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现状：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汉武帝经略西域的战略举措；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也记载了张骞、常惠、解忧公主等古代杰出外交官对西域的发展以及汉帝国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所立下的汗马功劳；石河子大学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的张安福研究员在其文章《汉武帝经略西域的策略研究》中讲述了汉武帝对西域的经营历程；北京中国农业博物馆农史研究所的刘彦威研究员在其文章《西汉王朝的边疆经略》中论述了西汉王朝的边疆政策。
叶自成老师的《地缘政治与中国》一书，立足中国、着眼现实地对世界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预测。叶老师在提纲挈领地评价了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概况后，用足笔墨阐述了中国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地缘政治形势和中国地缘政治思想理论史及其与西方不同的渊源、特点，力图使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的宝贵遗产、地缘政治的一般理论和中国当代周边外交的实践相互贯通，进而深入分析了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到东南亚各国的“勺”形区域中地缘政治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对我国在此区域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审慎的建议。颜声毅老师在《当代中国外交》中论述了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
然而，这些著作美中不足的是未能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即：地缘政治学）分析汉武帝经略西域的地缘战略与当代中国外交的有机联系，例如，司马迁、班固等中国古代历史学家由于时代所限，只能就事论事，不能预测未来，即两千年后中国的外交。石河子大学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与北京中国农业博物馆农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只从传统的边疆学、历史学的角度来解析汉武帝经营西域的战略，未能赋予其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的内涵。叶自成老师的著作中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涉及到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关联，当然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叶老师出版此著作时一带一路倡议尚未成形。颜声毅老师的《当代中国外交》只论述了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未能回顾历史，挖掘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
此篇文章将试图填补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汉武帝经略西域的地缘战略对当代中国外交影响的这一空白，提出本人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借鉴汉武帝经营西域中的成功经验的看法与建议。
二、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的内涵：
（一）、地缘政治的内涵：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中说：“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部分，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把地缘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对国家的政治决定有相当的影响”。[1]地缘政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它的开放性，二是任何地缘政治都离不开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互动影响，地缘政治并不是专谈政治而不谈经济和文化。
（二）、地缘战略的内涵：
地缘战略学是现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战略理论，该学说缘于古希腊著名军事家政治家——狄米斯托克利，在学科分类上，有过广泛的讨论，甚至认为地缘战略学仅仅是一个介于地理学与政治学的边缘理论，并且由于该理论曾服务于二战轴心国，在战后曾被‘束之高阁’。简而言之，地缘战略是为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的。中国的地缘战略包括地缘外交战略和地缘军事战略。
地缘外交战略是指在与邻近国家进行的政治斗争中根据力量对比所制定的外交战略，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实行的团结朋友打击敌人的总方针，是本国在进行对外活动中的力量配置、战略重点的先后次序的基本构想，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等思想。[2]
地缘军事战略思想则更为丰富。它的著名代表有吴起、孙武等人。他们提出和总结的九地思想、不战而胜的思想，把军事战略与地缘因素和其他因素紧密结合起来，在世界军事和地缘政治学中都有其重要地位[3]
三、汉武帝经略西域战略的背景
（一）、汉帝国的地缘扩张
