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能力都离不开诚信底线。诚信底线则在伦理生态、诚信生态中，须生态化保障。伦理，在中国一脉千年，一如天伦、人伦、五伦、常伦、彝伦等范畴所蕴涵，是“正常永久……有宗教意味”[1]53，60的本体性关系，“千万年磨灭不得”[2]597；内生伦理永恒。因此，敦睦[1]天伦和整个伦理，就是本体性的、神圣的伦理责任，分属、共属社会各界。落到国家，就是更重、更大、更关键的国家伦理责任：植根于伦理本体，以公道而系统化的正式制度，保障人们在常态中，悉心敦睦伦理；伦理和法律关系之类两难中，行使优先权而敦睦伦理，从而从本根解两难达两全甚至多全；始终护持诚信底线，保障伦理永恒和中华文明可久而可大。
国家伦理责任是神圣的本体性责任。其主体是国家，比政府更大、更稳定，不因政府更迭而变，对应着个人及其家庭、组织、社会；对象是伦理，对应经济关系、政治行政关系、法律关系等社会关系；内容是本体性责任，不同于德性、规范、应该等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包括名曰伦理责任实乃道德责任者，不同于马克斯·韦伯在准则意义上的责任伦理；范围是国内，对应国际，不是国际法针对国家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
诚信及其近义范畴信任、信用研究很多，没细化、深化到亲属容隐、大义灭亲。亲属容隐研究中，分歧在弥合，共识在发育，和大义灭亲有比较；没揭示彼此对立、利弊、取去，没细化、深化到诚信。国家责任研究没细化、深化到国家伦理责任，没涉及诚信或亲属容隐、大义灭亲。针对这些薄弱点，将其中的问题细分，本文从诚信的伦理本体尤其天伦源头，凸显亲属容隐、大义灭亲的对立、利弊、取去，聚焦并初探国家伦理责任，以期为细化、深化有关研究做准备，促进有关实践。
一、亲属容隐彰显国家伦理责任
诚信底线从伦理本体中，发自天伦。伦理从发生二分为：1)天伦，是天生的伦理，基于血缘因本能而天然生成、本然存在、自然演化，如亲子、兄弟、姐妹，同气分形，无穷绵亘；2)人伦，是人为建构的伦理，从血缘和天伦向外，为不同目的、视需要和可能，随时分形同气而建构甚至重构，从夫妻、收养、朋友到其他各种伦理。从中，天伦生诚信，是诚信源头，有天伦，才有、就有、必有诚信；诚信是天伦之果。诚信源于天伦，才广结各种人伦即所有正常社会关系，是人伦之因，有诚信，才有、就有、必有人伦；人伦是诚信之果——诚信兼为天伦之果、人伦之因，天伦、诚信、人伦天生、内生、自生、共生伦理生态、诚信生态；从中敦睦天伦，就自生诚信底线，才可能从根本上有人伦，有各种伦理[3]26。这是事实、常识、常态。中国史上从尾生抱柱、季札挂剑、孟母三迁、曾子杀猪到晋商徽商护持诚信而义不避死，此伦理生态、诚信生态生生不息。体现在现实中，恋爱、结婚、生育植根于伦理本体，则须有关各方天伦健全、家庭和睦；经济生活尤其现代市场基于诚信，其重要主体企业就始于诚信，成长于诚信，长青于诚信[4]86～87；传统国家若“深诚”(《贞观政要·卷2》《纳谏》)如一则长治久安，现代国家团结基于对“国王或政治上强有力者的忠诚”[5]28；法治国家“总统有权出于自己的信仰(persuasion)任命法官，前提是他们诚实、能干”[6]185。
亲属容隐从天伦、诚信、人伦的生态中，针对并解决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悉心敦睦天伦和亲密型人伦，坚守诚信底线。
亲属容隐针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任何人违法犯罪则必究无疑，但其亲属(以下简称“该亲属”)若知情，法律上，固然有举证义务，但能否甚至应否履行？若强迫履行则后果如何？伦理上，应否履行、其后果更如何？会通伦理乃至社会，该亲属及其实体态伦理该如何对待，会如何对待？公权力和公众又该如何对待，会如何对待？进一步，该亲属对特定违法犯罪事实若不知情，法律上没举证义务；伦理上，对保护违法犯罪的亲人，有无义务(在其实体态伦理内)，有无权利(从其实体态伦理向外，针对他人和社会国家)？若有，是什么权利？甚至违法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必依法追究；伦理中，还是否享有其伦理身份，此身份能否改变，能否剥夺？是否内生伦理权利？这些伦理义务和伦理权利、法律义务和法律权利彼此是什么关系？凡此都凸显为尖锐问题，在该亲属，伦理和法律关系交集，须同时维护而两难，其本人其伦理都陷入危境。从更大范围，因伦理作为社会本体普遍存在和起作用，并牵累有关当事人甚至社会、国家陷入两难，危及伦理、法律关系、公序良俗美德。
亲属容隐正视上述交集及其两难：上述交集中主体若不同，则各自履行其有关义务，承担有关责任。可问题是，一定伦理义务、法律义务同时逼临同一主体，须同时履行，但限于行为能力，不可能同时履行：若履行法律义务则势必牺牲伦理义务、破坏伦理；反之亦然。而如果牺牲伦理义务、破坏伦理，则其代价将无法以经济的或法律的尺度估量，更无法弥补。
