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人类出现开始，贫与富现象就已经存在，所以几乎所有文明都把追求公平作为核心价值之一。不平等现象永远存在，但今天人们所见到的不平等，则是近代以后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扩散的产物。近代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因为技术水平落后，几乎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只维持在生存的水平，这是一种普遍贫穷的状态。
近代工业革命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不公平和社会的分化。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同时几乎所有国家内部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社会也越来越分化。这造成了今天民粹主义扩展到各国的局面，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和社会，民粹主义越是盛行。
没有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但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分化，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稳定的基础，社会冲突乃至内战变得不可避免。自西方发始的近代福利制度，无疑是人类应对极端社会不公平的伟大发明。自近代以来，社会的稳定与福利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维持紧密相关；而社会的稳定又为资本主义的常态运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
如果把福利制度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分配财富。实际上，人们已经很难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来描述一些典型的福利社会了。
福利制度产生的背景各异
在欧美，福利制度的产生具有不同的背景和路径，包括自由主义模式（如英国、美国）、保守主义模式（如德国、意大利）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如北欧国家）。但不管怎样的模式，它们都大同小异，所有模式都强调政府的作用，只是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作用大小不同罢了。不管怎样的发展途径，都围绕着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民主＋福利”。福利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在一些国家，福利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在福利制度产生的时候，那些国家还没有民主。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国家的核心）就产生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德国保守主义的产物，因为俾斯麦看到资本主义动摇社会的根基，如果政府袖手旁观，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资本就很难作为。促成福利制度产生的另外一个因素具有意识形态性。
近代启蒙运动之后，欧洲思想界逐渐发展出各种人权概念，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精英把同情社会、赋权社会作为精英阶层的责任。当然，精英阶层也享受着不可与普通民众同日而语的政治权力。在当代大众民主产生之前，只有社会的极少数（即精英）享受政治权利。
民主的发展确实助力福利制度的加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今天人们所体验到的“一人一票”大众民主，可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二战之后加速，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普遍实现。从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的福利制度也是在这段时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但不可思议的是，“一人一票”制度把政治权利赋予每一个公民，人们也因此得到不同程度的福利，但这并没有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在近几十年来，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在世界范围内，“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已经成为一个普世现象。也就是说，政治权利的充分实现，并没有赋予人们经济权利的实现。
最近西方出现一条轰动一时的消息，说包括投资家索罗斯、面簿共同创办人休斯（Chris Hughes）在内的美国18位超级富豪，向2020年美国各总统参选人发表联署信，称美国政府有道德及经济责任向富人征税，以应付全球暖化、改善经济、医疗等问题，缓解社会问题，维持稳定，巩固民主。
的确，美国民主党选战已经开始，各参选人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社会主义的趋向，使得一些人把此视为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始。民主党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富豪税方案，主张向那些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士一年征收2％税，对超过10亿美元者征收额外1％。她认为，这样做，10年可为国库增加2.75万亿美元。
不过，富人税并不新。财富税的设想在欧洲已经比较普遍，但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遭人质疑，因为富人是一个社会最有能力的群体，尤其是这个群体的避税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15个成员国早在1995年设立富人税，但迄今只有瑞士、比利时、挪威、西班牙等四小国实行这一制度，法国、瑞典和德国等因为实施困难而取消。
富人的真正担忧
在美国，尽管到今天仍然有人甚至认为富人税不符合“宪法”，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支持这项税收。美国Hill—HarrisX今年2月发表的民调显示，74％美国受访者支持这项税收，包括65％的共和党人。
美国政治人物征富人税的想法和民众的支持，都是对今天美国社会现实的反应：在社会积累了巨量财富的同时，社会越来越分化、中产阶层萎缩、民粹主义崛起、社会呈不稳定趋势。
美国联邦储备局6月21日发表的美国人财富分布数据显示，美国人由1989年第三季度至今年第一季的资产分布显示，过去3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总资产值增加了27.2万亿美元，达到31.9万亿，增幅4.8倍；最少资产的一半人，总资产值由原来的7500亿美元升至约1.3万亿美元，只增加了78％。如果计算通货膨胀率，底层的财富一直处于萎缩之中。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统计，美国最富有的0.1％掌握全国五分之一的财富，相当于最贫90％的所有财富。