在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经过数年的战争，夺取了政权，再次统一了华夏。在最初的50-60年中，汉朝的主要政治任务是要巩固政权。而当时政权的主要威胁在于汉初汉初分封的诸王不断造反，而且多内外勾结，对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就勾结匈奴反汉，刘邦不得不亲自带兵反击；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安勾结闽越、匈奴谋反；最严重的是公元前154年，楚王、吴王、胶东王、胶西王等七王，南结闽越，北连匈奴，起兵反，史称七王之乱，对汉朝政权的稳固构成重大威胁。在处理与各诸侯的分封关系时，刘邦也运用了地缘政治的计谋。如刘邦曾采用智囊田肯的计策，未将地势险要的秦地和山东分封给诸王。在这些叛乱纷纷被镇压以后，汉政权才得以巩固。
在对外方面，汉初由于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对外用兵较为审慎，尽量不用兵。如当时的南越王赵佗反叛汉帝国，起兵攻占了汉帝国所属桂林等地，刘邦并没有马上出兵镇压，而是派遣陆贾前往南越当说客，说服赵佗息兵。陆贾对赵佗晓以地缘政治的道理，劝说道：大汉帝国“人以亿计，地方万里，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而王（指赵佗）众不过数十万，臂若汉一郡耳，何乃比于汉”[4]（即：蕞尔小国南越不能与大汉帝国分庭抗礼，萤烛之火怎敢与日月争辉？）。后汉与赵佗达成协议，赵佗可称王，但须向汉称臣。双方皆满意。
在此基础上，汉王朝既秦之后，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地缘扩张。这一扩张期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五六十年的休生养息，汉帝国的实力比秦帝国时有了显著发展，如人口从秦时的约3000多万增加到约4000万。汉武帝因此认为地缘扩张的时机已经成熟，发动了三个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军事行动就是对西域进行的战争。
（二）、汉王朝的北——西北地缘大患
对汉的主要威胁西部是羌族，北部在西汉时是匈奴，东汉时是匈奴和鲜卑。
1、匈奴对汉朝的侵扰
匈奴是中国北部草原地区的主要游牧民族，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北部一些国家的威胁，进入秦汉之交，冒顿单于统一了各部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它东破东胡，西攻大月氏，北征定陵，南灭楼烦、白羊等，其统治地域西起葱岭，东至辽河，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对西域各国也有控制权。其势力范围几乎与秦汉之初相当。在秦汉兵荒马乱之际，匈奴趁秦汉王朝忙于内斗，无暇他顾，不断向中原地区侵扰。进入汉朝之后，虽然汉朝对它采取绥靖政策，但它还是不断骚扰汉朝。
2、西羌对汉的侵扰
在匈奴对汉的掠夺日盛一时的时候。西边的羌族也与匈奴勾结进攻汉区。公元前112年，西羌勾结匈奴进攻安故，并协助匈奴入五原，开始了西羌对汉王朝长期的侵扰。
综上所述，汉朝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北部有匈奴的威胁，西有羌族的侵扰，因此打通一条通往西域的道路刻不容缓，于是便诞生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旅，为经略西域奠定了基础。
四、汉武帝经略西域的途径
（一）、常规的外交手段：派遣使节出使西域
汉武帝为了联合西域的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而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的最初目的，然而西域诸国由此开始与汉帝国互通声息，他的此次“凿空”，使得东西方得以自由交流的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初现端倪，可谓影响深远。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张骞“为天子言”：因为有这位伟大而忠诚的中国探索者，中国人关于西北边疆以外西方世界的知识大为丰富。它们当中颇大部分是地缘战略性质的。]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5]
张骞作为当时汉帝国的政治代表，在与西域诸国开展政治外交活动的同时，还促进了二者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域的葡萄、苜蓿等十几种作物被引进，开始在中原栽培，并成为中原百姓日常饮食中常见的食物，逐渐与普通大众的起居生活息息相关。唐朝薛令在太子宫中教读，就曾做《自悼诗》一首：“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和所有，苜蓿长阑干。”[6]可知在当时，苜蓿已经成为社会中下层人士的基本食物，而“苜蓿”风味也常常用来形容小官或教师的清苦生涯——管中窥豹，从这一细节也可得知，张骞西域之行对于后世影响之深远。
张骞回国后还向汉武帝汇报了一个情况，“臣在大夏之时，见邛竹杖、蜀布”。这让张骞万分诧异，通过追问大夏人得知，这些是从身毒买的，身毒在大夏东南方。张骞由此推断，大夏位居中国西南，距长安一万二千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而四川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这证明身毒距离蜀地不会太远。他因此建议汉武帝派遣使者南下，从蜀地往西南行，另外开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道路，从而规避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也为与西域诸国的顺畅交流提供多样化的道路选择。
当然，通过在匈奴的长期生活，张骞自然掌握了关于匈奴及西域的大量情报，这使得汉武帝对付匈奴的信心和愿望更加强烈，这也是后来帝国得以击败匈奴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军事与政治手段双管齐下
1、军事手段：反攻匈奴、车师（姑师）之战、楼兰之战、龟兹之战
