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9日，伊斯兰斋月的第一天，以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为首的哈里发帝国宣布成立，“国名”取为“伊斯兰国”(简称ISIS)。这个新的“国家”发动了势如破竹的攻势，在很短时间里就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大片土地和人口，震动了全世界。
ISIS的东征西讨往往伴随着耸人听闻的行径：大屠杀，处决行刑，强迫平民改变信仰，否则便加以屠戮，将其他宗教信徒和女性掳为奴隶，等等。在很多方面，ISIS的极端性远远超过了“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只是要打击美国，并消灭中东地区的世俗政权，建立神权政治，而ISIS宣称要消灭所有什叶派教徒，宣布所有不遵守其特殊教义的逊尼派教徒都是必须处死的叛教者。
面对ISIS的威胁，中东各国纷纷以“达阿希”这个贬义词称呼它，以强调它不代表伊斯兰教，但ISIS以其骇人听闻的、极为狂热和残暴的行为，的确在世界范围内增强了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情绪，加剧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裂痕。这个升级版的极端恐怖组织，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大公害。
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伊斯兰国”简论》一书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多哈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查尔斯·利斯特，系统梳理了ISIS的历史、演变、现状、组织结构、军事战略、内部政策和治理模式。利斯特强调，ISIS的运作规模和活动范围的扩张，其领土控制和影响的程度、治理政策的改良，其巨大财富和收益能力、信息作战的专业，其持久的全球募兵，都将使它成为未来数年内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
击败敌人需要先了解敌人，认识到ISIS的历史、现状和所欲所求，这是摧毁ISIS的第一步。利斯特及他在书中引用的专家强调，不要把ISIS看做一个简单的恐怖组织，而要将其视为“基地”组织模式发生质变的产物。它吸收了“基地”组织的军事战略，同时建立了一种实用的社会治理模式，对所占领地区的居民建立起了政治控制，成为一个“准国家”。这样的复杂性大大提高了击败ISIS的难度。
应该强调的是，ISIS并不是中东伊斯兰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至今，中东大部分地区一直维持着多种宗教、人群共存的状态，在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情况下，也存在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雅兹迪教徒、德鲁兹教徒、库尔德人等少数宗派和民族。但现在ISIS试图摧毁中东地区多元穆斯林社会的概念。在ISIS的摧残下，居住在伊拉克的基督徒人数在2003年有100万，现在仅存25万;讲阿拉米语的50万亚述人已经逃离伊拉克;过去四年里，超过20万叙利亚少数族裔遭到屠杀。ISIS违背的不仅仅是现代文明，而且是已存在一千多年的倡导宽容、和平的中东伊斯兰文明本身。
在意识形态上，ISIS拒绝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试图消灭中东地区所有国界，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哈里发国，其划定的国界甚至一直延伸到印度和中亚。自20世纪初哈里发制度在土耳其废除以来，ISIS是首次严肃地恢复哈里发制度的组织。但正如英国智库库奎利亚姆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伊斯兰教专家乌萨马·哈桑所说：“(ISIS)充其量只统治了全世界12亿到15亿穆斯林人口中的几百万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便宣称是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国，这将会摧毁穆斯林象征或穆斯林团结的一切概念。”ISIS宣称的对哈里发制度的重建，没有得到任何其他国家合法执政者的承认。
但是，ISIS的残暴行为及其聪明的公关技巧，为其吸引了大量穆斯林，既有为贫困、动荡所困的中东人，也有空虚、迷茫的西方穆斯林。因为出色的动员技巧，ISIS已经取代“基地”组织，成为所谓的国际“圣战”的领袖。ISIS一直在招募具备技能、学识和管理能力的极端分子，在其土地上进行建国实验。ISIS向士兵发放军饷，控制着当地居民，向其提供社会服务。据当地居民称，ISIS控制地区的行政机构“都快捷高效……各个部门都有联系，协调一致，共享信息，而且大体看来善于合作。”
