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社会正讨论共青团的“四化”趋向问题，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和“娱乐化”，这些“化”的核心就是共青团作为一个组织的官僚化及其脱离社会的倾向，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在很多方面，执政党何尝不是这样呢?情况甚至比共青团更为严重。
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其官僚化不会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可一旦执政党发生官僚化和脱离社会的现象，影响的不仅是执政党本身的执政合法性和能力，更会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政治组织的官僚化，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任何政党（或者政治组织）都是如此。德国社会学家密歇尔（Robert Michels）在其著作《政党》中提出了“寡头政治铁律”。他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论证了任何政党，哪怕是宣称最民主的政党，最终都会走向官僚化。他的名言就是“组织即是寡头”。
密歇尔的书出版于上一世纪初，但到现在仍然是经典著作。这表明政党官僚化的现象继续存在。不过，西方的政党越来越成为选举型政党，即只是在选举的时候，政党机器才发生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感觉到政党的存在与自己的关联。选举就是让老百姓定期公决，决定是否再继续接受一个政党的执政。
中共是非西方类型政党，是一个致力于长期执政的政党。就政治体系来说，这是一种一党主导下的体制，没有反对党的存在;有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存在，但它们都是在执政党设定的体制内参与政治，因此称为“参政党”。
再者，和西方的选举党不同，中共是中国政治的主体，其存在是人们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正是中共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把整个中国社会架构粘合起来。但也同样是因为这些特质，使得中共存在着巨大的内部能量趋向于“官僚化”，并最终与社会脱节。
从经验上看，也正是如此，党的“官僚化”和与社会脱节，一直既是中共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也是中共努力要避免的事情。在这方面，中共既有沉重的教训，也有丰富的经验。
毛时代，中国进行了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政治实验。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有足够的权力想把他的理想转化成为现实。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是最反对和痛恨官僚主义的。
不过，他很快从反对官僚主义转向了反对官僚制。他用“继续革命”的口号发动的“文革”有诸多原因，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反对官僚制。走到极端的时候，它甚至废除了政府，用“革命委员会”替代之。结果，使得国家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需要依靠军队来维持秩序。
反官僚制运动犯了严重错误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反官僚制运动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政治与行政不分。任何社会需要一个官僚体制，官僚体制的基本功能就是执行，因此也称行政体制，具有工具性。
官僚体制本身会产生官僚主义，这是全世界官僚体系的通病，各国政府一直努力通过各种方法，遏止或者减少官僚体制所产生的官僚主义，例如通过控制官僚体制的规模、把一些官僚功能社会化或者私有化、整合官僚部门提供“一站式”的综合服务等;或者通过用行政立法、行政责任制度等方法。
实际上，毛所担忧的是执政党的官僚化。在当时所有实行共产主义体系的国家，因为是一党执政，往往造成党政不分，执政党行使政府的功能。毛发动“文革”就是为了不让中共重复东欧共产党严重“官僚化”这条道路。但他的政治实验并没有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开始了围绕着党政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图纠正“文革”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在实践层面，没有任何可能性实现“党政分开”，但的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党政分工，党管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但这种分工很快就出现了问题，即政府官僚独大，政府脱离党的领导。再加上党内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民主机制来协调党政关系，因此导致了严重的党政冲突，并对1989年事件产生很大的影响。
89之后，中共趋向于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党的机器来统合政府、社会等各种力量，强化了党对全国的主导。不过，这么多年下来，也导致了很多严重的后果，例如党政日益整合，政党被国家机器所吸纳，被一些学者称为“国党”，而党本身则不断官僚化。政党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必然导致执政党先进性的流失，并和社会脱离开来，成为一个为了执政而执政的统治集团。
这些弊端，中共的领导层也是有深刻意识的。很多年里，中共一方面要促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另一方面要防止如何避免执政党演变成行政党。在转型方面，中共做了几方面的事情。第一，通过将现代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经济管理阶层吸纳到党内，把以农民、工人、官员、解放军为主体的传统政党，转型成为具有现代性的政党。第二，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和其它新兴社会阶层人士入党，以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第三，修改党章、宪法和法律来促成这些领域的制度化。第四，为了应付由此而产生的党内利益的多元性，开始探索党内民主协商机制和领导人选拔机制。
党内的变化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变化
不过，党内的变化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变化。因为党内民主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制度化程度很低，因此导致了党内“团团伙伙”（或者政治学意义上的“寡头政治”）的崛起，对党的生存和团结构成威胁。也同样严重的是，执政党的行政色彩越来越严重，失去了从前的“先锋队”性质，俨然成为一个专注执政和远离社会的官僚阶层。
这种情况显然难以持续。因此，中共十八大以来，执政党领导层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纠正这种现象，主要举措包括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重建党纪、重新强调党的社会性，即和社会的关联等，并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尽管有这些方面的成效，但如果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制度改革和重建仍然是唯一的未来选择。如何推进改革和进行重建?至少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进行党政适度分工或者分开来解决政党行政化和官僚化的趋向。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党的领袖主导军事、组织权力、意识形态这些党务之外，还可以通过国家主席（国家组织职务）来管理国防、安全和外交事务等，而政府（主要是国务院系统）主管社会经济事务。这种党政分工关系可以形成类似法国或者俄罗斯那样的体制。同时，执政党可以通过党所控制的人大系统，决定政府首脑的选拔、任命、轮换和撤职等，也通过人大系统来监督政府工作。
第二，从制度上改变党的行政党性质。可以改革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吸纳各方面的社会先进分子进入，在对各级政府机关构成有力约束和控制的同时，建立党和社会的有机关联。现在的中央委员都来自中央部委、省委省政府、大型国有企业、主要社会组织（工、青、妇等）和军队。他们身处政治等级的高处，和社会没有有机联系。因此，可以考虑至少拿出25%的位置，给各方面的社会先进分子，包括传统社会群体和各个新兴社会群体（例如律师、非政府组织等）。
“三个代表”的概念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即共产党代表社会上所有的先进力量。不过，在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会仍然是党政官僚主导的情况下，被界定的社会先进分子不仅数量少得可怜，而且仍然被排挤在党内的重要职位之外，也就是说，党组织仍然没有体现代表性。也要考虑改革各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选拔大量的先进基层先进党员，尤其是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党员（包括农民、工人、社会组织成员等）参加党代表大会。
这样做可以产生几个效应。一，可以实现政治正义。所有这些团体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能把他们排挤在政治之外；二，从制度层面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从而提高执政合法性;三，更为重要的是有效改变和防止政党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以实现党的长期执政。
第三，加快和深化党内民主机制建设的探索。应当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路线方向是正确的。正是党内开放式的民主路线，使得中共避免了其他共产党那样解体的命运。不应当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放弃党内民主路线。民主是大势所趋，所有政党都难以规避。需要强调的是，民主并不能照搬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模式，而是要寻找适合中国本身文化的民主形式。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群众路线需要法制化和法治化。群众路线一直是中共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但群众路线往往流于口号，不能真正实施下去。所以，要把群众路线法制化和法治化。这方面，可以参考新加坡执政党的经验，即国会议员和部长们每周都必须和其选民见面。群众路线可以说是所有现代政党的生命。民主国家通过选举制度走向群众，中国也必须把这条早已经找到、已经被证明为有效的路线法制化，走下去。一句话，群众路线是党管政治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党就远离了政治，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