一方面，汉武帝依赖“文景之治”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其中开启汉对匈奴战争反败为胜新篇章的则是大将军卫青。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这对“帝国双璧”各自率领五万骑兵，兵分两路，进攻匈奴。卫青过定襄，出塞千余里后，与以逸待劳的匈奴单于主力遭遇。在这种敌强我弱、敌多我少的情况下，卫青用武钢车迅速环节成阵，并派遣五千骑兵配合中军冲击匈奴，匈奴则出动一万骑兵迎战。恰好在这个时候，风沙大作，两军不能相见。卫青抓住这次有理战机，派出两支队伍，从左右两翼迂回包抄了匈奴单于大营。匈奴单于见战事不利，突围向西北溃逃，卫青乘夜追击，到天亮的时候，斩敌首万余，追敌二百余里，直至窦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7]，整编一日之后，将其烧毁，班师回朝。此次“漠北大战”堪称“以弱胜强、正奇兼善”的经典战役，彻底打垮了匈奴主力，使其再无能力南下窥视汉庭，开始大规模向西北迁徙，出现了匈奴“漠南无王庭”的局面，河西走廊至此完全归汉，丝路畅通，汉帝国对世界的大门彻底打开。
此后，汉武帝为使西域诸国臣服，扫清丝绸之路的障碍，相继讨伐了车师、楼兰、龟兹等西域国家，使其臣属于汉，承认汉帝国在西域的统治地位，进一步提升了汉帝国的国际地位。以下是三场战争的概况：
车师之战：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令从票侯赵破奴击破姑师，威震乌孙、大宛等西域诸国。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令重合侯莽通（一称马通）率4万骑兵击匈奴，途经车师北。莽通令成娩率军中楼兰、尉犁、危须等西域六国兵，进攻车师，以扫除大军前进的障碍。车师被六国大军团团包围，成为瓮中之鳖，因此被迫投降，成为汉帝国的属国。
楼兰之战：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命从票侯赵破奴率兵数万击姑师（车师）及楼兰。姑师也多次袭杀汉使。赵破奴令数受楼兰追杀、拦截之苦的王恢为先锋，率700人，攻破楼兰，俘楼兰王。楼兰降服于西汉。[8]
龟兹之战：汉武帝通西域后，李广利破大宛回军途经扞弥，恰逢赖丹要去龟兹为质。李广利派人责问龟兹王，龟兹王听从姑翼之议，派兵攻杀赖丹，后又害怕，遂上书谢罪。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长罗侯常惠，监护乌孙发兵5万大破匈奴后，回朝途中，上书请击龟兹，以偿杀赖丹之罪，常惠调集龟兹以西诸兵2万人，又遣副使调集龟兹东面诸国兵2万人，令乌孙发兵7千，从三面进击龟兹。龟兹王极为惊恐，急忙相告，杀赖丹是前王听信贵人姑翼所干，于己无关，并执姑翼来见常惠。常惠斩姑翼，罢兵。[9]
2、政治手段：河西置郡与边郡设置“属国”
刘彻在北部边境置朔方、五原之后，用兵河西。刘彻派霍去病破右贤王，控制河西走廊，目标是设立河西诸郡，向西延长汉长城，屯兵戍防，进而进入天山南北地区，打通中西交通线，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络，形成随时可以迂回包抄匈奴王廷之势。匈奴浑邪王降汉、内迁之后，伊稚斜单于畏惧汉军，一时无力控制河西走廊领地。这一带一度出现了“空无一居”的现象。《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刘彻因其地设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分设张掖、敦煌郡。刘彻于河西置郡是出自汉帝国经济贸易的需要，从保护商业利益的角度考虑的。为了长期与匈奴作战，汉王朝不仅在西域设立了行政机构，在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之后，又发数十万人前往屯田戍边。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汉武帝在轮台（今轮台县东南）和渠犁（今库尔勒县西南）设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务。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设置的官吏。此后，西汉政府就在西域建立了根据地。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刘彻以巨资安置浑邪王之众。刘彻认为，尽管以降虏为奴隶古已有之，但当前亟须瓦解匈奴阵营，以降族为奴不符合汉帝国维护北边边境长期稳定的战略意图。刘彻坚持从对匈奴战略的大局出发，变“不服”为“外服”，用比较和缓的安抚政策，便于分化瓦解并最终彻底击败匈奴。刘彻除了封浑邪王若干人为侯外，还特许归降诸部不改变他们原来的习俗，分别安置在五个边郡的“属国”内居住生活。[10]
“属国”是刘彻铸造“大一统”帝国边缘地区军政一体化体制的一大创造。对付匈奴，要刚柔并济。一味用强，是为丛驱雀，无助于推动其内部的分化瓦解，也不能为经略西域扫除障碍，长期来看，对汉帝国未必有利，刘彻作为一名有使命感的战略家，自然应该高瞻远瞩，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
（三）、特殊的外交手段：和亲
和亲，即通过汉朝公主与周边游牧民族的首领联姻，保持游牧民族与汉王朝的和平共处，这是一种特殊的地缘战略与外交手段。起初，这项政策主要应用于匈奴与汉王朝之间，当时汉立国不久，百废待兴，政权尚未稳固，忙于对付诸侯叛乱，担心对匈奴用兵费事太长，一耗财用太多，二又担心率兵之将犯上作乱，因此只得向匈奴求和。
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将细君公主嫁给乌孙（“西域三十六国”规模较大的城邦之一）首领，由此汉帝国与乌孙开始确立盟友关系。然而，细君公主始终不能适应西域的生活，不久郁郁而终。于是，刘彻便将解忧公主嫁给乌孙首领军须靡。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半个世纪，她一直活跃在西域的政治舞台上，积极配合汉朝，遏制匈奴，为加强、巩固汉帝国与乌孙的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忧加到乌孙国以后，积极参政，致力于兴国安邦的事业。她经常不辞辛劳地到各个部落体察民情；每逢国中发生山洪等自然灾害，她都为救灾工作而奔走呼号；大力发展农业；她还大力支持大臣的建议，说服乌孙王与乌孙长老们，开通了乌孙通往大宛、康居和塔里木诸邦国的通商口岸。
公元前52年，在著名外交官、解忧公主的挚友常惠进行积极地外交斡旋之后，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成为乌孙国的大首领，乌孙也正式成为汉帝国的属国。
五、经略西域战略的目标
（一）、维护国家安全，扩大汉帝国的地缘版图
当时的汉帝国面临着及其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北有匈奴的侵扰，西有羌人的威胁，此时，尚未被匈奴染指的西域成为了汉帝国对外交往的突破口。并且，这项开辟丝绸之路、经略西域的战略也符合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的外交思想。在打通到西域的道路之后，汉帝国成功地联合了与匈奴有利益冲突的国家（如：乌孙）共同对付匈奴，歼灭了匈奴的有生力量，使其元气大伤，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与民众人身财产安全，扭转了汉王朝初期被匈奴欺压的屈辱局面，同时将汉帝国的触角伸向了辽阔的西域，扩大了地缘政治版图与战略缓冲空间，为国内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
