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高屋建瓴，适时提出要“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①。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思想内核，它不仅定义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划定国家安全的时空领域，还界定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从而反映国家安全的根本属性和安全诉求。当前在“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框架下，依据新时期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问题，是推进国家安全治理实践创新的迫切要求。
一、安全观的嬗变：从“传统领域”拓展到“非传统领域”
中国的崛起需要建立和发展多元化的安全研究议程。安全的分类、定义和研究议程从“传统领域”拓展到“非传统领域”，不仅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局势多极化发展的结果，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安全概念不断深化和扩大的结果，更是反映了我国在转型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构成安全的根源和安全的挑战事实上“多样化”“多元化”“复杂化”的结果。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威胁”一直被理解为是外来的、特别是军事的威胁。这种基于“传统安全认知”的安全研究，生成了“对抗与控制”相结合的安全模式，因而被学界称作“狭隘的或传统的安全研究”。相比而言，非传统安全被描述为一种安全问题的“非传统”镜像，非传统的“社会”“文化”和“认同”层面的安全挑战已经大大超越了军事和战争的领域，涉及的范围和层次也超越了国家层面，向上延展到跨区域直至全球、向下深入国内的社区直至个人层面。“这些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和及时地应对，同样将会实质性地损害一个国家的安全努力，弱化该国在传统领域内的安全努力，并将造成严重的不安全后果”②。
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多种学派，如“哥本哈根学派”“女权主义学派”“批判现实主义学派”等等，但他们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各执一词，自成一体。因而“非传统安全还不是一个非常清晰、有公认的定义边界的概念”③。笔者努力勾勒出非传统安全的轮廓。
第一，安全问题的“国内解释”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指向。传统安全着重研究“国家之间”(inter-state)的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则着重研究“国家内部”(intrastate)产生的安全问题以及“跨国家”(trans-state)的安全互动问题。因此，安全问题的“国内解释”越来越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议题。
第二，“非国家主体”及其所带来的挑战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安全研究的是“国家行为体”(stateactor)之间的安全互动，把“国家”列入主要的安全威胁，常常与地缘政治密切关联。而这些非“国家主体”常见的有：恐怖组织、极端民族组织、贩毒组织、跨国走私组织、邪教组织以及各式各样的分散零星的反人类封建迷信组织，等等。
第三，“非军事安全”及其造成的安全影响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对象。传统安全侧重研究安全议题中军事安全(militarysecurity)，而“非军事安全”之所以成为“安全议题”，是因为他们同样对人类和平、发展与存在价值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不解决这些非军事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就难以享有真正的安全。
第四，“社会安全”“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共同成为非传统安全的维护主体。传统安全倾向于将“国家”作为安全维护主体，界定安全问题的本质是“国家安全”(nationalsecurity)，其维护内容是主权安全、领土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则倾向于重构安全观念，更多地将“国家、社会、人”视为安全主体和实现安全的目的，更多地将维持安全主体良好存在状态的制度精神、价值观念，维持日常生活，以及免于匮乏和人为迫害等作为基本的安全关涉的内容和目的。
第五，“主体间互动”的复杂过程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当国家的精神、文化、制度及社会方面的“认同危机”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时，“主体间”的“安全认知”被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认同”的社会心理下，“安全”拓展为“主体间”复杂互动的“社会安全性”与“体制合理性”重新确认的问题④。从这个意义上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根本话语权的“认同危机”。而在亨廷顿看来，没有比“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更为重要的了。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安全事件其人为性因素越来越占主要方面，明显带有特殊的社会复杂性，宗教、文化、心理等认同因素成为安全的重要变量。这类威胁常常不同于传统的安全威胁，更带有“隐蔽性”“不确定性”“突发性”等特点，其形态更难摸清，威胁波及的边界更难确定，其活动规律也更难把握。
从安全研究的角度看，冷战后的安全研究在不断扩展和深化，超越了原来单纯关注国家间政治与军事互动关系的传统范式，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
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是政治安全，是能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党中央把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作为构建“总体国家安全”格局的重要工作思路，总体国家安全的核心是国家政治安全，内涵是总体安全，回应的正是当下错综复杂的各类安全挑战。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对“政治安全”影响的日益相关与增强，特别是当军事威胁、主权的不安定问题基本免除之后，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因素”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使得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安全的范畴，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叉的领域。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非传统意蕴”表现在“广义性”“复合性”和“多维性”三个层面：其一，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广义安全”。传统安全大多是关涉“军事、政治、外交”领域的安全，其最高价值追求是“和平”即消除“战争”或“战争的可能”。然而意识形态安全较之于传统安全更具有“广泛性”，其最高的价值追求是“和合”，是在没有战争的前提下，促进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⑤状态的持续与升华。我们用“广义安全”的新视野来观照意识形态安全，我们会发现，即使“和平”也不等于“安全”，和平只是一种没有战争的状态，安全是一个比和平更为宽泛的概念。在巴瑞·布赞等建构的安全概念结构体系中，“和平”只是被作为“安全”的某一个替代性概念。而意识形态安全更多地关涉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等领域的安全。除了“和平”，意识形态安全转向更多地与认同危机、文化冲突、观念转换、社会转型等日常生活境况相关联。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而且“主体间没有冲突”。可见，无论国家、社会还是个人，不仅需要传统的“和平”的保障，还需要包括意识形态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保障。
