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台湾政治体制失灵的议论
近来台湾政界和学界对台湾的政治体制时常发出悲观的论调，说明台湾政治已经出现了困境。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两大政党互相埋怨。马英九：“全世界都不等台湾，可是台湾却在苦等民进党，苦等蔡英文的最后决定”。[1]蔡英文：“台湾却因为领导人的整肃异己而致司法蒙羞，‘国家’动荡，社会撕裂不安，这是台湾的悲哀，不能再继续坐视不顾”。[2]
（二）对政治体制失望。赵少康：“以台湾目前的政治体制，谁干都很难做”。[3]洪耀福：“台湾的民主制度，对解决重大歧见的僵局完全没辄，体制问题若不改善，任何人执政都会出问题”。[4]苏起：“行政与立法的僵局卡住了服贸协议、监督条例、两岸设处、以及自由经济示范区等等。执政党虽占多数但人心不齐，根本敌不过在野党的坚定少数加上体制外呼之即来的伏兵”。“民众会加深对前景的忧虑，对两大政党的失望，及对其他公权力（包括‘立法院’、媒体等）的厌恶”。[5]蔡英文：“台湾的代议政治已后继乏力，应该要思考宪政体制要否被检讨、被改革”。[6]高希均：“当前大环境是：政府失能，国会失控，企业家失去力道，人民失去信心，国家失去前景”。[7]朱云汉：“台湾民主的礼崩乐坏并非始于今日。今日的占领‘立法院’与攻占‘行政院’仅仅是昔日霸占主席台的升级版，也可能仅仅是日后占领‘总统府’的暖身活动。我们的民主此刻身受重伤己很难痊愈，令人担心台湾距离泰国式民主大崩坏仅几步之遥”。[8]
（三）台湾已经无路可走。朱高正：“国民党不倒的话，台湾绝对没有希望”。“国民党已经摇摇欲坠了，整个国际环境中台湾已经无路可以走”。[9]赵少康：“台湾不知死之将至”。“台湾自己把自己玩死了”。[10]
以上这些言论全部来自台湾政界和学界，而不是“他者”、外人强加的。那么，台湾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困境？有人从政治体制、结构进行考察，涉及政党恶斗、行政与立法僵持、多数决原则被“阉割”、选举以及代议制问题等等方面的分析，提出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本文则从政治过程切入，进行动态的研究。
二、政治过程的考察
政治过程是政治生活的动态过程，也是各种力量进行权力较量和资源分配的过程，是一个从利益表达到利益综合再到利益实现的完整过程。
我们不妨把这个过程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情况反馈、新的利益表达……。
（一）利益表达：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第一步，是政党、利益集团以及个人向政治体系表达自身需求、自身利益的过程。通过利益表达，对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实现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主张。例如，要求修改某个现行法规、修正某一法规部分条文、对某一违法事件进行调查；对某一政府部门或官员不满提出弹劾、罢免；对政府签订协议的不满，要求顾“弱势产业”，实行“国会监督”；对政府施政的不满，提出“倒阁”乃至“倒扁”的诉求；等等。表达的方式，多是由合法渠道提出诉求，例如通过民意代表提出议案，或通过集会、游行或方式表达诉求；也有少数使用非法的手段，例如，占领“立法院”、“行政院”，封锁道路，瘫痪交通等等。并非各方面都能获得充分的利益表达的机会，弱势群体、弱势产业的利益表达往往被忽视。
（二）利益综合：利益综合是“将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要求整合为政策预案的活动”。所有从事利益表达的个人、集团或组织都有可能从事利益综合活动。政党是最重要的利益综合机构。利益综合要集中相同的利益需求、整合不同的需求，经过“讨价还价”，提出不同的方案供决策选择和采纳。也就是说，利益综合活动的结果是为决策者提供可选择的政策预案。利益综合与政策制定是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一般来说，利益综合的主体应当是主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和政府。有的利益综合是由政府进行的，政府认为某种利益需求符合台湾利益，便开始进入制定政策的程序，为决策做好准备。
