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话语体系形成于政党执政过程中，执政话语体系创新既是执政实践的要求，也是对执政规律的自觉把握。执政话语既是政党实践活动的客观反映，又通过观念体系帮助群众进行认知，形成观念自觉。要塑造执政话语的良好形象，就要提高执政话语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水平，提高执政话语对社会的影响力。
执政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水平要建立在对执政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基础上。知历史方知兴替，中国共产党以求真务实而生，以善于总结经验而存。1965年7月26日，毛主席在接见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夫妇和他的机要秘书程思远时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主席告诉程思远：“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吸取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继续前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句“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打江山、搞建设的最基本的领导方法。执政话语体系也要善于总结过去的经验，清源正本，激浊扬清，开掘新的方向。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作出了正确结论和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被严重搞乱的社会关系得到调整，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这些工作的完成，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决议”的通过，为党的执政话语创新营造了积极的思想理论环境。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我国30年艰辛探索和创造性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即“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1]这十条经验，就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实践的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已经纳入到我们的执政规律中，推动了党的执政话语的创新。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经验凝练为“四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2]“四个坚持”把握了改革的辩证法，澄清了疑惑，为进入深水区以后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执政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是对执政规律的理性认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们对党的历史方位做出了“两个历史性转变”的新判断，对党的先进性做出了“归根到底要看党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的新判断，在努力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的同时，不断开拓党的执政资源，逐步实现由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向执政党的思维方式转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要坚持理论自信，又不能固步自封；既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又要激发社会活力；既要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又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3]。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我们对执政规律的认知发生了质的飞跃，为提升执政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
执政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是对执政制度的规范表达。把党的执政制度表达好，形成有效的、易于被人接受的话语体系，是提升执政话语科学化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有了一整套科学的执政制度，只在心里默念还不行，要善于表达出来；只是领导人知道，也不行，还要善于发动群众，让群众也知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提高执政话语的科学化水平，归根到底就是要准确把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以严谨的制度和规范的表达保障党的意志得到贯彻执行，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提高执政效果。
执政话语体系的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纵观现代政党执政经验，没有哪一个政党不是在自我调整和自我革新中来确保执政地位的，只有顺应潮流，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才能被社会认可接受。正如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所言：“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必将死亡，政党应当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5]因此，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对待执政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水平，不要期望一劳永逸地解决执政话语的创新问题，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要始终保持与社会同步变化的张力。
执政党的话语体系既要讲给执政党的党员听，其受众也包括非党员的人民群众。执政话语不仅要面对社会精英，更要面对普通群众。精英是社会的塔尖，普通群众的数量远远超过精英，如果执政话语只是社会精英认同，普通群众不认同，那么，执政话语的大众化就没有完成，最终导致执政党因缺少追随者而弱化其社会动员能力。
大众化是执政话语创新的最终归宿。大众化不仅是内容的问题，更是一个占领有效载体、选择合适的话语体系进行有效表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在传统的“两报一刊”、中央电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仅有这些传统媒体还不够。大众传播时代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传播方式，它既开启了人类的传播空间，也提高了人类的传播能力。信息社会的发展要求执政话语也要覆盖到新兴媒体和传播渠道，同时要符合受众的阅读习惯。普通群众盯屏幕、刷微博、看手机、发朋友圈的时间远远超过精英读“两报社论”的时间。为了让群众掌握理论，就要考虑群众的接受能力和思维习惯，把深邃的理论用平实质朴的语言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说明白，使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形象的生活逻辑，使党的执政理论从高层走进人民大众，更好地把党的执政理念传达到群众心里，带领群众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执政话语如果不能包容，就会失去新社会阶层的支持，缺少新社会阶层支持的执政话语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如何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验着我们如何把执政话语大众化。新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中最具有活力、最具有潜力、最能够担当的群体。他们活跃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兴产业群中，这些新社会阶层对政党的执政话语非常敏感，这是决定一个阶层政治地位的标志。要使社会凝聚起来，调动起社会各个群体的积极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调动起新社会阶层群体的积极性，提升执政话语对新社会阶层的吸引能力和动员能力。我们提出用执政话语引领社会思潮，主要也是针对新社会阶层而言的。