其二，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复合安全”。非传统安全观突破了以“国家安全”为单一中心的安全模式，“把原本属于‘低政治领域’的‘社会安全’‘人的安全’提升到了重要位置，从而拓展了安全的价值基点”⑥。就意识形态安全而言，已由单纯致力于国家层面的价值观维护，拓展到了既服务于国家层面的安全，又关注社会与人本身的安全。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复合安全图景，致力于创造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共享安全”新局面。不仅如此，我们发现，安全“复合”的范围正在向全球延展，程度不断加深。
其三，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多维安全”。有学者从“外源性”“内源性”“双源性”“多源性”四个维度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分类。其依据是：“非传统”与“传统”是一组相对而又动态变化着的概念。作为一个动态概念，“传统安全问题”在社会发展中也可能转化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或者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产生新的社会挑战。就意识形态安全而言，其“外源性”威胁主要来自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普世价值”渗透而导致的根本话语权的旁落，其“内源性”威胁来自市场化改革引发的人们身份感的缺失和价值观的模糊，其“双源性”威胁多数来自边疆民族自治地区掺有内政外交因素的事件，其“多源性”威胁多数指涉内政外交问题，还需军队介入应对的安全事件。我们认为，不能用单向度的思维判断意识形态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安全可能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如果问题矛盾激化，有可能转化为必须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
特殊地说，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议题的“非传统意蕴”，萌发于社会生产方式快速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在由移动互联网技术搭建起来的“不设界”的意见广场上，反映在人们社会生活的日常意识里，故而呈现出独特的面相。
1.意识形态的文化化
意识形态的文化化，是指意识形态场景的文化取向。文化被认为是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支配性和决定性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历史地成为政治斗争和政治论战的重要武器。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⑦意识形态成为社会革命时期对立双方攻防自备的强大武器。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成熟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发展由“农耕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的新阶段。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社会财富极大增长和人们生活根本好转，使得传统的无产阶级开始有房有车有股票。人们不知不觉地被工业文明、市场文化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有效控制了。因而在影响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诸因素中，生产因素及其所体现的政治因素开始逐步退居次要地位，文化因素开始逐步上升。意识形态开始在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中找到栖息的存在形式。“当文化开始融合并超越政治而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时，意识形态的强烈的政治性似乎削弱了。”⑧意识形态实现了向民族、种族，道德、伦理，微博、微信，家庭、朋友圈的全面渗透，实现了与主流文化、民间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结合。因而是全新的文化场景下的意识形态。相对于政治来说，文化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场景更多地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背景。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亮相并不意味着传统场景下意识形态的淡化，而是说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态更加复杂，存在方式更加隐蔽。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载体更加丰富，基础更加牢固了。
2.意识形态的视觉化
意识形态的视觉化是指现代社会中的“影像”“景观”日益发展为意识形态的新载体，“视觉”通过把个人召唤为主体，使人自愿认同视觉所传达的意识形态观念，从而成为控制人们意识形态的新方式。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日益被图像和符号所包围。充斥耳目的视觉形象不断挤占、征服甚至凌越传统的意识形态方式，视觉传播日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这种情况在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看来，商品变成了视觉形象，视觉形象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新中介。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而视觉形象商品无疑是马克思定义的商品形式的普遍延伸，与商品形式本身相比，视觉形象商品内部肯定存在着更多厉害的有关之物，正是这个“更多”散发着迷人的魅力⑨。海德格尔则把这样一个充满视觉形象商品的时代称之为“世界图像的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⑩其内在机理是，视觉通过图像建构、折射或扭曲一个民族或个体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不断“询唤”着个体的确认和认同。这显然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实现崇高和雅致，也可能导致低俗和恶习。在当代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主动迎接挑战，不断地运用新技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以消除西方意识形态通过视觉化方式控制我们的日常思维所带来的消极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我们不能把意识形态安全等同于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国家安全观念。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非传统安全”意蕴，凸显了对安全问题的“第三维度”关照，表现出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时期，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繁重艰巨”(11)。因此，深入研究和科学辨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已成为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当务之急。
