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内容，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也是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之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指出，新型城镇化将从土地的城镇化转为“人”的城镇化。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1］。人口流动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镇化的重要对象，他们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特征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化的未来走向。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于农村，就业于城市，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农村传统性的积淀，另一方面是城市社会现代性的重塑。新生代农民工在某些特征方面既区别于农村居民，又和城市居民有一定的距离。在流动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常态的语境下，传统乡村文化是否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得以保留?流动经历是否使新生代农民工汲取了现代性特征而迈向了现代化社会?城乡的地域与职业转换对他们现代性的塑造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内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农民工传统性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宏观方面，主要从现代化视角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注重社会制度、国家政策设置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制度、政策因素以及二元社会结构等原因，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未能实现真正的流动［2］。户口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容易导致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中断，制度对他们的限制及就业中的不平等与不稳定，使他们成为城市的过客，客观上农民工并没有进入城市制度体系［3］。王春光从社会整合的角度认为，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社会，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不太成熟的市场层面与城市发生联系，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4］。
微观方面，主要从社会化的视角研究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的继续社会化及现代性的获得。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过程是一个再社会化过程，从主观意愿看，农民工把获取经济收入作为首要目的，来到城市后，在形象、言谈举止等生活方式方面主动模仿城里人［5］。但是无法通过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培养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和意识，阻碍了他们现代性的生成［6］。现代城市文化和农村乡土文化存在一定的冲突，城市的现代化生活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失去对家乡的认同，但是城市的文化排斥又使他们倾向于从乡土文化、血缘关系中寻求心理安慰［7］。大部分学者认为，外出流动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现代性的生成，外出务工是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现代性程度的基本途径和动力［8］。
可以看出，目前一些学者从城市融入或适应的角度对农民工现代性的转变进行了一些简单描述，但是缺乏详尽的研究与梳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传统性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流动经历是否使他们获得了现代性?学界对此并没有总体的梳理与把握。本研究从中国变迁的现代化趋向入手，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进行综合考量，进而提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的政策路径。
(一)传统性断裂
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乡规民约成为印刻于农民头脑中的行为准则，基于乡村生活实践也形成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于农村，就业于城市，这种职业与地域空间的迁移对他们原本传统性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起着消解的作用。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传统性的断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个人或群体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各种活动形式及表现出的行为特征的总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与特定的时空背景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传统的农村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民的生活方式与以农业生产为特征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生产、消费、休闲等方式基本上是满足生命的本体性需求。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受城市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在褪色。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缺乏农村生活经历，随父母在城市长大，更注重物质需求，追求生活享受，不愿吃苦。城市生活的经历解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本体性需求，在消费方式中模仿城市人，在意商品所带来的身份、符号功能，追求衣服、发型的时尚与潮流。现代的消费只是训练人们一种捕捉符号的技能。消费结构中，用于食物消费的比重在逐步减少，而用于休闲娱乐的支出在不断扩大。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尤为明显。在生活习惯、穿着打扮、消费需求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年轻人并无明显差异。
2．文化习俗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地域性的知识与习俗对人们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作用。青少年通过家庭教育、农村社区熏陶，仪式的“在场”，乡村的传统性得以延续，逐渐形成了懂礼仪、明事理、能做事的农村社会成员。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与流动经历，传统的文化习俗在这一群体的延续出现断裂。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早期作为留守儿童生活在农村，一部分作为务工人员子女随父母一起在城市生活。在务工大潮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留守儿童生活在乡村文化逐步瓦解的环境中。早年的成长经历与成长环境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传统的农村习惯、风俗、道德并不认同。近年来，在城市化与现代文明的强势话语下，乡村文化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代表，乡村文化不断衰落。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在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乡村环境中生存，对城市的向往和对乡村生活的摈弃是他们青少年时期的主要动力。对于成长在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儿童、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并不能使传统性在这一群体身上得以延续与继承。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儿童、青少年时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他们对农村生活体验更少，缺乏乡村文化习俗的熏陶。由于父母在城市务工，无暇顾及子女教育，也缺乏父辈对其乡村传统文化秩序的灌输。离开了农村的“场域”，更多是受学校以城市话语为主导的知识体系的影响，同辈群体大多也是务工人员子女。与农村环境相背离的社会化环境最终导致成长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对传统文化习俗的理解与认知，相反对农村的传统习惯有一种排斥与抵触的心理，对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满怀好奇与崇拜。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现有体制下是农民身份，但是成长环境与经历以及后来的生活割裂了其与身份一致的传统性的继承与延续。
3．价值观念