在强调新社会阶层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容纳新社会阶层对执政党很重要，但同等重要的是考量如何为工人、农民和其他一些弱势社会群体提供参与政治的管道，从而保证他们正当利益的获得。”[6]利益不均只会诱发出对执政党不利的因素甚至对立的因素，使政党的执政资源不断丧失乃至枯竭。中国共产党要善于协调社会阶层的利益矛盾，减少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确保各社会阶层对执政话语的忠诚和拥戴。
提高执政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水平，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经常进行观念统筹和思想整合。这实际上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和气魄。在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当前社会，执政党要尽可能地调和对立的矛盾，减少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尤其要避免社会阶层和执政党的直接冲突。当执政党以社会利益的调和者或裁判者而不是利益冲突中的一方的面目出现时，就能更加超脱，更好地协调矛盾，更有利于掌控社会。
三、国际化方面：以提高议程设置能力为突破口改善执政话语的国际形象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就其本质内容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系统总结。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公开倡导的执政理念是不一致的，因此就有一个对外传播和理解的问题。我们的执政话语不仅要面对国内，还要面对世界，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消除误解，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
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缩小了国家间的物理距离，也模糊了国家间的界限，这就使得关起门来搞建设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外交往要注重形象，当然也包括执政话语的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独特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要想办法去除社会主义阵营历史上的执政者独断和集权的底色，以崭新的面貌展示给世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是本质、是内容，话语体系是表现、是形式。但两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话语体系不可能决定实质内容，但它却是实质内容的反映，也是实质内容是否广为普及、是否深入人心、是否得到普遍赞同的晴雨表、温度计。”[7]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的国际化水平，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道路向世界解释好，说明好。
整个世界，文明类型多样，文化观念迥异，历史进程步调不一。各国的发展道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的国际化水平，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一味强调个性、特殊性，容易自我封闭，对话平台会越来越窄；不讲个性，不讲中国国情，似乎没法解释清楚我们的后发追赶式路径。不强调普遍性，中国道路就没有听众，国际化就落空了；一味强调普遍性，就会束缚自己手脚，影响既定政策的执行。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较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话语权与我们的国际地位并不相称，原因之一是对中国执政话语体系缺乏积极的建构。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把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形象介绍给世界。由于缺乏系统的塑造和专业的推介，再加上国家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不同步，当下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比较零碎、多元且复杂，这影响了世界对中国形象整体面貌的认知。提升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就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要创造性地把中国声音传播出去，阐释好中国模式，让世人了解中国道路。加强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通过内容和形式一定程度的转换，用外国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现实，解释中国原因，展示中国形象，从而使他们增进对中国的了解、理解和赞同。”[8]
在话语权统揽与国际话语议程设置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先手地位，其手段有垄断话语方向，设置话语陷阱，构筑话语霸权。美国的文化安全战略强调向外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甚至生活方式，其文化产品尤其是音像制品保持极高的出口率和极低的进口率，黄金时间段严格控制外国节目在本国电视的播出，以确保其文化安全。美国最擅长的手法是设置话语路径，将所有问题最终导向其所设定的“民主”或“价值观”的话语框架，并利用一切媒体资源来强化这个框架，以收获其所期待的效果，实现国家利益。例如，当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绩和进步，便直接说成是践行西方模式的成功，是民主自由的结果。如果哪个国家和地区、民族发展停滞或遇到困难，则不问青红皂白，直接说成是违背民主自由的结果，甚至贴上“极权统治”和“违反人权”的标签。美国更是以世界人权卫士自居，每年发表世界国别人权报告，将一些国家指责为“邪恶轴心国”。美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巧妙的议程设计能力和话语权掌控水平，其化被动为主动的技巧，值得引起高度警惕。玩弄文字或概念游戏，出尔反尔，避免直接的脸红，维持表面的“和谐”，暗地里进行遏制，将会是美国针对中国的长久战略。围绕着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和斗争，将会由暗战转为明战。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认识迟、起步晚，总体上处于被动。接下来要重视研究，加强战略规划，提高干部认识，明晰话语权斗争的思路，化被动为主动。2015年APEC会议在菲律宾举行，由于我们的努力，成功地使东道主菲律宾不在此次会议上设置南海议题。2016年G20峰会将在我国举办，要精心做好议程设计，发出中国声音，充分地利用好这个国际平台，提升国际话语权。
我们的执政话语中强调政治原则多，大道理多，这些政治原则在国内话语体系中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换一个话语系统，沟通效果就不好。我们要善于把政治原则转化为能够对外讲述的语言，贴近国外群体语言沟通的实际，拉近彼此的距离。中华文化比较含蓄、委婉、中庸，这样的话语有时会让听众不明所以，抓不住要义。西方话语中讲话比较直接，不喜欢干巴巴的文件语言，比较喜欢讲故事，注重形象性和幽默感。我们的领导干部在对外交流中由于怕犯政治错误，宁愿照本宣科，也不敢用口语化或外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宣讲，这样就显得很生硬。话语体系转换对很多领导干部来讲，是一个必须要迈过去的坎。
注释：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3]《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5]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6]郑永年：《保卫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7]李忠杰：《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水平——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话题》，《人民论坛》2012年第4期下。
[8]李忠杰：《走向未来的中国与世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