（二）、获取与输出物产及战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
据史书记载，西域物产丰绕，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优良的牧场以及汗血宝马、炼铁技术这样的军事战略资源和苜蓿、葡萄、胡桃这样的生活资源，因此通过经略西域，获取这些资源，并输出汉帝国的物产资源（如：具有华夏特色的产品——丝绸、茶叶等），不仅有利于反击匈奴，还能够丰富老百姓的生活，提高其生活水平，进而促进国际贸易，推动国内与西域诸国经济的发展，如此一来，汉帝国的财政收入便得到增加，可以填补连年发动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感会提升，使得汉帝国的政权更加稳固。
（三）、增强汉帝国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汉武帝试图通过让西域各国臣服于汉帝国，扩大汉帝国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增强国家实力（即：富国强兵），并将汉帝国成熟的治国理念传播到西域甚至更远的地方，提升国家影响力，汉武帝通过设置河西四郡、属国、西域都护实现了这一目标。
（四）、促进汉帝国与西域诸国的人文技术交流
汉武帝有经略西方之志，对华夏文化拥有高度的自信，希望将汉文化输出到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汉文化的传播范围集中于东亚，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汉文化的影响力便可延伸到西域甚至整个亚欧大陆；汉武帝，同时对西域的人文与风土人情也充满好奇，因此，希冀借经略西域之机，更多地了解西域，促进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与借鉴，进一步提升汉帝国的国际声望与国家形象，这方面软实力的提升可使得西域诸国对汉帝国心悦诚服以及汉帝国名扬四海，威震天下。
（一）、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提供了历史逻辑
“一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我国领导人正是在汉武帝经略西域（古丝绸之路是其主要组成部分）的启发下，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因此，经略西域的地缘战略为一带一路的产生提供了历史逻辑。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二）、有助于产生具有华夏特色的地缘政治理念，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工作。
纵览中国古代史，可以了解到中国的管子、孙子、诸葛亮等，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杰出的地缘政治大家。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古代中国的地缘政治甚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的地缘政治与对外政策，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的地缘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提出了多种地缘政治战略与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战略是孙子等提出的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这是最高的地缘战略。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了再不同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运用不同的地缘战略。这些战略是：
（1）全近攻远，稳定近邻国家，攻击距本国较远的国家。当代中国奉行睦邻友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就是稳定近邻国家的表现。
（2）服近强远，即实行威慑战略，使邻近国家不敢轻易对本国怀不轨之心，使远方的国家也慑于本国的力量强大而不敢进犯。如，近期中国一直在南海填海造岛，以及派出战机和渔政船在南海巡航，就是意图威慑周边对中国图谋不轨的国家（如菲律宾）以及其背后的靠山（如：美国）。
（3）合小攻大，合弱攻强。如，中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援助非洲，联合非洲的弱小国家，在70年代终见成效——被非洲国家抬进了联合国，突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封锁和孤立，重返世界舞台。
（4）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如，新中国成立之初，与英法建交，与非洲、古巴密切往来，并分别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为维护领土主权，打击邻近的印度和越南的狼子野心而与它们爆发战争。
第一、地缘政治立足的根本是富国强兵。
任何一种地缘政治关系、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都是一个国家和相邻国家间的实力较量的一种结果。国家具有强大的实力，不一定要进行军事威胁或对别国进行扩张侵略。相反，实力往往是避免战争的最重要的保证。这丝毫不降低地缘外交活动的重要性。只有国家富强，社会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军队和国防力量强大，才能得到相邻国家的尊重，也可使那些对本国有不测之心的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当代的中国外交在推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的同时，更要注重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的全面进步，争取让周边国家心悦诚服。
