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方学的起源及其大部分历史要追溯的是基督教世界与其邻近的伊斯兰世界的相遇，之后才逐渐扩展到更为广阔的范围，因此对伊斯兰世界的研究一直是东方学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爱德华•萨义德的批评让东方学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他对东方学研究领域里的某类学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尽管他们试图使其著作成为宽容客观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几乎成了对其研究对象的一种恶意诽谤”。而被明确指认为此类学者的，就有《穆斯林发现欧洲》一书的作者伯纳德•刘易斯。在萨义德看来，刘易斯“以一个专业东方学家的身份出现在英美中东政治结构之中，他所写的每一样东西都会被打上这一领域‘权威’的印记”，但是他“无所不知的冷静的权威面具”无法掩盖其观点中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而刘易斯则在后来之后出版的《伊斯兰与西方》一书中回应道，作为纯粹学术研究的东方学研究复杂多样而且专业，门外汉的批评是无意义的。
作为当代西方最为著名的中东和伊斯兰研究者的伯纳德•刘易斯，191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39年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伊斯兰教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其间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师从著名东方学家马西农。1974年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高等研究院的联合邀请，刘易斯开始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后加入了美国国籍。
刘易斯确实秉承了欧洲东方学研究的深厚传统，他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等多种语言。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他先后出版了几十本著作，其早期的《阿萨辛派》、《伊斯玛仪派的起源》等作品，以珍贵的文献和细腻的历史追索见长，迄今仍是该领域的权威作品。但是在阿以关系紧张之后，许多阿拉伯国家不再向与以色列关系密切的西方国家开放档案资料。身为犹太人的刘易斯逐渐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转移到了土耳其史，出版了《现代土耳其的出现》、《伊斯兰教：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陷落》、《伊斯坦布尔与奥斯曼帝国文明》等著作，此后更是出版了《伊斯兰的政治语言》、《伊斯兰与西方》、《什么出了错：西方的冲击和中东的反应》等讨论伊斯兰教与政治关系的著作。刘易斯被誉为美国中东研究最伟大的“圣人”，《历史学家与历史著作百科全书》称他为“战后关于伊斯兰和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
刘易斯颇为关注诞生在中东地区的三种文化——即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他在《伊斯兰教中的犹太人》一书中，把穆斯林同犹太人之间互相容忍和宽容的关系追溯到伊斯兰教的早期时代，认为实际上存在一种犹太—伊斯兰文化传统，并比人们更为熟悉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要深刻和强大得多。而初版于1982年的《穆斯林发现欧洲》一书，则关注的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互动和交流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本关于东西方（即中东与西方）相互接触、交流的交往史。
《穆斯林发现欧洲》一书共由12个章目组成，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交往的历史回顾，对从8世纪中后期开始，到近现代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其中涵盖了伊斯兰帝国对外扩张、十字军东征、蒙古人西征、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法国占领埃及等东西交往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第二部分则着重于双方的交往中媒介的进步和发展，比如语言文字、翻译的进展，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和地理研究中对欧洲的描述和认识。第三部分则关注一些具体的领域，从宗教、经济事务、政府管理、科学技术、文化生活、社交生活等不同角度入手，让这一交往史呈现出生动立体的面貌。
如同刘易斯的其他前期作品一样，本书参考了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英语、法语在内的大量文献。在大量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文献资料中，包括一些难得一见的手稿。因此，在论及某一特定历史事件时，作者常常会采用来自两方面的记载对此进行描述。比如，公元732年查理•马特率领法兰克军队，在都尔和波亚迭战役中战胜穆斯林军队这一事件，被欧洲人视为阻止穆斯林继续前进、挽西欧基督教世界狂澜于既倒的重大胜利，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此的意义曾大书特书。但是，在穆斯林史家那里，不论古代还是近代，却对此鲜有提及，似乎这不过是对外征服过程中再常见不过的一笔。可以说，作者没有单纯根据西方文献来还原历史，而做到了从东西方两个角度来打量这段千余年的东西方交往史。
但是，也正因为这种“还原”式的描述方式，为读者提供了很多有趣的事例，有些让人发笑，甚至匪夷所思。东方学家对穆斯林世界的“猎奇”心态和“想象性”描述一直是批评者们谴责的主要对象。在这本书中，我们则发现这一问题从来不是单向度的。在穆斯林与西方人接触的初期，双方都对作为“他者”的对方，进行着猎奇式的描述。虽然有些观点并不为现代人所认同，但是它们确实反映了不同人群在历史上某个时期的互相认知。
作为一本描述东西方历史交往的著作，作者本可在书名中使用“相遇”（encounter）等更为易于理解的词语，但是他却使用了“发现”（dicovery）一词，这一点确实值得思量。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自己点出的，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发现”（dicovery）一词多指15世纪以来，欧洲、特别是西欧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探索。从这个角度来说，发现者是主动的，甚至带有某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性。但是，相比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式的主动“发现”，作者铺陈的穆斯林此后对欧洲真正的“发现”，却完全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
实际上，在“发现”这样一个听起来颇具主动性的书名下，书中描述的是伊斯兰世界逐渐、且被动地去认知西方世界的艰难过程。即，处于先进地位的伊斯兰世界在各方面优越于西方的情况下，从开始的漠视外界，到近代衰弱之后、不得不更多关注西方世界，并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重新认识西方、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尽管作者自己表明写作的意图是要显示在与基督教世界的交往中，穆斯林并非“沉默而消极的牺牲品”，双方一直在对话，并非西方的独白。但是他的意图并不能说明历史的全部，不可否认的是，所谓“发现”，在很多时候不过是被动而痛苦的认知和艰难的模仿。因此，这不是一首“发现”新大陆的进行曲，而是一部文明从强盛到衰落的历史，是一部衰落后不得不向外界开放，并向外界学习的历史。如果把这段历史和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史进行比照，或许会带来更多的启发和思考。
东方学对伊斯兰世界的种种研究，也正是欧洲不断“发现”穆斯林世界的历程，其开端远远早于穆斯林“发现”欧洲，更早于中国学者对自己近邻的“发现”。今天看来，东方学传统或有其种种不如人意之处，但是对尚才起步的中国研究者来说，东方学的众多著作依然是对中东地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宗教进行了解的重要途径——尽管这一途径曲折了些。
今天对于欧洲人来说，穆斯林已经不仅是猎奇的研究对象，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擦肩而过的路人，或是边境守候的难民。穆斯林世界的失序让大批的民众流离失所，而欧洲已经成为这些人心目中最好的归所。与近代以来欧洲与穆斯林那种相互试探性的“发现”不同的是，当今的欧洲和穆斯林都面临的不仅是如何“发现”，更是如何互相接纳。而后者，显然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工作。
在今天全球格局发生巨大转变的时刻，《穆斯林发现欧洲》让我们得以了解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长期互动且不断冲突的历史，对理解历史上曾经的“天下大国视野转换”，尤其是今天正在进行的种种转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
本文系作者为伯纳德•刘易斯的《穆斯林发现欧洲》（三联书店，2013年）中文译本所撰写的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