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无疑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富豪自己主张征富人税，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个群体突然“良心发现”，具有了高尚的道德感，更可能是因为这个群体害怕民粹主义的崛起破坏西方民主，从而影响甚至破坏他们自己的利益。
富人可以高调地显示他们的道德姿态，借此来减轻富人群体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要意识到，民主制度尽管确实增进了社会福利，但主要用来保护富人利益，否则就很难解释“政治上越来越民主但经济上越来越不民主”这一经验现象。
不管富豪群体的动机如何，这个群体毕竟太小、太富，向这个群体征税可以缓解人们（穷人）的情绪，但从经验来看，富人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福利”变成人们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时候，福利制度就很难持续了。如果是权利，没有实现这一权利的就努力去实现，权利不足的就努力争取更多的权利，而要减少这个权利则是“开倒车”，是万万不可的。
如果“一人一票”的制度保障了“一人一份”的实现，那有什么机制来保障“一人贡献一份”呢？也就是说，当福利社会越来越贵时，谁来支付费用？富人可以到处流动（避税），穷人本来就没有钱，只好征中产阶层的税。
问题在于，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下，中产阶层也已经捉襟见肘，而且规模在普遍萎缩。一个严酷的现实是，这一波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穷人，而是遭遇困境的中产阶层，或者由中产阶层下沉为穷人的社会群体。
解决贫富分化是严峻挑战
即使政府通过开辟新的税种（包括富人税、机器人税或互联网流量税）来暂时缓解一些问题，但从经验来说，效果不会太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都是人口较小的国家）施行“一人一份工资”的普遍工资制度，但这只是新版本的福利制度，或者原来福利制度的延伸。
对社会底层来说，普遍工资制度也可能只是现代版本的生计经济，即维持一个最低“体面”的生活水准。而对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普遍工资制度面临不可逾越的困难：钱从哪里来？毕竟愿意被征税的富人仍然是极少数。
从经验来看，如果说贫富分化是今天各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核心和根源，那无论在应付“贫”还是在应付“富”方面，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技术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包括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技术进步在加速。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技术的进步不可阻挡。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进步本身，而在于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流向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不仅工作被取代，更没有得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经济形态是“独占经济”，而非“分享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财富的来源不是通过政府税收而得到的“福利”，而是通过就业而得到的收益。没有就业等于没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当机器剥夺了就业机会的时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趋势就变得不可遏制。
第二，全球化与财富的集中。这里的矛盾犹如技术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已经创造了巨量的财富。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财富，而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被参与和主导全球化的极少数人所占有，而大部分社会成员分享不足，甚至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即他们的工作机会因为全球化而流失，他们的工资水平因为全球化而下降。
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和技术的流动，资本和技术流向了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国家和地区。不过，就业者是不能流动的。资本和技术流失对原来的劳动者的影响是明显的。如果考虑到对很多富人来说，经济全球化也是他们避税的最有效方法，情况就更为严峻。
第三，移民的挑战。移民往往是人口从穷国到富国的流动。穷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富国实际上也是需要新移民的。一些学者认为，在一些国家，新移民实际上是变相的“奴隶制度”，因为尽管新移民提供了本地社会的诸多需要（尤其是低工资、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但他们生活在“体制外”，得不到当地体制的保护。问题并不在这里。移民今天往往导致本地公民的不满，排外和反外是当代社会民粹主义最凸显的普遍特点。
第四，现存体制的挑战。现存体制并非建立在流沙之上，而是建立在各种纵横交错的既得利益网络之上，并且经过长期和平发展（即没有战争），既得利益已经变得牢不可破。尽管一些既得利益有时候也会“良心发现”（如上述富豪），愿意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但若真正动到他们的利益时，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他们会拼命抵抗。
这也就是当代政治“局外人”崛起的原因，即“局外人”通过有效使用社交媒体和“一人一票”而掌握政治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局外人”能够动得了既得利益。即使是被很多人视为是“政治疯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尽管成功从“局外”崛起并且处处与建制作对，但没有人会认为他有能力动摇美国社会的既得利益；相反，特朗普越来越成为他所认可的资本的利益。
应当说，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福利”模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成功的，至少较之其他制度更成功。但今天这一制度因为财富分配高度不均和社会高度分化，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看来，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放弃这一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本身背后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
由此看来，这一制度如何转型升级、如何创造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如何寻找转型升级的中介（例如政治家），就基本决定了西方世界的未来，即使不是整个世界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