第二，地缘政治中的敌人和朋友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在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周边环境，这种环境有不变的因素，那就是自然环境。但更重要的是政治环境，而这种环境是变化着的，决定这一变化的是每个国家的利益。
这一地缘政治规律要求在确定国家利益时，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处理好本国的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关系，从长远出发来考虑问题；二是注重邻国的利益变化动向，对其政策和利益的变化趋势应有清醒的估计。
第三，地缘经济的重点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化会导致地缘政治的重点发生转移。
在一个时期，每个国家都有其相对不变的地缘政治重点。决定这一重点的，首先是本国的地缘安全利益的需要，可能会对本国安全形成重大威胁的国家往往也会成为这一时期本国地缘政治防范的重点。第二是本国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经济发展的地区格局的变化也是地缘政治重点变化的主要依据。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增加，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第四，小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中迫切希望得到大国的庇护。
在一组地缘相近的国家中，小国对所有邻近的大国和强国都有一种担心的心理。它所惧怕的并不一定是最大的国家或最强的国家，而是离它最近，最具有威胁的国家。这种定式在地缘政治中的具体表现是，就近与某个大国保持特殊关系，使之在受到本地区另一个大国的攻击时，能得到及时的庇护，其次是使区内事务区外化，让其他地区的大国介入本地区的冲突，以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
这种小国地缘政治心态在东南亚表现为巴基斯坦和柬埔寨寻求中国的庇护，巴基斯坦还加入了上合组织，并且在之前印巴发生冲突的时候，巴基斯坦得到了中国的帮助；同样，柬埔寨也算是中国的“后院”，在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中国对柬埔寨提供过援助，在今年的中菲南海争端（“南海仲裁案”）中柬埔寨坚定地支持中国。此外，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如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等都惧怕中国的崛起，而对美国这样的大国却俯首帖耳，心悦诚服，就是因为中国在地缘上距离这些小国家太近，加上它们国力孱弱，缺乏民族自信，因此它们有威胁感和恐惧感，而同样强大的美国因为距离它们遥远，因此在它们看来美国的威胁要相对中国小得多。再有，菲律宾将中菲之间的领海争端问题提交国际法庭仲裁以及让美国进来，就是使区内事务国际化，以得到国际社会保护的表现。
对此，我国的外交应该更加灵活机动，对于巴基斯坦、柬埔寨这样依赖于中国且相对忠诚的准盟友来说，应该继续笼络；对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有战略野心且对中国怀有敌意、经济上又依赖中国的国家来说，我国应该软硬兼施、打拉结合，不能对其一味地纵容和讨好。
此外，我国在与小国的交往中，应摒弃大汉族主义思维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避免战略自负；同时，在与西方大国的交往中，应抛弃西方中心论，要有文化自信与战略自信，切勿掉入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陷阱。
第五，地缘政治格局的追求目标是地区的实力均衡。
地缘政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相近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举动和发展会对周边国家带来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一定是指对本国形成直接的军事威胁，而更重要的是它对邻国会带来什么间接的影响。[11]这种影响往往是相对的，如果邻国强大了，本国没有响应的发展，或者发展较慢，就会变得相对落后。反过来也是一样。
对此，中国为了维持东北亚的地区平衡，对于朝鲜和韩国都应进行战略接触，让它们彼此牵制，防止一家独大或实现统一，因为只有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才对中国最有利。此外，在东南亚，可利用缅甸牵制越南（拥有称霸中南半岛的战略意图和实力），如此便可维持中南半岛的相对均势。例如，中缅石油管道就是中缅关系密切的表现，越南没有类似重要的战略性项目，说明中国在有意亲近缅甸，疏远越南。再有，中国可利用马来西亚牵制新加坡，以维持马六甲海峡附近的均势状态，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对美国唯命是从，对中国心存芥蒂，马拉西亚与中国的关系相对中庸一些，因此有必要密切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从而间接地给新加坡形成一定的战略压力。
3、当代中国的地缘战略与外交方针
从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的角度看，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可以采取的基本战略和外交方针是：安西靠北争东南，主要以安西为例，具体来说就是：
