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变局中，城市的发展起落不定，一些曾经拥有辉煌历史和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的城市，现在却“泯然众城矣”；与此同时，另一些城市正在依托新的经济引擎，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未来的城市规划要遵循哪些原则？怎样才能留住人？房价不断上涨对城市的良性发展有什么影响？如何应对“城市病”？基于此，思客对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袁牧进行了独家专访，本文根据采访内容整理而成。
城市规划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
思客：
城市的发展需要规划设计，目前国内城市规划水平不一，您作为城市规划设计方面的专家，觉得城市的规划设计要遵循哪些原则？
袁牧：
我们的城市有几个问题，要么千篇一律，要么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这里面涉及到的恐怕不是单纯的规划问题。
首先，一个城市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规划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更多在于城市决策者对于城市发展所做的每个决策，以及决策的过程与方式。所以说一个城市是否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城市所有群体的审美价值观。我们现在很遗憾的看到，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的审美能力是普遍偏低的，很多人并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修养和熏陶。所以说，一个城市能否寻求到一种自由的美，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不是某些专家或者某些个体、精英的责任。
再者，城市规划自身确实面临了很多问题，所以城市规划也一定要改革。中国的城市规划跟世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中国现今所沿用的城市规划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当时是学习了苏联在计划经济体系之下的城市规划，我们的城市规划还有规划的空间，城市规划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框架之下，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并配置空间资源，是在一个大的原则指导之下去做的。
目前，对于城市规划所做的很多改革工作是基于如何能够更好的契合市场的发展。我们希望中国的城市规划能从过去服从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之下的，一个自上而下的计划指导体系，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在全社会共识之下的城市发展公共政策体系。
另外，一个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作为一个城市规划经营单位，应该为全体市民的利益着想，任何一个城市规划都应当是大多数市民认可的。在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应当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
为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呢？我们知道现在的城市规划有很多公众参与的内容，比如说，规划是要公示的。在公示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提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有多少的分量，是否被采纳，或者说人们有什么样的正常渠道可以提出意见，其实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原则的。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公众参与做一个真正的界定，也就是说什么才能够代表公众的利益，是个体，某些群体，还是公众群体的代表？群体代表的发言权是多少，他们参与决策的权重是多少，议事规则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些，才能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真正做出一个代表全体市民利益的城市规划，并且将其实施。
思客：
现在多个二线城市出现了限购的政策，相比于刚性需求，很多购房者是为了投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这样的上涨是否会影响城市的良性发展？
袁牧：
房价上涨毫无疑问会对城市产生影响。第一，城市的贫富分化会日趋严重。手里有房的和没房的人，掌握的资本和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这加速了人群的分化。分化让城市空间上的差异性逐渐变大，一些人住进已有的高档社区，而同时，城中村、贫困人口聚居区会越扩越大，并在人口上不断积聚。
第二，会对城市活力产生影响。一个城市的活力实际上源于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如果房价一直高涨，会阻碍大量有活力的年轻人进入城市。
第三，房价的影响会波及全国，不利于中小城市的发展。这一次的房价提升其波及范围已经从过去的一线城市发展到二线城市，将来还可能向三线城市发展。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城市，实际上掌握了比中小城市更多的资源，而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资源的掌控。因此，对于特大城市来说，它的活力虽然会下降，但是由于资源而产生的城市动力还在，所以大量的人口还是会涌入这些超大城市，造成现在的超大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掌控资源和城市发展动力。相反，二三线城市以及中小城市所能获得的资源会越来越少，城市活力越来越低，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城市病”，病不在物而在人
