《再保险条约》，俄国人得出了德国外交方针已发生根本变化的印象。这就将俄国从《再保险条约》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在俄国人看来，《再保险条约》之于俄国具有重大的价值。俄德联合有助于帮助俄国减轻来自英国方面的压力(比如土耳其海峡方向），还为俄国保留了在近东与奥匈妥协的桥梁。在外交新路线下，德国寻求与英国合作，并强化德奥意三国同盟内部团结——也就是说在近东增强了对奥匈的支持，俄国的这两个目标皆成为泡影。俄国自然而然认为，德国已经倒向英奥。
考虑到俄国在欧洲的孤立处境，既然德国已经倒向英国，并且加强了与奥匈的联合，俄国不再能指望德国的支持。为摆脱孤立，俄国就必须另寻出路。新路线的第一个后果是解放了俄国，迫使俄国寻求与法国的合作。1891年8月9《再保险条约》期满失效后14个月，法俄签订政治协定，1892年8月两国签订军事协定，1894年1月《法俄军事协定》生效，法俄结成针对德国的同盟。荷尔斯坦因的第一个判断——俄德分手与法俄结盟不可避免——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
对外交新路线成效的真正检验，并不在德俄关系或俄法关系。因为新路线的出发点就是俄德关系的疏离和俄法接近。新路线的倡导者准备承受法俄结盟的现实，并试图通过英国与三国同盟的联合，通过三国同盟内部合作的强化来应对这种可能性。德国人甚至认为，由于法俄同盟削弱了英国的地位，特别损害了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因此，它有可能成为英国与德国结盟的促成因素。因此，判断新路线得失成败的关键是它对英德关系以及德国在三国同盟内部的地位的影响。
2）新路线对三国同盟的影响：德国放弃《再保险条约》对于三国同盟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奥匈与意大利在同盟内部地位的上升。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失去与俄国的友好合作之后，德国面对法俄这两个大陆强国，对奥匈和意大利依赖的增强。2）德国需要以奥匈和意大利为桥梁发展与英国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奥匈、意大利与英国的地中海联合。3）法俄联合后，德国难以承受奥匈或意大利脱离德国轨道的后果。对此，德国的策略是通过1891年续订《三国同盟条约》强化三国同盟。鉴于法国软硬兼施，使意大利脱离三国同盟的努力，为了使意大利继续留在同盟之内，德国就必须增强对意大利北非扩张政策的支持力度。德国对奥匈与意大利依赖的增强，奥匈与意大利在德奥意三国盟内地位的上升，意味着德国对德奥关系、德意关系的敏感度和脆弱度上升，意味着德国在同盟中影响力与地位的下降，意味着德国对奥匈及意大利的控制力的削弱。
3）新路线对三国同盟与英国关系的影响：从外交策略上看，英国在近东问题上为对抗俄国，需要寻求德国的支持。为此，英国就必须向德国支付某种代价。这也就使得德国取得了对英国政策的影响力。外交新路线下德国对奥匈依赖的增强，以及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强化，意味着德国无论如何都会背负起在近东支持奥匈的责任，德国等于主动放弃了利用近东问题与英国做交易的强有力的筹码。在英国看来，德国为防止三国同盟解体，主动加强了对奥匈和意大利的支持，这就在无意中减轻了英国在近东为遏制俄国和法国扩张而对奥匈和意大利承担的义务。放弃《再保险条约》使得德国失去了一个促使英国扮演奥匈和意大利后盾的强有力的杠杆。新路线的推行产生了极具讽刺性的后果——英国逐步退出了地中海联合，而将支持奥匈和意大利的主要责任留给了德国。
德国通过地中海联合，经由奥匈和意大利将英国拉入三国同盟的政策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1、在英国看来，德国放弃与俄国的联合，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强化，以及法俄同盟的订立，巩固了德国作为俄国和法国制衡者的角色。这就进一步冻结了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为英国从大陆事务中脱身创造了条件。2、英国显然不会愿意与德国结成德国所期望的那种同盟。因为那样的话，德国将取得在大陆的“压倒性优势”。不利于欧洲体系的均衡。有了英国的明确支持，德国在欧洲事务中仅仅施加外交压力，就足以使法国和俄国屈服。而这恰恰是英国最不愿看到的。3、英国始终不愿放弃最终与法俄达成某种妥协的可能性。在当时，英国与法俄谅解的目的并没有针对德国的意味。英国的主要动机是，随着世纪之交的来临，英国在与法俄海外竞争——近东、中亚、北非及远东——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因而有必要收缩战线。所以英国不可能在德国与法俄的竞争中公然倒向德国，从而自己堵死自己通向法俄的桥梁。
四、暹罗危机——对新路线的检验
在荷尔斯坦因看来，英国与法俄在欧洲以外地区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这种矛盾迟早会演变为危机或冲突，届时英国就会主动寻求德国的帮助。1893年暹罗危机为检验荷尔斯坦因的这一判断提供了机会。
暹罗(泰国）是法属印度支那与英属印缅之间的缓冲国。1893年7月30日，英国政府收到报告：法国人要求英国战舰撤出暹罗领水。这被理解为法国试图在暹罗取得独占地位。英国政府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就寻求德国的支持。不久证实战争警报是虚假的。法国保证无意侵犯暹罗领土完整。危机解除。
暹罗危机证实了英国政府的一个观点：英国无须与德国结盟就有能力独自应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危机。对于保卫英国的海外利益，最有效工具还是英国强大的海军。只要欧洲均势格局是稳定的，只要德奥集团与法俄集团在欧洲大陆形成相互牵制之势，英国就不用过于担心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强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对英国的挑战。1894年3月，英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军备计划。
德国对英国政府在暹罗危机中的表现深感失望：英国只有在面临危机时方才看重德国的友谊。危机一消失，英国就退回孤立状态，而不愿承担在大陆的义务。
英德同盟暂时还不具备现实性。
1894年3月，德俄签订新的商务条约。在协定签订前，荷尔斯坦因表示：如果德国国会拒绝批准德俄贸易协定，“那将意味着我们通向俄国之桥的坍塌。仅仅是这一桥梁的存在，无论我们是否实际使用它，就足以使我们在所有的政治谈判中处于优越地位。”荷尔斯坦因的话不妨看作是对新路线放弃俄国的检讨。
新路线的出发点是，德国与俄国的联合妨碍，甚至损害德国与英国、奥匈的合作。新路线实践的结果，荷尔斯坦因却发现，德俄友好恰恰是良好的英德关系与确保德国在三国同盟内部主导地位，确保德国外交在欧洲事务中的运作空间的一个先决条件。
1894年10月，卡普里维政府垮台。至此，外交新路线在事实上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