安西，即稳定西线，是中国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的利益所在。这与汉武帝“经略西域”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战略方针的依据是：这一战略方针的依据是：这一线上的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构成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的重大威胁。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在历史上也没有对中国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侵略，也没有给中国带来过重大灾难，印度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世界重要的大国，但现在印度既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膨胀的野心与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它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重点是面向印度洋，成为印度洋和南亚最有影响的大国。它现实的地缘政治对手是巴基斯坦。因此，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安西为这一线地缘政治的基本方针，是完全有根据的，现实的。安西，就是说保持中国与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最起码是不恶化这一线的关系、维持现状，支持该地区的一切旨在巩固和平、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和努力，尤其是关注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及其地区的无核化问题。
（三）、有利于培养华夏子孙的民族自信心，产生具有华夏特色的外交政策，推动中国外交转型。
1、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影响
（1）、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12]。
独立自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毛泽东、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是新中国外交与旧中国投降卖国外交最本质的区别。近60年来，无论国际社会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国外交的全过程。其内容是：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畏强暴，不随波逐流，不怕鬼，不信邪，敢于顶住任何外来压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3]改革开放以后独立自主外交思想获得发展与完善，例如：不结盟；既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又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与汉武帝经略西域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
（2）、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科学地阐释了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所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高度概括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用最简洁的语言把当代国际关系中应有的本质特征作了最清楚的描述。该政策的出台的背景除了跟中华传统的“和合文化”一脉相承之外，还迫于立国之初国力羸弱，被西方国家敌视和围堵的国际压力，是迫不得已的计策，这与汉朝前期因军事力量孱弱而不敢反击匈奴，采取和亲等绥靖政策有相似之处。
（3）、与邻为善——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周边国家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国际上周边外交环境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周边外交思想是毛泽东、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4]冷战期间，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可以说是十分险恶。中国那时曾经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处于敌对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周边安全形势得到很大改善，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冷战结束后，我们把改善周边环境作为外交工作首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把中国的地缘政治的重点放在东线。坚决支持邻国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打破美国孤立、遏制中国的阴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周边外交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都是毛泽东重大的地缘政治决策。
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邓小平指出：“有些国际上的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邓小平在周边外交中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同所有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些政策使得中国与越南、老挝、蒙古等国的关系正常化，恢复了同印尼的关系正常化，改善了曾经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印、中韩关系。
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周边外交思想，进一步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周边外交新思维，如：倡导新安全观；重视民众外交、政党外交和地方外事在周边外交中的作用。