思客：
现在我们在享受城市发展成果的同时，“城市病”也在困扰着很多人，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袁牧：
从规划角度来理解城市病是非常好理解的，欧洲在十九世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也有过和我们一样的问题，用了很长时间来解决。
所谓的“城市病”，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首先进行了“物”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做了城市化的空间准备、产业准备和人口的集聚。实际上这种人口集聚和产业准备无论是对环境，还是对城市品质、城市生活、城市公共服务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我们在过去三十年“物”的城镇化当中，从政策角度没有过多地考虑人的因素，而更多考虑的是“物”的因素。因此，中央也在未来的城镇化要求中提出了对于“人”的要求，要以人为本，但是具体怎样以人为本，还是目前大家讨论的问题。
另外，应该如何看待城市市民，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过去认为拥有城市户口才叫城市市民，可是如今我们有大量没拿到城市户口的人同样生活在城市，同样需要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如果城市无法提供，那这就是一种城市病。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真正的市民，是未来城市化当中应当关注的问题。
“城市病”的解决涉及到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以及如何服务每个城市市民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决策变得极为重要。我们该形成什么样的城市决策体系，市民在其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这又涉及到公民参与的问题。我认为，未来的城镇化应当是政府、市民与市场三方在达成了共同的城市价值认识的情况下，共同制定、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
任何一个城市的城市问题都不是自己能独立解决的。我认为，我们的城市群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现有的城市壁垒，形成一系列的区域政策和区域共识。例如北京的污染问题，它不仅仅是北京独立造成的，污染的解决需要更大范围的区域协调才行。
老城发展要寻找新动力、激发城市活力
思客：
随着城市的发展，新城正在一步步扩张，而老城区也出现了一系列难点问题。在新的城市规划中，上海、广州都是在原有老城区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您觉得在老城的建设中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袁牧：
这是一个关于存量和增量的问题。我们过去强调发展城市新城，而未来的发展则更多关注城市已有空间。我们城市发展的空间总量实际上已经满足了我们过去若干年内城市化人口需要的土地总量，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分别对待，对于某些发展快，城市动力充沛的城市来说，这种空间还是不够的；而对于没有太多城市动力而空间上又过度增长的城市来说，我们在过去的规划里给予了它过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并没有人口的支撑，所以在发展总量上出现了区域上的不均衡。
当然，老城作为城市发展的精神内核，也是新的城市规划重点要考虑的问题，这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解决老城的宜居性问题。目前中国城市的老城，更多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建成的，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遗存，而这半个世纪的快速建设，实际上是基于一些并不宜居的思想理念和城市发展思路，例如街道的划分、城市功能区的划分等。
有的人认为老城就应该复古，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古代的城市代表的是古代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现在的城市拥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因此这样的体系是无法套用到现在的。
第二，要解决老城的发展动力问题，要解决如何让老城发挥出自身的价值，让在老城生活的人能够发展的问题。即使是老城也应当有自己的产业，我们现在说老城不能搞工业，那么不做工业我们可不可以发展第三产业或者别的？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每个城市都应该解答这个问题。
第三，要解决老城城市活力的问题。一个城市的活力在于它的复杂与混合，过去的老城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未来的老城通过不断的更新，它的复杂性和混合性会被消灭，原有的活力就会慢慢的消失。
未来的宜居城市是什么样子？
思客：
城市是否宜居已经成为人口流动的一大因素，您觉得一座城市有哪些好的因素可以留住人？
袁牧：
首先，一个好的城市要有好的政策，要善待所有居民。因为每个市民无论贫富，无论男女，都是这个城市建设的一份子。
第二，一个好的城市要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有更大的空间从事自己所希望从事的职业，才能够生活在自己所期望的氛围之中，拥有自己所应该拥有的生活。
第三，一个好的城市应当是一个多元并存的城市。不同的生活形态、文化形态、产业形态可以并存，这样这座城市才能有更大的兼容性，才会有更长远的发展前景。当一个城市只被某一样特质所充斥的时候，这种城市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单调的，未来的发展也有可能充满了变数。
最后，一个好的城市应当提供充足的、良好的、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政府对于这一点是有责任的，而且还要做到有预见性，不能朝令夕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