利益综合在台湾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政府、政党、利益集团、政治精英为维护自身的利益都卷入了这一过程。在台湾究竟谁是利益综合的主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现实看来，执政党和政府不一定是利益综合的主体。利益综合经常在“立法院”中展开相互的较量。由于台湾主要政党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无法获得任何共识，无法达成可以共同接受的方案，因此，很多重要的议案在立法院“卡关”。“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中小企业的“加薪法案”、年金改革法案以及“农委会”提出防止老农津贴被滥领的《老农津贴暂行条例修正草案》和禁止粮商混掺台产米与进口米的《粮食管理法修正草案》也都卡在“立法院”。2014年底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表示，“在财经立法工作上，包含服贸协议审议生效、货贸尽速完成谈判、延宕已久的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等，行政院忧心忡忡，不下于工商界的忧心如焚”，“他期盼大家共同在‘立法院’支持执政党，说服反对党，使‘我国’经贸政策向前迈进。尽快使‘国家’经贸政策向前迈进”。[11]由此可见，利益综合经常受阻，而无法进入政策制定的阶段。有些国民党籍“立委”认为是由于民进党的蓄意抵制，而王金平和民进党人则认为问题在于国民党无法说服社会。看来参与利益综合的各方，谁也脱不了责任。
（三）政策制定：这是决策过程，是参与各方互动的过程，也是通过“说服”“交换”“权威”“威胁”四种互动方式，进行利益分配的过程。最后通过政府公布的政策和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法令等形式完成决策，然后进入政策执行阶段。
台湾在决策过程中，政党恶斗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在‘立法院’中的较量。在签订ECFA的决策过程中，民进党以“倾中卖台”“糖衣毒药”极力抹黑，把它说成一无是处，不断提出“修正动议”加以拖延。但在表决时，民进党“立委”却全部退席，因为他们不敢反对ECFA“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且民进党的县市长大多去大陆招商，支持ECFA的民意已经过半。[12]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才可能以68：0票让ECFA顺利通过。这是一次罕见的事例。在许多场合下，“立法院”决策过程则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台湾特色”：多数党经常败于少数党手下。有很多议案在委员会中无法达成共识，便提交“朝野协商”（党团协商）。这样，这些议案实际上就是由“立法院长”和国民党、民进党、台联党三党的“三长”少数几人来决定，这样多数党的权力就被“阉割”了。而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表示“我保持中立立场”“尊重少数”，在实际运作中则是“支持少数”，最终成为“服从少数”。本来国民党在“立法院”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可是他们却无法发挥多数党的作用，以致他们提出的法案无法在“立法院”通过。难怪熊玠批评说：“马英九希望做‘全民总统’，却忘记民主是多数决原则的政治，事情总永远是由多数党决定”。[13]多数决原则被否定，少数绑架多数，执政党（多数党）的许多议案无法通过，这样的决策过程不出问题才是怪事。
（四）政策执行：这是行政部门执行政策的过程，主要考察它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是否受到各种牵制，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从而检验政府行政的效率。
