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困惑好像跟原来都有点不一样。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有时候也有困惑，但是那时候的困惑仿佛是这样：我们在一条很明确的路上走，但是中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尽管是这样，我们心里是清楚的，只要你克服了这些困难，排除了这些障碍，你接着往前走就是了。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这次就像我们在戈壁上，在沙漠里开车，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确的，但是走着走着这路没了，前面是一个沙丘，这个车辙沿着不同的方向走，有深有浅，那究竟哪条最后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条路，哪条可能走不通，就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现在我们都有点弄不清楚。
所以，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空前的困惑的状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么来看待这些困惑，怎么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今天一下午大家谈的都是这个。这当中最核心的词就是“改革”，当前，哪怕是那些最具体的最眼前的最现实的一些改革，都会让人感觉离我们很远很远，就更不用说那些深远的改革了，那种深远的改革听起来都有梦幻一样的感觉，从何谈起？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谈改革之前，首先遇到的还不是改革的问题，就像80年代的时候大家知道那时候的改革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这当中那些最现实的最眼前的，最急迫的问题不解决，改革就无从谈起。
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东西？当然有很多，我想说一些最虚的东西，我最近正在考虑这三个东西：一个是国家的方向发展，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觉得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的时候，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首先，是国家的方向感。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有过顺利的时候，有过不顺利的时候，但是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不顺利的时候，方向感，国家朝着什么方向走从来没出过问题，哪怕是受到挫折的时候，朝着什么方向走？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走，经济上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政治和社会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走，就这样一个方向从来没出过问题。
这个方向感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现在国家的方向感不明确，什么改革，什么转型，我觉得根本都谈不上。所以，首先要解决方向感的问题，而解决方向感，按照道理来说其实没什么可难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曾经开过两个很好的会，出了两个很好的文件，一个是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地方，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四中全会，法治，依法治国。
第二个，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而这跟国家的方向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精英上层的安全感，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它总得让最能干的这些人能够脱颖而出，当然要规范他，使他的行为更有利于社会，这才是一个好的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快速的发展你可以找种种的原因，但是和之前的三十年比，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最能干的人有了机会，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过去这三十年的发展是跟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现在经济要走出困境，精英上层的安全感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第二条。
第三，老百姓的希望感。在十八大前后老百姓应该是充满着希望的，在那之前多少年不作为，问题已经积累的越来越多，有的已经积重难返。人们期待有一届新的班子，能够有魄力，有能力来面对这个问题。
关于道路的选择，最简单的说，我不太同意现在改革往前走走不动了、停了的说法，我觉得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困惑，真正的问题是过去的两个三十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包括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它的潜力基本上释放完毕，现在实际上是要进入一个新的三十年，这个新的三十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三十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超越性的一种理念。这样一个方向能不能提出来？这样一个方向能体现对过去的两个三十年的反思，就像刚才尹教授讲的，你真正就能汇入世界的主流。
注：6月28日，社会学者、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做客腾讯思享会夏季论坛，并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整理(文字未经演讲者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