同时，ISIS在经营方面长袖善舞，通过占领油井、绑架勒索、洗劫银行、向控制区的企业和商铺收税等，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恐怖势力。至少从2005年开始，ISIS基本上实现了财务完全自足。ISIS有一套系统的财务管理制度，比如，它要求其基层组织将取自当地企业收入(如绑架赎金、敲诈勒索等)的20%送交上一级领导。级别较高的指挥员会核查这些收入，重新分配资金，拨给陷入困顿或者需要额外资金发动攻击的省级或地方分支。ISIS军队的管理方式看起来也类似民族国家的军队，有的在前线执勤、作战，有的在已占领区休养生息。
对于大量逊尼派叙利亚平民投靠ISIS，有的人说的很直白——“叙利亚人很穷，但ISIS有钱，能够支付工资。”利斯特也提到了ISIS在当地收买民心的努力，例如：“ISIS为平民提供了民族国家体制所提供的大部分东西，而且监督力度更强。”“ISIS制订了近乎完备的治理模式，结合该组织庞大的财政资源，这一模式大体上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得到了人们的默许。在冲突和不稳定的大背景下出台这些治理措施，使逊尼派平民更容易被迫接受其苛刻的规范准则。这项要素是ISIS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各种迹象都表明，ISIS不再只是个恐怖组织，而是个初具雏形的国家，成为一个独特的怪胎，在这种情况下，对付ISIS就需要全新的思维。
利斯特的论述揭示出，ISIS并不是阿拉伯世界一次短期的脱轨失常，而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有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在叙利亚，持续的残酷内战造成了政治和军事真空。在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的政府曾对逊尼派持续打压，导致社会崩解、溃散。伊拉克战争后，美军在按照奥巴马政府的决定撤离时，伊拉克并没有可持续的民主制度，也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运转正常的行政机构，不同种族和宗派之间的关系紧张。这些都为ISIS异军突起创造了最佳的土壤。例如，ISIS具备强大军事能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从十年前美国遣散的伊拉克军队中招募到1000多名正规军官，他们成为I-SIS的高级指挥官。
在伊拉克，ISIS还善于组建权宜性的“统一阵线”。例如，它和许多逊尼派军事组织组成了联盟，而后者很多本来其实应该是它的敌人，例如作为世俗民族主义者的前复兴党成员。尽管这样的同盟并不稳定，但只要他们有共同的反对目标伊拉克政府，这种结盟就会维系下去。
尽管ISIS四面受敌，但目前中东反ISIS的势力仍处于较弱和较分散的境况之中。近期伊拉克政府对费卢杰发起的军事进攻是一个好消息，但政府军明显实力有限，后劲不足。此外，尽管一直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但外界广泛指责ISIS和叙利亚政府有意识地协同作战。观察人士认为，从2014年1月起，ISIS和叙利亚政府军便不再相互进攻。阿萨德政府似乎乐意让ISIS发展壮大，并借助其影响力来分化和削弱反对派。叙利亚政府现在主要保守南部、西部，尤其是大马士革周边地区，而ISIS的利益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它在那里的主要对手是反对派团体和库尔德人武装“人民保卫军”。地面上的反对力量分散化，彼此不团结，西方发动的空袭又缺乏效率，这些都在不断为ISIS续命。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ISIS迄今并没有把主要的攻击矛头对准西方。一些在欧美的袭击者虽然宣布效忠I-SIS，但这也许只是一种口头宣示，如最近在美国加州发生的同性恋酒吧枪击案，调查未发现凶手奥马尔·马丁与ISIS有任何实质联系。“基地”组织不断攻击西方，包括其本土和海外驻军，但ISIS首先要夺取中东地区的领土和权力。利斯特还写道，“ISIS暂时不愿意与西方针锋相对，表现之一就是拒绝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因为这些原因，目前有厌战情绪的西方国家，也不愿向打击ISIS的行动投入过多资源。
为本书作序的巴基斯坦学者、畅销书《塔利班》作者艾哈迈德·拉希德建议，应该由阿拉伯国家而不是美国来领导打击ISIS的联盟，以避免中东人的反美情绪影响打击行动的效率。但是，伊斯兰国家自身存在严重分歧，例如，伊朗与沙特作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核心国家，在中东竞争影响力，在叙利亚打代理战争。显然，只有促使阿拉伯国家之间形成更广泛的政治团结，消除分歧，更好地携手合作，才能打败ISIS。
利斯特的结论是，国际社会理应扮演好促进者、保证者和实施者的重要角色，但决定ISIS长期命运的应当是所在国家的地方人士。西方化解ISIS所构成危险的唯一希望在于，改善中东国家现有的政治失败，尽力支持同ISIS地面武装作战的中东地区势力。
显然，只有各种力量的通力合作才能扼杀ISIS，但现在的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对ISIS“人人喊打”却个个束手的情况，还有可能一直持续。这种情况不改变，ISIS这个中东的“恶之花”还将盛开，这个流脓的伤口还将溃烂，这既是当前国际治理“集体行动困境”的反映，也构成对全人类命运的重大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