近年来马英九当局在政策执行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固然是执政能力问题，但受到各方的掣肘也是一个因素。台湾学者指出：“马政府原本优势的两岸关系，之所以没有发挥最大的功效，其原因乃是浪费太多的时间及心力来澄清外界不实的抹黑及误解，就算是解释的再清楚，批评者仍会刻意曲解”。[14] ECFA通过以后，蔡英文曾经说，如果她2012年上台，会“延续前朝两岸政策”“概括承受ECFA”。可是直到2015年，民进党还伙同台联党提出要求“终止ECFA，两岸服贸协议重启谈判”。国民党当局的政策执行不断地受到阻挠。
（五）反馈和新的利益表达：这是对政府执行政策的满意度及各种意见的反馈。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民众之中，各个方面就会做出肯定或否定、支持或反对、坚持或修改的不同反应。
例如，ECFA签订以后，台湾方面获得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得到广大民众的肯定。但民进党则一贯强调ECFA有签订只照顾大企业的利益，而让中小企业和农民受到伤害。可是ECFA第一阶段减让清单出来时，情况并非如此。大陆照顾到中小企业和农民，而大企业要的东西“差不多都不在早收清单上”，“民进党就不知道怎么辩解了”。[15] 但是，民进党仍然重复过去的论调，煽动一部分对效益“无感”的民众继续反对。正由于存在不同的反馈，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不同的新的利益表达。
以上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提供考察台湾政治体制存在问题的途径和步骤。以下以“服贸协议”问题作为实例，进行全过程的考察。
三、“服贸协议”的政治过程
利益表达：早在ECFA协商的过程中，两岸双方就已经对货品早期收获计划、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等等交换意见，并且认定在ECFA生效后6个月对货贸、服贸等展开正式谈判。这就是说有关服贸协议的利益表达早已进行。台湾当局也与相关业者和公会、协会进行过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但是“不可能大规模举办公听会来征询各界意见，以免谈判底线外露”。因此有相当多的业者没有获得利益表达的机会，他们表示对于协议的内容事先“不知道”，这也是事实。当局也承认沟通不够的缺陷，因而通过文宣和公告以及领导人亲自解说等方式，几乎回答了民众的疑虑、澄清了许多误解，指出服贸协议有助于台湾拓展大陆商机，进而走向国际市场。
利益综合：执政党根据ECFA开展后续的服贸、货贸等项目的协商，一开始就遭到反对党的反对，他们制造很多舆论误导民众。游锡堃说：过去签ECFA是“送肉饲虎”，这次签服贸协议则是“引虎进屋”；蔡英文说：服贸协议是“黑箱作业”，“讨好北京”；苏贞昌说：要让“立法院”“逐条审查，不能一下子通过”。台联党的黄昆辉也说：“签服贸协议是在配合统一步调”。早在协议签订之前，4月25日陆委会、海基会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官员已经向“立法院”报告服贸协议洽签的进度、主要内容、效益以及两岸电子商务市场竞争问题，并且接受委员的咨询。当时在野党“立委”便以协议签订要“落实国会监督”为由，提出要政府部门提出评估报告，经“立法院”同意后，方可签订协议。此后，由于在野党的一再抵制，服贸协议的利益综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仍然“躺在立法院中”，这就是所谓“卡关”。
现在我们从两岸签署服贸协议到“太阳花退场”（2013年6月21日到2014年4月7日），主要根据《“立法院”公报》的资料对“卡关”的全过程进行考察，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第一回合：“逐条表决”
按照ECFA的做法是“逐条审议，全案表决”，可是民进党却要让服贸协议“逐条审议、逐条表决”。6月25日，“立法院”宣读“朝野协商”的结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本文应经‘立法院’逐条审查、逐条表决，服务贸易协议特定承诺表应逐项审查、逐项表决，不得予以全案包裹表决，非经‘立法院’实质审查通过，不得启动生效条款”[16]。这个回合“朝”败“野”胜，多数党无法保证“逐条审议，全案表决”的原则，从而出现了“多数党败在少数党手下”的怪象。
第二回合：“八委联审”