正在崛起的中国既有“木秀于林”的骄傲，也有“风必摧之”的烦恼；既有“登高望远”的豪情，也有“为山九仞”的压力。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2)。党中央把意识形态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框架，纳入的不单单是一个新名词，更是一种新理念、新思维、新境界，即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具体层面审视国家安全，彰显了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重中之重是“根本话语权”的捍卫。这是因为，万一根本话语权旁落亦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一旦变现，将对国家总体安全带来严峻的侵害和威胁。这就要求我们科学预判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准确恰当地消解内外风险因素。
1.就国际因素来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来自“非意识形态化”与西方价值观的渗透
“非意识形态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其理论目标就是淡化以至消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非意识形态化”这种思潮是当今在科技、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西方世界，借以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法宝。“在资本主义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谈‘非意识形态化’就是默认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普世价值’，就是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13)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削弱、淡化以至摈弃意识形态似乎是当今时尚，而坚持意识形态党性原则和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立场反倒显得不合时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愈发活跃、肆虐，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显得沉闷、有时力不从心。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非意识形态化”渗透，对我国“总体国家安全”的侵害和威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二是国家制度的非意识形态化，三是经济建设和现代化道路的非意识形态化。其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全盘西化”。“当前，有这样一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14)。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的形形色色的侮辱时代英雄，戏谑、调侃、攻击党的领袖和党领导的军队的“段子”；看到的五花八门的丑化领袖人物、妖魔化时代先锋的所谓“文学艺术作品”，就是“非意识形态化”的现实写照。严重扰乱党心民心，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普世价值”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代表。从理论上看，“普世价值”以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从而消解共产主义理想为前提，其立足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演进的终极目标。
普世价值观的渗透，对我国“总体国家安全”的侵害和威胁，造成很多思想上的混乱，严重干扰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法轮功”现象具有典型性。“它从一开始就打着‘白旗’向我们的立国之本宣战，并迅速地从自发的社会势力转变为控制严密、组织庞大、人数众多的非法组织，形成了一股欲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政治势力。它何以能成势？究其根本原因，乃是我们的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自然科学家)思想阵地空虚薄弱，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模糊不清，以至于在这类歪理邪说面前缴械投降，甚至助纣为虐。”(15)
2.就内部因素来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来自“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挑战
社会转型在客观上给意识形态的历史变迁带来了安全风险。正如侯惠勤教授总结的那样：“我们的时代是知识主导、知识爆炸的时代，可是又是思想苍白、精神危机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空前重视文化生产力、把凝聚共识提升为国家‘软实力’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极力回避、努力淡化意识形态的时代，可是又是西方意识形态妄图独霸天下、因而必须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之抗衡的时代。”(16)可见，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一是政治重心转向及其风险。我国的政治生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许多显性、隐性的风险问题：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和“理念”的错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战略”，而不是“理念”。“当在理论上把‘战略’当作‘理念’时，便潜在地由‘经济中心’走向‘经济至上’，再走向‘经济的价值霸权’的可能和危险；在实践上也必定遭到许多难题和困境”(17)。其二，公民政治生活对政治的疏离。这与改革开放前政治高于一切的“唯政治化”“泛政治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避谈政治，在日常生活中拒斥政治，甚至戏谑、调侃政治，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的消极态度，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社会对现实政治某种矫枉过正的冷漠。
二是经济双重转型及其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过“双重转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1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超过美国列全球第一。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同向进步，反而是在价值观领域的某些具体问题上甚至出现了倒退。究其原因，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移植和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而对“社会建构”“人的发展”的根本方面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建设。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譬如人文精神失落、社会风气颓败、官员腐败、信仰缺失、道德危机等等。
三是社会结构变动及其风险。我国在总体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转型之独特标志的单位社会的终结，使得原来单位社会里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结构向“国家—社会—个人”的社会结构转变孕育着巨大风险，“‘社会’因被国家和市场挤压而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角。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国家权力无限强大，以至于国家常常跳过社会直接面对个人，这势必引起严重的社会秩序危机”(18)。同时，转型后的“单位”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退居幕后，而其利益功能却空前高涨。而且，原来可以从单位获取的公共精神生活资源现在却无法获得，甚至会引发理想主义坠落、物质主义盛行和社会冷漠等严重的公共精神生活危机。