亲属容隐求解该两难：对该亲属究竟有无该举证义务？若强求履行该举证义务，则对一定伦理和法律关系利弊如何？若不履行则后果如何？包括追究一定违法犯罪行为对一定伦理、法律关系甚至公序良俗美德有何复杂影响？对这些复杂问题仔细考量、慎重权衡孰重孰轻、孰优孰劣、利弊得失，既查清法律事实，依法惩治加害人及其违法犯罪(同时敦睦其实体态伦理，这一点在法律意义上同等重要，在伦理意义上则更重要)，绝不默许更不助长犯罪；救济和补偿受害人权益，保护受害人及其实体态伦理，乃至整个伦理包括该亲属的实体态伦理，以尽可能减轻其因惩治加害人而受的不利影响，维护法律关系，保护法益，维护公共秩序；对该亲属豁免举证义务，保证其行使特殊优先权，悉心敦睦伦理，尽可能少损害甚至不损害伦理。其关键是，依法追究违法犯罪的同时，对该亲属，消极地，以正式制度豁免举证义务，不再有责任或服从义务，不举证甚至拒证没违法犯罪，不受法律惩戒；被豁免的举证义务责成公权力和有关知情人履行，以保证追究有关违法犯罪，从根本上维护法律关系，保证司法效率。积极地，有特殊优先权，全身心保护亲人、悉心敦睦伦理，包括保护涉嫌违法犯罪的亲属。
亲属容隐解难达全：会通并顾全伦理和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美德，保证该亲属行使敦睦伦理的特殊优先权，使法律关系及其权利义务向伦理及其权利义务让步。于是，既因敦睦伦理而从本根维护法律关系，又在此前提下具体维护法律关系，合法更合情合理地解决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和有关两难，从而顾全伦理和法律关系及有关社会关系，防止牺牲伦理而维护法律关系，或强行维护法律关系却破坏伦理，或简单化地牺牲法律关系而敦睦伦理这一类极端倾向；顾全有关当事人及其私权利、国家及其公权力、违法犯罪嫌疑人和该亲属及其私权利、公众及其公权利等有关各方。
亲属容隐悉心敦睦伦理，从而护持诚信底线。诚信底线植根于伦理本体，源于天伦，存在于伦理生态、诚信生态，须有关必要条件甚至充分条件。该条件的满足须公道制度本乎伦理、出于人性、顺乎人之常情、保障人权。这是法律的重要使命。亲属容隐在中国历史上就以正式制度始于敦睦天伦，从本根、源头护持诚信；扩及从人伦中敦睦夫妻、朋友这一类亲密型人伦，制度化为法律规定，护持诚信，千年一脉。其中，发生中、本体上，敦睦天伦更本真、更本根。正如往圣先贤早就洞悉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抚恤孤而民不倍”(《大学》章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亲属容隐虽增大司法成本，却悉心敦睦伦理，护持诚信底线，保长治久安，葆文明可久而可大，而利大于弊，须维护和重建。其中有国家伦理责任：健全和完善有关正式制度，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制度，如回避制度、容隐制度、拒证权制度等，以保障人们在常态中，行使言论自由、行为自由，悉心敦睦伦理，避开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从而内生诚信底线；两难中，行使特殊优先权，以敦睦伦理，以特殊方式从本根维护法律关系，辅之以有关各方同时维护法律关系，从而解决两难，达到两全甚至多全，护持诚信底线。
二、大义灭亲反衬国家伦理责任
任何违法犯罪固须惩罚。若在伦理中，惩罚者若是亲人，则彼此举证更遑论攻讦出卖，不论被迫还是自愿，即便举证属实、惩罚公道，都自我背叛甚至毁灭其婚姻、家庭、友谊，直接伤害一定实体态伦理，深层危及渗透态伦理乃至社会伦理，激化伦理和法律关系乃至社会秩序的两难，破坏诚信底线。若因拒证、保护违法犯罪的亲友而受罚，则加倍破坏一定实体态伦理及其至亲真情。凡此都或从源头破坏诚信，或直接击穿诚信底线，无论从伦理及其道德、法律关系及其法律、习俗、宗教上，其恶果比一般案件中因容隐而放过的犯罪更严重。惟其如此，“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敦睦伦理尤其天伦，就有诚信底线，个人就从伦理中护持诚信，甚至一般性守法；破坏伦理本身就是大罪重罪，个人轻则为维护伦理而“违法犯罪”，重则陷入更大罪恶。