7月29日，“立法院”宣布朝野协商决议，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将由“立法院”八个委员会联席审查。8月5日“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决议，服贸协议需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再召开16场公听会，方进行实质审查。服贸协议涉及经济、“内政”，本来只要这两个委员会联席审议就可以了，民进党却提出要8个常设委员会全部参加审议；在审议过程中，民进党还提出要当局做出评估报告，报告出炉后，又要重做，一再阻挠审议；决定由国民党和民进党分别召开公听会，可是民进党却有意拖延，由该党召开的公听会起到2014年2月才开完。这个回合又是少数党处于主导地位，增加了审议的难度，拖延了审议的时间，使多数党陷于被动的局面。
第三回合：公听会
公听会是由“八委联席”并邀请有关产业公会及工会代表参加，先由政府官员就服贸协议做专案报告，然后接受与会人员的咨询，并做出答复。从2013年7月31日开始到2014年3月10日一共举办20场，这其实是在野党为服贸协议制造难题、拖延审议的一个手段。台湾《中央日报》曾经发表社评指出：“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从六月二十一日签署至今，已经过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可是依然躺在立法院内，迟迟无法通过。根据朝野协商，这一会期要办十六场公听会，国民党的八场早已举办结束，而仍待民进党举办的八场，到现在只进行一场。如果依照这个进度，我们相信，到了这个会期结束，服务贸易协议可能都还没有开始审查。诚如本报社评日前所说，服务贸易明明是国民党的议题，为什么却依照民进党的节奏在进行！我们认为，这个怪现象必须终止”。可是国民党无法不按照民进党的节奏进行，只能处处被动地被“拖着走”。在公听会上，支持者与反对者展开了较量。尽管当局和一些支持服贸协议的人士发表了不少肯定协议、赞成签订的意见，并且对各方的疑虑加以解释，而在野党则不断提出各种难题，诸如：服贸协议会打击台湾就业机会，造成很多人失业；会让大陆资本大量入侵，造成服务行业危机；两岸开放不对等，台湾开放，大陆设限；服贸协议是黑箱作业，出卖台湾；服贸协议应当重启谈判等等。在举办公听会的过程中，反对党采取了以下的手段向当局发动攻势：
（一）“私听会”：第一次公听会，他们就指责当局“不让人民参加”，质问“为什么不让民众进来旁听？”把“公听会”变成“私听会”。工作人员说明“依据‘立法院’议事规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种委员会开会时，除出、列席及会务工作人员外，不得进入旁听”。最后，主席宣称：“我们公听会一定会让各党团可以推荐代表来公听会上发言”。[17] 后来的情况表明，在民进党主持的公听会上，大学的研究生、“黑色岛国青年阵线”、“民主阵线”等组织的代表都到立法院来，不是“旁听”，而是侃侃而谈了。
（二）“黑箱作业”：每次公听会都有人提出“事先不知道”，协议是“黑箱作业”。有人指出：“整个谈判过程完全黑箱作业，事前没沟通，国会不知道、产业不知道、百姓不知道，事后不说明，没有影响评估，也没有就业冲击评估，至今到底有多少行业被服贸了，官员与产业也完全雾煞煞”。“在程序上，从谈判到签署，你们主政者是黑箱作业，回避民主的程序，隐瞒社会且未让国会参与，签署之后又扬言‘立法院’不能修改，还要强制通过，这就是造成举国哗然最重大的原因”[18]。
当局一再说明，“依照国际惯例，这个文本没有签署以前，不能把文本拿来公布，所以很多人说，从来没有看到文本”。在签署协议之前，和业界做过两年多的沟通，在签署后马上召开记者会，又办了一百多场的说明会，现在立法院又要举办 20 场的系列公听会，但是大家仍然有许多的疑问，可以继续沟通。可是“黑箱作业”帽子已经被扣在服贸协议上，后来成为“太阳花”攻击的焦点。
（三）“亲中卖台”：他们攻击服贸协议是“国共两党私下协商”“私相授受”，“是你们国共少数人就在决定台湾的未来”。污蔑“中国对台湾的战略，就是以金钱收买台湾”，“以经济包裹政治主权兼并的入侵”，服贸协议的大多数条款是为“少数有权利者的短期利益服务”，签订协议将使大陆管理人员居留台湾，“其为台湾带来之巨大社会成本及政治、主权方面的冲击将难以估计”。为此他们已经三次上街示威，反对“国共私相授受”，进而提出他们的主张：并不要求服贸协议“重启谈判”，而是“立即退回服贸协议”，甚至还提出“停止货贸，拒绝自经区”。[19]