习总书记执政以后，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亲，讲的是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多做得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认同。诚，强调“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惠，在于“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容，则是“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
2、对当代中国外交人员的影响：
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官来说，他们应该向张骞、苏武、冯嫽、常惠、解忧公主、范仲淹、于谦等古代优秀的外交官、政治家、战略家学习，古代的使节都是彪炳史册的千古风流人物，当代外交官可以学习他们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八面玲珑的外交手腕以及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培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培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坚定信念；培养不卑不亢、不屈不挠、处变不惊、“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优良品质以及任劳任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如此，方可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代中国外交官在具备了以上出类拔萃的品质之后，还应该对外交手段进行适当的创新，例如，中国驻外使领馆可定期举办关于中国文化、国情等方面的讲座以及汉服推广活动，负责参与讲座的使馆工作人员，可以着汉服开展工作，并可以向参加讲座的外国人提供汉服试穿和拍照，并可以举办相应的中国风影视文化体验活动，从而使得外国友人切身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艺术的魅力。此外，我国的外交官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外交场合，比如说国际会议的闭幕晚宴、需要充分展示民族文化的国际舞台上开展别具一格的“汉服外交”，因为汉服是华夏特有的文化符号，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赏心悦目，夺人眼球，大气典雅的与外交官温文尔雅的形象异常般配，不仅提升了外交官的个人魅力，而且有利于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这也是对汉朝身穿汉服的张骞、解忧公主等杰出外交官的致敬，还可以借此机会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文化的内涵。再次，我国外交官应该尝试充分挖掘和施展文艺作品中的政治功能与外交功能，比如，在适当的场合介绍、推广我国优秀的文艺作品、手工艺品，使得外国友人对中国产生探索的兴趣。同时，负责接待工作的仪仗队与礼仪服务人员，也可以着汉服或具有中国特色的其他服装，以此来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
3、推动了中国外交转型：
第一是外交为民的方位，其依据是：虽然汉武帝经略西域的战略对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耗损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并且由于时代所限，物资相对今天匮乏，安全保障也没有如今完善，何况古代的对外战略都是以统治者的意愿、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众的利益因此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因此外交为民在当代中国显得尤为必要。外交为民[15]的主要内涵为：尊重人，敬重百姓，做好领事保护，展示中国社会的丰富性，同时让公民政治权利得到落实，应当是中国外交的最高要求，也是外交转型能否推进、能否成功的重要尺度。这里主要有如下意思：一是外交人要深刻理解“人”的命题，二是完善“外交为民”的方针，三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四是防止少数利益团体占用过多外交资源。
（四）、“丝路精神”有利于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汉武帝经略西域的壮举、各国人民对丝绸贸易的积极参与以及丝绸之路上仁人志士、贩夫走卒们演绎出的精彩纷呈的故事，共同打造出“丝绸之路精神”。其内涵是：“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我们应该一道努力，倡导文明宽容，防止极端势力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世界各国如能在中国的倡导下一道弘扬丝路精神，推动全球文化多元化和中庸化思潮，抑制极端思想和势力的传播，便有利于铲除全球恐怖主义的精神土壤，推动全球安全治理。
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坚持合作共赢。中国追求的是共同发展。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绝不以邻为壑。在中国的倡议下成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就是中国对合作共赢理念实践的成果，这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公共经贸产品，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具有深远意义。
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倡导对话和平。中国将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地区事务，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推动通过对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产品。例如，朝核六方会谈（主要为了解决朝核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核心目标是反恐）、二十国集团峰会（主要目标有国际经贸合作、反腐败等），这些对话机制就是中国弘扬丝路精神的表现。