四、建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提升总体国家安全的维护能力
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9)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的目的就是要捍卫根本话语权，观测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防止被颠覆。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建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是积极应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主动化解意识形态安全潜在危机，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局面的战略选择。我们认为，建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首当其冲要做好以下两大层面的工作。
预警安全观的确立是建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的前提。《易经》最早提出了“预警安全观”，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深刻反映安全哲学理念的书。《易经》通过“以象取义”的卦象分析法，告诫人们要有对发展的危机意识；通过“安危吉凶”与人的生存发展关系的揭示，强调人们要“预卜在先”“预知凶吉”，并通过“预防在前”以期达到“保合太和”的人与社会、自然问的“和谐”。丹尼斯·斯密斯(DenisSmith)的危机周期理论认为，“预警”(Detection)处于“危机管理周期及其预防模型”的第一阶段，是一个组织对任何内部的或外部的危机迹象(风险)进行预警。这一步是优先的，虽然困难但不是不可能。当一个组织未能预警到重要的危机信号，或者对预防机制中将出现的危机没有应对措施，或者没有情境损失限定机制和恢复机制，灾难就会出现。
重视与认识“国家认同”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是“预警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已成为现代国家道义基础和权力核心”(20)。塞缪尔·P.亨廷顿通过考察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对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与政治安全面临的新挑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美国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的认同危机”(21)的论断。“认同”作为安全的重要变量，它不仅影响“国家之间”(inter-state)安全设防的必要性与程度，而且影响国家安全及其相应制度的合法性基础，还直接关涉社会安全性实现的可能性程度。“国家安全正是这样一类具有‘社会客观性’的、体现着‘主体间’认同关系的复合共存状态”(22)。就总体国家安全而言，国家安全不仅意味着国家主权不被干涉或领土不被侵犯，而且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制度精神能够与国内社会的稳定状况、公民个体的安危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都保持良好平衡、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从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实践来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集中表现为“国家认同危机”。国家认同一般产生于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它源于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种族背景、共同的文化。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均是国家共同体成员价值归属的自我确定，它们为国家安全提供切实的价值基础。冷战后的现实表明，认同危机已形成对国家安全新的挑战。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国家认同危机”引起的。苏联这样一个世界强国为何解体？这当然有众多的因素，但导致其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国家认同危机的总爆发”。这个历史教训证明：当“国家认同危机”直接对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产生巨大威胁时，可以升级转化为“人为破坏风险性危机”。往往导致正常的社会秩序、人民财产安全遭到严重破坏，政府体制面临挑战甚至陷于崩溃、国家政权的稳固或主权受到威胁，整个社会陷入极为紧张、灾难性状态中。
就当下中国来说，政治认同比军事认可更为有效，而文化认同又比政治认同更为长久。所谓“文化认同危机”也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旁落，人们不再真正信仰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不再真正了解自己的传统，不再真正为自己的民族性感到自豪，而导致不知道或不清楚“我是谁”；或者，由于司空见惯了国内各种跨国公司和习惯了各种进口产品，人们自觉产生了多种身份感或跨国意识，于是原来以为清楚的，现在变得模糊了；原来自己信的，现在惶惑了；原来相信的，现在怀疑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捍卫是关涉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砝码，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是新时期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的重要观测点。
2.建立安全预警的“第一智库”
一般说来，当危机发生后，人们总是要寻找危机临发前的各种线索与暗示信号，然后就会追问事态中的领导人为何没有预料到危机的发生。事实上，在危机变得明显而又尚未形成时，抓住危机的苗头是可能的，而遵循“第一智库原则”就尤其重要(23)。面对危机的形成，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的“认知”能力，即对模糊的、动态的甚至高度不确定的境况能否给予明确判断的能力。但任何领导在知识、能力、精力、信息渠道与信息处理中都有局限性，所以发挥“智库”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智库”即“专家思想库”，如拥有世界级专家和学者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斯坦福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经常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咨询，并为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第一智库原则”强调，专家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资源，他们通过专业的方式(预案研究、政策分析、信息处理、决策咨询、专业分析)，为政府决策发挥独立调查、提供资讯、拟订方案、跟踪检查和培训人才的功能，因而对风险的预警预防包括危机事发后的应对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智库”应该由多学科专家组成。随着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及其研究视野不断进入非传统安全领域，其跨学科特性也就越来越突出。“智库”不仅需要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还需要计算机信息处理、大数据运用、数学建模、经济学博弈论等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合作贡献将使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工作变得卓有成效。多学科专家智库大致可分为五大类成员。