通过以上手段，他们向社会公众制造了反对服贸协议的舆论，“黑箱作业”“亲中卖台”，“大陆劳工大举入侵”“台湾劳工大批失业”“只顾大企业利益，忽视中小企业”等等观念广为散播，而当局的种种解释则显得单薄，不足以说服一般民众。因此，第三回合较量的结果，当局仍然处在下风。
第四回合：利益集团介入
所谓利益集团，这里用的是广义的定义。戴维·杜鲁门指出：利益集团是指“在一种或几种共同的态度基础上，为了建立、维护或提升具有共同的行为方式的集团”。[20] 这种利益集团成员之间不一定有紧密的联系和组织。我们把“太阳花”视为这样的利益集团。在第三回合中，这个集团的某些成员已经在公听会上露面，他们所提出的“黑箱作业”“亲中卖台”以及“退回服贸协议”等等主张，在第四回合中成为这个利益集团的基调和主要诉求。
2014年3月13日上午“立法院”在审议服贸协议时，双方发生争执，“现场一片混乱”，主席宣布休息。下午继续审议，仍然出现“现场一片混乱”的局面，只好散会。3月17日再度审议服贸协议，蓝绿党团成员为抢攻主席台数度发生推挤冲突，会议主席、国民党“召集委员”张庆忠更一度被推倒在地，接着他在宣告出席52人，已经达到法定人数，宣布进入讨论事项议程，会议又是一片混乱。张庆忠声称，服贸审查已超过3个月，视为已审查，依法送“院会”存查，并宣布散会。[21]这个举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弹，第二天，“太阳花”就登场了。这表明利益集团直接介入了利益综合的过程。
“太阳花”以占领“立法院”议场、冲进“行政院”、示威游行等手段反对签署服贸协议，并且提出：“退回服贸”、“先立法，后审议”等诉求。这表明参与这场活动的民众认为政府与立法机构已经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只能诉诸直接民主。这种民粹主义的言行，在立法机构中发生了不同的反响。尽管被占领的“立法院”无法正常运作，但在这个期间还开了一些会议。例如，3月24日“八委联席”会议，宣布3月17日会议无效；在民众进入“行政院”，对警力的所谓“血腥镇压”提出谴责，要马英九、江宜桦负责道歉。3月31日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会议，当时“教育部长”表示：“占据立法院和侵入行政院，我觉得这都是违法的行为，希望学生赶快撤出立法院”。部分“立委”则公然赞扬参与民众的违法行为，指责马英九当局“已经失去倾听民意的能力”，“行政权强奸立法权和全国民意”。[22] 4月2日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会议，当时“文化部长”指出，年轻人“他们自己采用了霸占国会的方式，是最激烈的违反程序正义的方法”。有的“立委”则指责她不懂得“公民不服从”，并举出其他地区的事例：“这几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公民占领华尔街，英国公民占领伦敦，香港公民占领中环，台湾的年轻人站出来捍卫民主占领国会，这是一种公民不服从运动”，对违法行为加以美化。在这种形势下，“太阳花”的参与者以及一些民众把他们自己说成是人民的代表，他们的意愿就是人民的意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粹主义的雾霾笼罩着整个台湾。
第五回合：卡关
4月6日“立法院长”王金平前往“探视”占据议场的学生并发表声明：“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会召集两岸服贸协议相关党团协商会议”。这就是正式宣布“服贸协议”已经被“卡”在“立法院”里，要等到另一个法案通过之后才能商议。它表明“服贸协议”的利益综合过程被中断了。在这个回合中，执政当局又失败了。
“卡关”只是一种表象，在它的背后存在着台湾政治体制的问题。我们研究台湾的政治过程，就是要通过“过程”来发现“体制”的问题，以“过程”的特殊性，解读“体制”的特殊性。
利益综合的过程，需要考虑平衡各方的利益。在台湾蓝绿两大阵营的利益、国民党与民进党各自的利益、种种不同的民意都需要考虑。一般来说，政党在利益综合过程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特别是执政党。台湾的“卡关”涉及政治过程的各个阶段，而关键在于“利益综合”阶段，换句话说，“主要卡在利益综合阶段”。而利益综合，讨价还价，主要在“立法院”中进行，因此主要问题就出在“立法院”。可是，作为执政党、多数党的国民党，在“立法院”较量的过程中并没有起核心的作用，而往往败于少数党手下。那么，起核心作用的是谁呢？