大义灭亲破坏伦理，而对诚信底线或从本体和源头破坏，或直接破坏。其一，天伦中，彼此举证，就从本体、源头破坏诚信底线，酿出诚信危机。孔子反对叶公主张的证父攘羊则直，实因那是破坏天伦，从源、从本破坏诚信底线；而诚信作为治国要件，“信则民任”(《论语·尧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不容破坏。其二，人伦中，尤其夫妻、朋友这一类亲密型人伦中，若彼此举证，则直接破坏诚信底线，酿成诚信危机，破坏正常社会关系。其三，有人被强迫、被利诱，为私欲甚至罪恶目的出卖亲人，破坏诚信底线，违法犯罪。无论天伦、人伦中，言论自由，保障人们出于人性、本着良心，坦陈真实意思并自主担责，才有诚信底线。然而大义灭亲强制下，有人竟违背人性、昧着良心而投机、谋利(经济利益、加官晋爵或某种“荣誉”)，助长虚伪、冷漠、残忍，甚至“忘亲遗义”(《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以直伤义”(《左传·昭公十四年》)，而无异于“倡导背叛……不是在预防犯罪，相反，倒是在增加犯罪”[7]63，或蚕食或鲸吞伦理本体、诚信底线——对至亲都没诚信甚至出卖，会对谁有诚信而不出卖？甚至有人作恶，“杀亲益荣”(《左传·昭公十四年》)、卖友求荣，迫害无辜，为虎作伥，沦为工具、打手，“灭亲害义”[2]。其四，击穿罪犯对其亲属、司法机关甚至全社会的特殊的诚信底线。那是改造罪犯的特殊的积极力量。罪犯如认为竟被至亲出卖甚至背叛，则其诚信底线、心理底线都被击穿，陷入绝望，改造减效，甚至铤而走险，重新犯罪甚至恶性犯罪。简言之，“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刑》)。
大义灭亲违背人性，而破坏诚信底线。亲人在常态中彼此呵护；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中，彼此容隐，哪怕众叛，也不亲离。这都是人性的伦理层面。“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汉书》(卷8)《宣帝纪》)“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公羊传·文公十五年》)，“父不可弃”(《左传·昭公二十年》)。对人性的这一类侧面，法律只有承认、尊重、保护，而面对常人及其行为能力，为常人立法，保护权利，设定义务，才有实效。“法律有关夫妻不得互相作证的规定，似乎就是对家庭完整性和例外性的最后的正式承认的情形之一。”[8]325如果违背人性、脱离现实、对公民拔高要求，甚至超现实超人性地硬框现实的人及其行为，强求亲属举证、参与亲自惩罚亲人，则一方面，从根本上、社会结构中，从人性深处，破坏力图维护的公共秩序；另一方面，强制人人须不利于亲属，从而须不利于自己。果若如此，则怎能成为法律!“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这真是一项罪恶的法律。它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却是风纪的泉源。”[9]176
大义灭亲强人所难，而破坏诚信底线。其要求超出行为能力，常人做不到，会尽可能规避。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甚至逃避作证的比较普遍，就是在抵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亲属作证义务。高压下，被迫牺牲亲人亲情，消解诚信，也势必普遍违反，须大面积惩罚。但违者众多，罚不胜罚。于是，或者，有关要求自我否定，沦为废纸，毫无严肃性，更没尊严。或者“加大力度”甚至严刑峻法，强制遵守，则管理成本奇高，而被压垮；破坏伦理、破坏公共秩序、破坏诚信底线，这一类代价更难以估量，难以弥补。“驱之以法令者，法律积而民风哀。”(《汉书》(卷48)《贾谊传》)此风所至，“矜伪不长，盖虚不久”(《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7]30。此时要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国家安宁，则没基础，亦不可能。
大义灭亲虽会提高行政效率、司法效率，却破坏伦理本体，破坏诚信底线，丧失合法性合理性，凸显国家伦理责任：不能让其成为法律命题，甚至不能成为政策规定，充其量只是行政上偶尔应急以解特殊危机的权宜之计或特殊要求，不能制度化。若陷入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义无疑须坚决维护，但须始终围绕常人，基于常态，以常人之制规制有关行为，尽可能解难达全。对有关危机，须靠建立健全危机管理体制及其预警机制、应急机制，而不能靠强求有关当事人“大义灭亲”。即便有人自愿自决，无疑出于自由意志、崇高理想，是高尚行为，须肯定和保护，深层上却因破坏伦理、危及诚信底线，仍须审慎对待。
亲属容隐敦睦伦理，护持诚信底线，合法性、合理性充足；大义灭亲则反之。正视此对立，以公道的正式制度，激活亲属容隐；慎对大义灭亲，至少不支持、不鼓励。从而悉心敦睦伦理、护持诚信底线，这是国家伦理责任，发自中国传统、满足现实需要。