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推动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一直以来，我国的硬实力都领先于软实力的发展，这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及不相称。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软硬实力悬殊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是，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晚，相对于美国、日、韩，显得极不成熟；其二是，我国的文化外交政策相对单一，且不接地气，难以吸引国外基础民众。因此，如果我们的工人青年和社会团体有更多自己的表现方式，如果我们的艺术、文化、教育工作者更多在国际场合提出倡议，如果《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能像《华盛顿邮报》和CNN那样在达沃斯论坛上主办有关全球治理和头脑风暴的专题辩论会，如果诸如《琅琊榜》这样优秀的中国国产电视剧能像《纸牌屋》那样的美剧同样风靡全球，如果孔子学院更注重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传播，中国的软实力才能得到提升，中国才能成为文化强国，才称得上一个全方位的大国。
当我国的文化产业与时俱进，取得长足进步，才能扭转与美国等国的文化贸易逆差，才能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公共文化产品。其中故宫博物院与阿里巴巴、腾讯的合作，将传统文化用时尚科技进行包装和营销，就是创意和卖点十足的案例，是我国文化产业进步的一个缩影。故宫淘宝文化创意产品、故宫app的出现,是将传统文物进行创意活化，转变成世界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创意产品，从而“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中国的价值观。自2013年以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清朝顶戴花翎状的遮阳小帽伞、朝珠样式的耳机、皇袍花纹的T恤，在网络上一夜爆红，受到了来自海内外游客的喜爱。此外，于2016年9月19日在西安开幕的第一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也是一带一路战略下，输出中国文化的典型案例，鉴于此，相关部门以后可以举办“丝绸之路国际电视节”、“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博览会”、“一带一路文化贸易洽谈会”等活动，加大对中国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宣传与输出力度。
再次，我国可以尝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文化合作，比如，举办相关的国际会议，就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各国民族文化的传承、文化产业的发展、考古技术的发展、考古挖掘工作、打击非法盗墓等问题进行合作与交流。
结论
本文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汉武帝经略西域的地缘战略对当代中国外交影响，以此借古讽今，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提出可行的建议。该文章的内容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是研究现状。第二部分论述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的内涵。第三部分探讨汉武帝经略西域的背景。第四部分分析汉武帝经略西域的途径。第五部分论述汉武帝经略西域的目标。第六部分探析汉武帝经略西域对当今中国外交的影响：一、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提供了历史逻辑；二、有助于产生具有华夏特色的地缘政治理念，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工作与全球战略布局；三、有利于培养华夏子孙的民族自信心，产生具有华夏特色的外交政策，推动中国外交转型；四、“丝路精神”有利于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笔者希冀以后有更多研究人员能够拓宽思维，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去观察和探索中国古代的地缘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以此来丰富当代中国外交的内涵，推动中国外交的进步与发展，进而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
[2]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78页，1998年10月
[3]同上
[4]《史记》
[5]时殷弘 《史记就该这样读》，18页，2013年6月
[6]《全唐诗》
[7]班固《汉书》
[8]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四·汉纪十六》
[10]《汉书卷六·武帝纪》
[11]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101页，1998年10月
[12]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121页，2014年9月
[13]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
[14]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130页，2014年9月
[15]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99页，201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