四、在“卡关”的背后
一个法案要经过“程序委员会”送到“专门委员会”审读，在这过程中如果无法取得共识，法案就被送往政党协商处理。在台湾，有许多法案都被“送往朝野协商”。一到朝野协商，权力集中在“立法院长”和“党鞭”手中，多数党与少数党处于平等的地位，多数党的优势就被“阉割”了；执政党的“院长”公然主张“共识决”，只要少数党的一个人反对，多数党的议案就无法通过；时任“院长”声称，他不站在执政党的立场，而要“保持中立”“尊重少数”，实际上是支持少数，服从少数。因此，“多数决”原则已经被否定。我们从服贸协议的审议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把服贸协议从“逐条审议，全案表决”变为“逐条审议，逐条表决”，就是“朝野协商”决定的。朝野协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重大议题、涉及政治的议题上多数党败在少数党手下，那么关键何在呢？
在台湾政坛，蓝与绿之间是很难有共识的。强调“共识决”，就需要由“院长”出面协调。而时任“院长”（王金平）则是著名的协调高手，在台湾被称为“乔王之王”（“乔”就是协调的意思）。因此，在整个利益综合过程中，“立法院长”起了关键作用，开始是他主导了“逐条表决”，最后是他宣布“先立法，后审议”。
“服贸协议”卡关的标志是2014年4月6日王金平宣布“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会召集两岸服贸协议相关党团协商会议”。这就是“先立法，后审议”。对此，国民党的“立院党团”事前“毫不知情”“感到错愕”，认为“与党团立场相违背”，甚至“感觉党团被王金平出卖了”[23]。行政机构发言人认为王的说法与马英九不同意“先立法再审查”的立场明显不同，曾经表示不赞成王的说法。但后来当局却表示：王金平“并未反对服贸协议逐条审查，与当局的一贯主张并不冲突”。这就是说，当局不得不向“立法院长”投降，接受“卡关”的现实。由此可见，服贸协议“卡关”，时任“院长”王金平起了决定性作用。
概言之，“朝晖协商”剥夺了多数党的权力。“院长中立”帮助少数党打败多数党。这是台湾特色的政治体制问题。只要这种体制不变，台湾政治过程的“卡关”现象就会继续存在。
五、结 论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台湾的政治过程存在一些特殊性，也就体现了台湾政治体制的一些特殊性。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影响政治过程最重要的行为者应当是执政党和政府。可是，在台湾，作为执政党和在“立法院”中占有多数席位的国民党在政治过程中却没有成为互动的主体，而作为反对党、在野党和 “立法院”少数党的民进党却居于优势地位，它能够充分发挥制衡作用，制造一系列“卡关”现象，使得执政党和政府的许多议案无法通过，显示出台湾政治过程的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一）许多议案需要进入“朝野协商”，而“朝野协商”的结果，往往是执政党（多数党）败在少数党手下；（二）“多数决”的原则被否定，多数党的许多议案无法通过；（三）执政党的“立法院长”拥有极大的权力，几乎完全掌握了裁决权，但他却可以不站在执政党的立场，可以高居于执政党党团之上，不支持执政党的议案，而执政党中央却无法予以撤换，行政当局也无力制衡。如此等等，都是台湾特色的政治体制问题。
近年来，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有关“美国政治政治制度失灵”的观点已经引起广泛的重视。台湾也已经出现类似的问题，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是一个关系到台湾前途的问题，因而引起许多政界、学界人士的关注。本文从政治过程入手，从另一个角度对台湾政治体制做出考察，希望有助于促进这一问题的讨论。
注释：
[1]《马英九：全世界都不等台湾 台湾苦等民进党》，台湾：中国时报网，2014年11月19日，http://www.chinanews.com/tw/2014/11-19/6790795.shtml，2016年2月25日检索。
[2]《蔡英文：马英九挑起政争撕裂社会 怎能继续治理台湾》，凤凰网，2013年9月9日，http://news.ifeng.com/taiwan/special/wjpgs/content-3/detail_2013_09/09/29453505_0.shtml，2016年2月25日检索。