与社会认同在传统农村生活实践中逐步养成了中国农民以“义”为基础、以“礼”为秩序、以传统的道德为要求的朴素的价值观念。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领下，传统农民重视亲缘关系，宗族利益、家庭利益是其生活的重要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实践中逐渐抛弃了被认为过时的传统价值观。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更为重视经济利益，为经济利益有时不顾道德的约束。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为了提高个人收入，不惜牺牲家庭利益与地域社会的利益。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去除了传统社会以家庭、集体为本的观念，在外的目的更多的是实现个体价值。如在婚姻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开放的价值观；在生育上不再是为传宗接代；在人际交往上体现出更多的功利目的；在行动上体现出更多的经济理性。由于城市的务工经历，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对农村的“乡土认同”在逐步削弱。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社会也逐渐疏远，不喜欢农村，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厌恶农村，不能接受农村的生活。在身份认同上，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不是农民，刻意去除自己的农民身份标签，又不认为自己与城市居民相同。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希望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生活，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不愿意把种田作为其人生目标［9］。
(二)现代性的碎片化
新生代农民工远离乡村生活的实践使得他们在传统性上出现断裂，但与传统决裂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获得了完全的现代性。从很多方面看，他们只是具有某种现代性的元素，离真正的现代城市社会所需要的现代性还相差甚远。从现实表现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的碎片化表现在如下方面。
1．日常生活中现代性的碎片化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化地位，在城市生活中他们的主体性意识并没有获得重新塑造，而是在城市狭小的工作、生活空间中，重复简单的生活。在陌生人充斥的城市空间中，日常生活的行为逻辑仍然遵循经验的传统。由于学历层次、知识水平的限制，更缺乏对事物的科学、理性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的主导性思维本质上依旧是以经验代替理性分析、以人情代替法治和契约。在行动逻辑上，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具有农民所具有的保守性特征。现代性的社会个体应具有独立性、自主性、权利意识，面对繁杂的社会生活，有一种需求制度支持的意识。由于城市的社会排斥，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仍旧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老乡群体。大多是通过传统的社会网络等非正式的渠道寻找非正式的制度支持，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主体性意识缺乏。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大部分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去通过报纸、网络寻找他们可以依赖的正式规则系统，更不会去主动了解和解读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现代性公民是有着民主参与意识的社会个体，“被参与”、“不参与”是中国农民在公共事务中典型的态度，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特征尤为突出。
2．工作场景中现代性的碎片化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大多被排斥到低端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于非正规的劳动部门，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凭借体力从事脏、乱、差的工作，技术含量非常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临时性与流动性非常强，得不到法律保护，就业环境差、经济报酬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享受不到法定假日。在这样的工作场景中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学习新科技知识的动力与机会，只是被动地从事着简单而又机械的工作。工作类型与工作性质与农村生存状态差别不大，与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相差甚远，知识与现代性无施展的场所，创新意识、科学态度、学习动力都无从谈起。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就业，并没有进入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大多处于靠体力、半体力劳动的非正规就业岗位，工作场景与现代组织方式相差甚远，在工作中无法塑造现代性。
三、传统性断裂与现代性碎片化的多维因素
(一)社会结构的宏观背景
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不会凭空而来，需要在特定的场域中得以塑造。在当前的社会变迁中，现代化和城市文明成为中国的强势话语。城乡二元结构下，为了摆脱贫困，农村居民也在崇尚现代文化。传统文化日渐衰退，乡土性秩序、风俗道德日渐衰败。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现代性方面有很强的主观意识。但是个体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毕竟是微弱与渺小的。城市的边缘地位、非正式的就业部门、社会交往的隔离，与城市现代制度体系相隔绝的状态最终造成他们现代性的碎片化。
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村来到城市，由于制度的障碍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一直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较低的收入使得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区域边缘化，大多集中于相对偏远的城郊，居住在简陋的廉价出租屋里，居住条件、生活区域等与主流城市生活明显隔离。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的经济结构和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属于在城市低端就业的群体。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非正规的劳动部门，很少人接触到正式的现代化科层组织，就业环境与城市现代化管理体系相脱离。在工作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简单劳动力，得不到培训和晋升的机会，无法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诸如社会保障等其他权利。并且由于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等因素的障碍，使得他们的交往主要限于新生代农民工等同质群体内，无法通过与城市居民的人际互动培养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和意识。
(二)微观个体原因
从个体层面看，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是个体“经济理性”的选择，早年外出的经历使得他们缺乏对农村的认同与乡土性的继承。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学历层次较低，大部分仅有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职业技能欠缺。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换代，大部分城市就业岗位对求职者的文化层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求职者掌握相应的先进技术。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用知识技能代替简单的体力劳动，新生代农民工较低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使之很难适应这些岗位的要求。从目前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缺乏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决心和毅力，对参与各种培训关注不够。他们羡慕城市居民的就业岗位与经济收入，却不知从何入手提高自身的城市生存竞争力，普遍缺乏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与生活目标，这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短工”和“短视”行为。在城市中的就业和生活，很多人抱着一种“暂时性”的态度，缺乏开放性的心态，面对城市居民有一种自卑心理。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与市民、社会组织进行交流、沟通和融合的信息与能力，交往最多的是一起打工的老乡。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并没有内化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头脑中，在城市并没有找到情感上的归宿。有限的教育经历、较低的个人素质，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潜力非常有限，也很难有现代性公民所应具有的理性分析与个体决策的能力。