最晚从春秋始，往圣先贤就疑大义灭亲、立亲属容隐[10]，并逐渐培育出伦理豁免等制度，以保伦理本体、伦理永恒，从容应对各种考验，葆文明“恒于中国”(《穀梁传·哀公十四年》)，千年一脉，独一无二，内生传统中式信仰。此进程中，周制礼作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义以相分，而国家之基定，争夺之祸泯焉”[11]475，兴盛700多年，并影响以后各主要朝代；秦等王朝强行大义灭亲，“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慎子》逸文)，强大一时，却迅速覆没。其鲜明对比以宝贵经验、沉重代价一再昭示，悉心敦睦伦理，攸关长治久安，攸关文明常青。百年来，否定从亲属容隐到伦理豁免等传统，却肯定大义灭亲，于今尤烈。一沉一浮，形成破坏性合力，破坏伦理本体和彼此亲情，或间接或直接破坏诚信底线，破坏公共秩序，酿出伦理危机、诚信危机。要克服诚信危机，就须悉心敦睦伦理、培元固本；要克服伦理危机，就须完善有利于此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清除不利于此的制度和做法。惟其如此，慎对亲属容隐、大义灭亲及其对立，就从本体、源头上护持诚信底线，进而敦睦伦理、保护伦理永恒，因革传统中式信仰。国家于此有神圣的本体性责任。
现实中，发扬光大伟大传统，总结经验、汲取殷鉴，从影响甚至决定国家盛衰兴亡的生态化条件中，悉心敦睦伦理、出于人性、顺乎人之常情、受伦理制约，根治百年来战争、政治运动激化斗争之弊，根治近几十年来伦理分化、市场片面化发育之弊，根治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违法犯罪，根治对伦理本体的侵害甚至威胁，清除其危及国家稳定、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文明演进之害，因敦睦伦理、护持诚信底线而保障长治久安、社会良序、文明常青。凡此都攸关社会的、文明的、国家的命脉。国家于此有神圣的本体性责任。
国家伦理责任多是“消极”责任，常态中，受伦理制约，须维护伦理自治，而不能直入，更不能楔入或嵌入；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中，须积极作为，但不能轻易介入，同样宜从外部而须从外部提供制度保障。当且仅当伦理内讧且持续加剧、陷入危机，无力自调节时，需国家积极介入，但同样受伦理制约，须尊重伦理特点和伦理主体的意愿[3]29。这是伦理责任，也涉及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甚至经济责任；其圆满履行，个人有责，有关组织有责，全社会有责，国家更有责，并且如上所说是神圣的本体性责任。这是亲属容隐的意蕴所在，也是须慎对大义灭亲的意蕴所在。至于其他维度上，亲属容隐、大义灭亲是什么关系？和本文是否兼容？若是，怎么兼容？若否，则如何竞合或选择？凡此须另行细究、深研。
注释：
[1]敦睦，即制度安排和个人行为共生共荣，努力使伦理亲厚和睦。典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是安天下之当安者也。”(《尚书·尧典》
[2]欧阳修语。欧阳修被贬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见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之二)，载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5页。
参考文献：
[1]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载《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朱子语类》(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张国钧：《敦睦伦理以坚守诚信底线的国家责任——国家治理须应对伦理分化深层的天伦分化及其冲击》，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张国钧：《诚信是企业生命力的必要因子——兼论晋商徽商诚信断裂的教训》，载《伦理学研究》2012年第4期。
[5](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Ronald Dwo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7.
[7](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8](美)约翰·J.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0]张国钧：《〈春秋〉怀疑大义灭亲而发育亲属容隐——从〈春秋〉记诛庆父及其微言大义切入》，载《孔子研究》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