[3] 赵少康：《台湾现有政治体制 谁干谁难做》，凤凰网，2014年12月8日，http://phtv.ifeng.com/a/20141208/40896341_0.shtml，2016年2月25日检索。
[4] 《蔡英文办公室：体制不改 谁执政都有问题》，台海网，2014年5月3日，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dnsz/2014-05-03/1245488.html，2016年2月25日检索。
[5] 苏起：《相互毁灭还是相忍为国》，台湾：《联合报》，2014年7月13日。
[6] 《蔡：代议政治后继乏力 下半年推“宪改”》，香港：中评网，2014年7月14 日，http://bj.crntt.com/doc/1032/8/4/8/103284812.html?coluid=200&kindid=9132&docid=103284812&mdate=0714110827，2016年2月25日检索。
[7] 高希均：《政客变君子，台湾走出政治雾霾》，《台北论坛》，2015年4月12日，http://140.119.184.164/directors/file/14.20150323政客變君子，台灣走出政治霧霾.pdf，2016年2月25日检索。
[8] 《朱云汉：台湾离民主崩坏还有多远？》，观察者网，2014年3月30日，http://www.guancha.cn/ZhuYunHan/2014_03_30_218160.shtml，2016年2月25日检索。
[9] 《朱高正语中评：国民党的选举形势不容乐观》，香港：中评网，2014年11月13日，http://hk3g.crntt.com/crn-webapp/wap/wapDetail.jsp?coluid=92&kindid=0&docid=103470848，2016年2月25日检索。
[10] 《赵少康：台湾不知死之将至》，香港：中评网，2014年11月14日，http://www.zhgpl.com/doc/1034/7/8/5/103478588.html?coluid=93&kindid=8010&docid=103478588，2016年2月25日检索。
[11] 《三大财经法案卡关“立院” 江宜桦声声催》，钜亨网，2014年11月24日，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41124/20141124150514489537710.shtml，2016年2月25日检索。
[12] 《江春男：民进党一路转进》，香港：中评网，2010年8月19日，http://www.zhgpl.com/doc/1014/1/9/1/10141913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419139，2016年2月25日检索。
[13] 熊玠：《马英九败在不懂民主规律》，台湾：中时电子报，2015年1月13日，http://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50113003351-260407，2016年2月25日检索。
[14] 刘性仁：《马政府三年多来两岸政策之检视与省思》，《联合早报》，2012年1月9日，http://www.zaobao.com.sg/forum/letter/taiwan/story20120109-44348，2016年2月25日检索。
[15] 林浊水：《民进党对ECFA的攻击有方向性错误》，香港：《中国评论》，2010年12月号。
[16] 《“立法院”院务纪实》，台湾：《国会月刊》，2013年6月份。
[17] 《“立法院”公报》，第102卷第47期。
[18] 《“立法院”公报》，第102卷第62期。
[19] 《“立法院”公报》，第103卷第3期。
[20] 戴维·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21] 《“立法院”公报》，第103卷第20期。
[22] 《“立法院”公报》，第103卷第21期。
[23] 《台湾“反服贸”出现新剧情》，《深圳商报》，2014年4月7日，http://szsb.sznews.com/html/2014-04/07/content_2833994.htm，2016年2月25日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