其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专家。他们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广阔的研究视野，深邃的洞察力。这些能力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研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别是社会思潮辨析等层面呈现出卓越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这些专家的理论贡献还在于，能够从形形色色的现代“意识形态故事”中总结规律、把握趋势，帮助人们分清是非，厘清意识形态安全的边界。有助于我们科学预判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警源、警情、警兆，进一步搭建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其二，社会学研究专家。他们的专长是运用社会学方法，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观察“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透析出意识形态的安全关涉。他们通过调研获取数据，在资料分析、数据处理、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抽象出社会转型期塑型意识形态冲突格局的各种因素，揭示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乃至对自我、社会、政党、国家的认同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这些学术努力有助于“智库”再现社会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安全图景，建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其三，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信息化时代的大数据运用，特别在意识形态舆情监测方面具有重大的实践操作价值。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技术努力和数据分析有助于“智库”在澄清意识形态安全是“谁的安全”“何种价值的安全”“来自什么威胁的安全”“通过何种方法维护安全”等方面卓有建树。
其四，经济学、数学领域的专家。把数学建模和经济学博弈论方法运用到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领域，使之成为我们辨识风险目标“工具箱中”的“新工具”。“新工具”的运用有助于“智库”科学认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影响因子及其结构关系，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强度，提升安全预警的信度和效度。
其五，政府的相关部门的政策研究专家。从及时有效化解风险的角度看，安全研究的成果最终要“转化”为国家安全战略与安全决策才能体现其价值，同样，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研究的成果要转化为和谐社会建构的重大决策才能体现自身价值。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研究专家加盟智库，搭建一条从理论成果转化为实施策略的桥梁。
总之，当今中国正面临绕不开、躲不过的“惊险一跳”，面对“四大危险”“经受四大考验”对执政者的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正是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确立了国家安全治理的价值引领。在党中央着力打造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的国家安全新体制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研究凸显了其时代性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其“学术价值”在于，对接意识形态新实践的发展性态势，回应总体国家安全诉求，实现创新性研究；其“应用价值”在于，“思维前移、研究对象前移”(24)，立足根本话语权的捍卫，观测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防患于未然，做好“未然”期的工作；为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的学术努力。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4-04-1517:44。
②[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③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④[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⑤余潇枫、潘一禾、王江丽：《非传统安全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3页。
⑥余潇枫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
⑧侯惠勤等编著：《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著作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34页。
⑨[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9页。
⑩[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11)习近平：《扎实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时俱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解放军报》2015年5月20日。
(12)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http://www.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htm。
(13)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04页。
(14)逄先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复杂且严峻》，http://news.china.com/zn_cn/domesticgd/10000159/20150127/19249025.html。
(15)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98页。
(16)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17)樊浩：《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
(18)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学习时报》2010年8月30日。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9页。
(20)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21)SamuelP.Huntington.Whoarewe?TheChallengestoAmerica""sNationalIdentity.NewYork:Simon&Schuster,2004,pp.12-15.
(22)余潇枫：《安全哲学新理念：“优态共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3)余潇枫：《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24)冯刚：《新形势下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5页。
参考文献：
[1]李崇富、姚小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侯惠勤等编著：《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著作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4][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研究”(15BKS086)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认同培育研究”(13AZX021)及2014年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