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论”已经是一个过时经验。为什么这么说？“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在当年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中讲到，当一方实力强大，另一方感受到威胁时，就会增加军事实力，继而形成军备竞赛，之后因为对实力差距缩小的恐惧而引发战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修昔底德陷阱”其实相当于“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存在于今天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中。在中美之间，美国坚持一极格局，中国要推动多极格局，中美所要追求的国际格局的结构相互对立。但是，中美之间有结构性矛盾、有零和博弈、有安全困境，难道就意味着中美之间一定要用战争的方式来一决雌雄吗？
中美可以避免直接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建立在2000多年前，是在古雅典与斯巴达爆发战争的基础上总结而来。
不过，从学术角度看，结构性矛盾、零和博弈、安全困境与带来战争灾难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换句话说，最后解决结构性矛盾的方法不是只有战争一种，这也是我与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之间的分歧。他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之间必然发生直接战争。我却认为不必然，中美可以找到别的方法来避免直接战争，解决零和博弈。
我认为矛盾能够被克服，主要有两个依据。
一是核武器的存在。核武器是终极武器，一旦爆发核战争，将摧毁人类，这使得战争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有收益，而只能走向灭亡。所以，任何一方都不会发动灭亡自己的战争，这也是为什么核大国都在力避相互之间冲突升级的原因。简言之，核武器使大国变得非常谨慎，担心冲突演变为核战争。
二是全球化的发展。自由主义学者说，全球化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附，导致他们为了相互依附的经济利益而不愿发动战争。但道义现实主义不认为相互依附是减少国家间战争的动因，而认为是因为有了替代市场的便利性，使得国家没有必要发动战争。
过去，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存在脆弱性和敏感性，全球化降低了国家依附关系的脆弱性。比如当中国和日本发生矛盾时，日本没有必要用武力保护它在中国的市场，而是可以把投资转向东南亚———全球化使得它可以在东南亚找到替代市场。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在下降，中美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中美之间有可能发生“代理人战争”，然而“代理人战争”已经不属于“修昔底德陷阱”所指的内容了。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虽然中美没有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但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越发凸显。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周边频频制造麻烦，中国沿海方向从北到南都面临着越来越紧张的安全形势。
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中朝关系恶化；韩国决定“萨德”入韩后，中韩战略关系从合作为主转向对立为主；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形成全面战略对抗；台湾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上台后，两岸关系全面倒退；南海仲裁案结果出台后，菲律宾等国都表态要求中国遵守仲裁结果。越南据传在有争议的南沙岛屿上部署火箭炮。此外，印度决定在离瓜达尔港140公里的伊朗恰巴哈尔港进行投资，对冲我国的中巴经济走廊战略。
由此可见，中国当前的对外安全环境不仅没呈改善趋势，而且出现恶化趋势。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由于崛起大国在不同崛起阶段所面临的主要外部困难是不同的，因此需要以不同的战略应对。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约为美国的60%。中国GDP已比日德的总和还大，国防开支比俄英的总和还多。这种实力意味着：中国正向世界两极化中的一极发展，中国崛起向冲刺阶段接近。大国崛起有准备、发展、起飞和冲刺四个阶段。目前中国处于起飞到冲刺的过渡期。
上述情况决定，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防范对象。当崛起国还没有足够实力应对霸主国的战略压力时，扩大国际战略支持就成为最大的和最紧迫的国际战略利益。要获取比美国多的国际战略支持，就得结交比美国还多的盟国。用中国熟悉的语言讲，就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扩大国际战略支持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也是我国当前最大的对外战略利益。同时，降低国际安全威胁，扩大中国在经济领域中的比重，增加国际规则制定权，争取科技领先地位也是我国的战略利益，但这些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无法与扩大国际战略支持相比。
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
要争取国际战略支持，首先必须依据国家实力制定战略目标。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不以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其结果将损害国家利益。世界上每年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在120万以上，远远多于战争。然而，没有国家为了防止交通事故死亡而在每辆车上都安排一个交警的，因为这个策略得不偿失。这就是为什么安全战略不能以绝对安全为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安全战略需要考虑将“周边为首要”置于“大国是关键”之前，即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要重于与美国的安全关系。我国对美战略目标要降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以双方不发生战争为准。
我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矛盾是历史造成的，美国是在利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矛盾。如果我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同盟，美国就无法利用这些矛盾遏制我国。美苏两极时期不结盟战略是有利于维护我国安全利益的，但目前的两极化是中美两极，不结盟则使邻国恐惧我军事力量，扩大不了国际战略支持。
我国应坚持2013年外事工作会议提出来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策略。命运是安全问题，与周边国家建立同盟性质的“命运共同体”符合我国军事实力。当我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都好于我与美国的关系时，我国的战略环境就可以与美国媲美了。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台湾法理独立”将是我国卷入战争的最大危险，因为在统一台湾的问题上我国战略信誉较低。台湾分离主义并不认为我国有武力阻止“台独”的决心，认为“和平独立”是可能的。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国防建设的重点还应是以统一台湾为抓手。从外交上讲，与周边国家结盟可给统一台湾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
策略效率决定战略环境
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们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的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战略。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对崛起大国来说，能力与战略机遇的关系可分为四种：塑造战略机遇、利用战略机遇、丧失战略机遇和破坏战略机遇。我们的战略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策略的效率。策略合理，就能塑造，至少能利用战略机遇。
由此在对外政策和策略上，需要谨防极“左”路线的干扰。极“左”的对外政策曾对我国外部环境的破坏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由此产生的“假大空”政策和做法会削弱我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假大空”的外交口号和承诺必然超越国力，由于无力兑现这些口号和承诺，使得国际战略信誉受损。而国际战略信誉受损就会降低战略威慑力和他国对我国的战略信任。
如今，中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虽然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但外部入侵中国的战争危险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在此条件下，我认为中国外交战略要给予提高国际战略信誉优先考虑，因为这是现阶段对于实现民族复兴大业来讲最为重要的国家利益。一个篱笆三个桩，民族复兴靠中国孤立性的强大实现不了。战略信誉提高，盟国就会增加，国际战略支持就会上升；战略信誉提高，威慑力就会上升，从而他国以武力与我国竞争的意志就会削弱。我国的国际战略支持上升了，他国的武力竞争意志下降了，我国的战略安全环境也就改善了。
何谓道义现实主义
阎学通从2004年起开始研究先秦时期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并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古代道义观相结合。这种理论思想被外界概括为“道义现实主义”。
在专著《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中，阎学通详细解释了何为“道义现实主义”。“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即“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原理。对此，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
因为，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权力是国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例如主权，因此它是国家外交政策要实现的目标。
如何实现国家利益？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实力既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物质和非物质力量，其构成要素可分为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四类。其中政治是操作性实力，后三者是资源性实力。政治实力是其他实力要素能否发挥作用的基础。所以道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政治领导力的差别决定一国综合实力能否持续增长及其增长的快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