在离乡背井的城市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无论生活方式还是行为方式都在模仿现代城市居民，以期获得“现代性”。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社会，城市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急切地与传统决裂，也体现了个体生存的理性。但是去除传统容易，获得现代性却很难，现代性包括一系列的过程，不仅包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在深层次上更是在较高的文化素质基础上的一种思维习惯、价值观念、行为逻辑的再造过程。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可以模仿学习，而现代性对个体要求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逻辑的改变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如何使这一群体在原有传统性特征的基础上具有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特征，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是未来一段时间政府决策部门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应该以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特征为突破口，以新生代农民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为主线，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演进的对策。
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由于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很多制度设置体现了更多的地方利益、地方保护。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依据，在迈向城市化的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应被赋予公民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住房保障权、就业权、子女教育权、缴纳社会保险权等一系列公民的基本权利。逐步将城市公共福利体系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利益，使他们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逐步放开住房保障、缴纳社会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的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的边缘群体，政府应出台一些针对他们的社会福利政策，改善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环境。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不平等的意识，在教育培训方面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机会，使这一群体在平等的制度设置中逐步完成现代性的塑造。如加强在流入地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制，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基地，可以尝试利用高等、中等学校的师资、场地等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培训。培训内容既包括职业技能、职业素养，更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思维能力，同时要弘扬传统乡土文化，保留传统精神的精髓，全方位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的生成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条件，需要在政策方面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的生成。如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空间，在政策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进入现代企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规则、权利意识，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契约精神。鼓励新生代农民工设立自己的社会组织，通过组织活动和组织帮扶，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一种群体归属感与城市归属感。建立农民工组织与其他社区组织、企业组织沟通交流的渠道。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创造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与城市居民、企事业单位互动的机会，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学习现代化的知识，给予他们更多向上发展的积极动力。同时通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组织机构，使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我管理，行为自控，并通过自身组织纳入城市管理体系。
在政策宣传上，要改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性话语，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客观公正的评价。弘扬城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尊重、包容的现代公民精神，改变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相互排斥关系，消除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态度，树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自信。以社区为平台，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沟通的机制，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通过社区帮扶活动，缩小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距离，消除双方的刻板印象，促进双方交往心态的转变，在与城市居民的交往过程中，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思维与科学、理性精神。
(三)加快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方面，要创造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快农村社会的发展，提高青年农民素质。在产业政策、社会保障、发展机会上向农村倾斜，提升农村社会自身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并增强农业人口的现代性。目前在我国城乡二元格局的背景下，农村缺乏现代化的产业和企业，农村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阶段。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离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在这种形势下，农村人口的现代性无法有效构建，因此必须在发展中促进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现代性的增强，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培养农民的现代思维意识与理性精神。在经济转变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快农业的产业化，在政策上扶持农产品的深层次加工；另一方面，要培育农村发展现代化环保型工业与商业的能力。在文化方面，在不抛弃优秀乡土文化的基础上，综合提高农村人口的现代文明程度。在社会保障方面，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农村社会的发展为基础，促进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就近转移，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现代性与秩序性。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14－05/12/content_2677889．Htm
［2］江立华：《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与现代性》，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载《人口研究》，2006年第3期。
［4］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5］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6］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载《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7］郭立场：《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的分析与思考》，载《农村经济》，2013年第6期。
［8］郭正林周大鸣：《外出务工与农民现代性的获得》，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