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循环经济的定位有点像 “盲人摸象”：一群盲人去摸一头大象，摸到象腿的人认为象是柱子，摸到肚子的人认为是堵墙，摸到耳朵的人认为是把扇子。不同学者对循环经济的定位亦然。有人认为循环经济是资源战略，有人认为是环境战略，有人认为是发展模式。这些定位并无对错之别，均是正确的，仅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
循环经济，首先是一种资源战略。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原则，就是从资源或物质循环利用角度提出的。从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基本特征出发，循环经济的减量化不是简单地降低资源消耗总量，而使资源尽可能得到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达到提高资源产出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的目的。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我国已经不具备照搬这种模式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
资源的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及废物资源化，一直是我国资源节约的主要手段。重视物质的循环利用，我国古已有之。唐朝时珠江三角洲出现的“桑基鱼塘”雏形，20世纪50年代的废旧物资回收，均是要提高资源效率。而20世纪50年代的“牙膏皮换牙膏”（抵押政策的早期操作形式）只是一种激励措施，希望以此来缓解物质供应的匮乏。
“废物是错置的资源”，被许多循环经济学者看成至理名言，是一些学者在做规划时追求产业链的完美延伸。事实上，有些物质可以循环利用，有些则不然。可以工业化循环利用的物质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的物质循环，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合理。例如，各种废金属、塑料、纸张、玻璃、催化剂、水等。第二类的物质循环，在技术上可行，但在经济上不一定划算，如一些建筑材料、包装材料等。第三类的物质循环，几乎无法实现，例如表面涂层、油漆、杀虫剂、除草剂、防腐剂、防冻剂、炸药、燃料、洗涤剂等化工产品。因此，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应采取差别化对策尽可能循环利用上述三类物质：应使第一类物质尽可能得到最大化的循环利用；对第二类物质，要研究循环技术的实用性和经济学，尽可能使企业有利可图；对第三类物质，要研究代用品或替代方法，如用生物法替代杀虫剂等。
尤其需要提出的是，尽管钢铁行业已经研发成功热能的分级利用、梯级利用技术，但能源特别是蒸汽等热能是不能循环利用的，否则永动机早就造出来了。从这个角度看，讨论能源循环经济时，需要特别重视循环利用的对象，以免似是而非。
严格地说，减量化是针对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而言的，如果将之推广到资源利用或资源消耗上，则不一定属于循环经济范畴。典型的例子是，电子管计算机在横空出世的时候有三间房子那么大，但CPU的速度只是现今的万分之一；现在的计算机一个人就能随身携带或手提着到处跑，这样的减量化算循环经济吗？
发达国家最初从废物管理角度提出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环境保护措施。我国环境保护管理界和理论界，早就有源头预防环境污染的认识。1973年我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提出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32字方针。综合利用放在靠前的位置，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也早就出现在我国第二次工业污染防治大会文件中。
我国最先引进循环经济概念和国际经验的，是环保领域的领导和专家。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或效果之一是环境保护。循环经济得到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国合会、全国人大环资委、环保部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功不可没。十八大报告中，将“节约资源”上升到了“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的高度，说明循环经济对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均十分重要。
转变环境污染“末端治理”模式，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出发点。相较于循环经济，环境污染的“末端治理”措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一是一种被动的策略，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污染问题的产生；还存在污染物转移的风险，即污染物以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如电厂脱硫将大气污染物转变成了固体污染物；污水处理后的污泥也成为新的污染源。二遵守收益递减规律，随着污染物的减少需要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三倾向于对已有技术体系的强化而不是创新，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污染治理技术而不是采取更现代化的技术，阻碍了技术跨越。四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企业满足于遵守环境法规而不是在开发利用污染少的生产技术、设备和工艺上投资，甚至不惜采取各种手段非法偷排污染物。五不能有效遏制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如啤酒生产中的废弃物部分是来自啤酒瓶的破损，酒糟是可以循环利用的有机质；如果从优化生产工艺入手，可以花更少投入就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六政府行政监督管理的成本高。“末端治理”是一种只投入而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措施，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早已放弃了这种费而不惠的解决污染问题的技术路线，循环经济则是环境保护措施的“升级版”。
清洁生产，既是环境保护的措施，也是企业循环经济的实现形式。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提出清洁生产概念，通过审核、工艺筛选、实施防治污染措施等技术和管理手段，以过程控制替代末端治理，以便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危害最小化，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的清洁生产工具，包括清洁生产审核、环境管理体系、生态设计、生命周期评价、环境标志和环境会计等。这些工具无一例外地要求在实施过程时深入到组织的生产、营销、财务管理等领域，从原材料和能源、技术工艺、设备、过程控制、管理、员工、产品、废物等方面加以循序推进，以克服生产和环保“两张皮”问题，将污染物消灭在产生之前。
循环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也就是要在社会生产和消费中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要求。传统的经济增长将地球看成为无穷大的资源库和排污场，经济系统的一端从地球大量开采资源生产产品，另一端向环境排放大量废水、废气和废渣，表现为 “资源—产品—废弃”形式，是一种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废弃的线性增长模式；循环经济按 “物质代谢”、“产业共生”等关系延伸产业链，以“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为表现形式，是一种集约化的增长模式，也伴有新的产业形态。
从发展模式角度界定循环经济，比资源战略、环境战略要宽泛一些；毕竟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需要投入产出分析；政府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则要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资源战略和环境战略，是部门管理的专业问题；而发展模式，则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协调。即使从资源战略看，也从过去主要强调废钢铁、废玻璃、废橡胶等的回收利用，拓展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从坐等上门收废品到法规和标准约束下的市场机制利用。清洁生产原来主要在单个企业内部施行，而循环经济则可以在更大空间配置资源，通过延长产业链，将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以及能源的梯级利用，形成工业共生关系，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综上所述，将循环经济看成资源战略、环境战略和发展模式，均是正确的。现在又提出循环经济的定位问题并非新事，但理还是那些理，话还是那些话，只是“岁岁年年人不同”。从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看，作为资源战略或环境战略，是地方资源或环境主管部门的事情；而作为发展模式，在我国新常态下则是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事情。换言之，从发展模式角度界定循环经济，远比资源战略或环境战略角度界定要更为宽泛、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