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世所瞩目，新加坡经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亦为许多人热议与研究。那么，以权威主义+出口替代型市场经济为主要特点的新加坡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我的回答是：新加坡经验可以而且已经成为新加坡模式，但中国经验很难成为中国模式。
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始于邓小平1978年11月对新加坡的两天访问。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开始频繁出国访问，其中既有回访，也有取经。1978年中国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邓小平自己在这一年四次出国，出访国家包括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对他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日本与新加坡。日本让他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化。新加坡则让他亲身感受到：一穷二白的华人聚居地，如何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1979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已经把新加坡列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访问新加坡时，邓小平还首次对东南亚国家联盟表示支持，而稍后中国停止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李光耀的建议有关。
一、新加坡模式的主要内涵
所谓新加坡模式，可理解为以新加坡经验为主、揉合香港、台湾与韩国经验的一种发展模式。最近十多年来，较能体现这一发展模式的不在亚洲，而是在非洲的卢旺达。其共性是：在政治强人（通过或不通过执政党）的领导下，组建发展型政府、推行出口替代型市场经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以维持社会稳定、强化核心价值观塑造，成为经济跨越式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保持稳定的小型开放经济体。新加坡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体现在国家安全、国内政治、政治外交、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
国家安全
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城邦国家，刚独立时人口为188万，目前为550万。人口构成基本不变，目前为：华人占74.2%，马来人占13.3%，印度裔占9.1%，欧亚裔/混血占3.4%。1965年8月9日建国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此前一天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利用其在国会的优势通过决议，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因此，如何在两个人口远远多于自身的穆斯林国家的“夹缝”中生存，始终是新加坡关注的头等大事。李光耀等人想出的解决方案是实行“毒虾”战略，即把新加坡变成“能产生剧毒的小虾”，从而让任何想吃掉它的“大鱼”因为顾虑同归于尽的后果而不敢“下口”。新加坡为此创建了一支东南亚最为现代化的军队，6万现役军人的数量与加拿大相仿，另有预备役17万，人均军费开支列全球前五，在澳大利亚建立军事训练基地。与台湾也有频密的军事合作，通过1973年的“联星计划”开展海空军合作，通过1975年的“星光计划”开展陆军合作。民进党时期有所弱化的双边军事合作在马英九上台后又有所强化，但保持比较低调的状态。最重要的则是向美军开放主要港口与机场，成为美国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国，但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避免过度刺激邻国，又不与美国正式结盟。美国主导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新加坡虽然没有加入，却因为与美国、英国、法国的友好关系而得以分享相关信息。1960年代与1970年代新加坡积极推行敌对政策，亲近台湾而疏远中国大陆，内政上有保持政权稳定的考虑，外交上则是为了消除两大邻国疑虑、获得西方支持。
国内政治领域
新加坡推行贤人政治与有管理民主，实行现代版的“开明专制”。有管理民主首先体现在，表面上承认多党民主制，但又通过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变成人民行动党“一党优势制”。人民行动党的核心领导层大部分是华人，李光耀则长期担任党的秘书长。不以执政党名义发布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党的决议通过政府政策的方式推行，因而反对党、非党员等也要执行。党内设有青年团与妇女组织，以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培养后备力量。
大部分居民所居住的组屋，是贯彻新加坡式“有管理民主”的重要载体。主要做法是：每一个组屋区居民的构成，按照不同族群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进行配置，并且规定组屋单位的买卖只能在同一族群内进行，从而确保各个组屋区主要族群分布的稳定。人民行动党基层支部深入各个组屋区，了解民情民意，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有管理民主还体现在，通过数量有限的非选区议员制度保证议会中反对派力量的存在，通过官委议员制度以反应独立与无党派人士意见。但又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并运用司法手段挤压反对党活动空间。对于支持反对党候选人的组屋小区，经常通过工程分配、福利计划调整等进行惩罚。对于反对党候选人，则通过起诉其不当言论、影响其就业、控制其言论发布空间等方式加以处理。调整选区也是政策选项。
贤人政治体现在，通过制度性安排，把不同族群的优秀人才尽可能吸收到执政党与政府中来，并发挥其才智。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为预备群众党员、普通群众党员、预备干部党员、正式干部党员四类，占党员总数1%的干部党员才能竞选国会议员，只有议员才能成为政府各部门领导人与国家领导人。通过高薪机制政府官员过上体面的生活，安心工作；通过严厉的反腐机制防止政府工作人员蜕化变质。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和选拔。人民行动党不仅从党内选拔人才，还积极物色党外各领域精英，游说其入党从政。
政治外交
新加坡的外交战略（diplomacy），是“小事大以智”的典型表现，整体上表现为“远交近守、依靠西方、适时调整、保持独立”。主要表现为：立国次月加入联合国，再过一个月（10月）加入英联邦，又积极推动成立东盟并在1967年成为东盟五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二战后国际组织成员国之间以战争方式解决争端的概率明显下降，国家的死亡率因而大幅度下降。新加坡的上述举动等于为国家生存购买了“三重保险”。
建国后直到冷战结束，新加坡政治外交上整体表现为依靠西方。但也注意与印度、澳大利亚、泰国等亚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与印度保持友好关系既有外交上的考虑，也有内政上笼络、联合境内印度裔的考虑。新加坡少数民族中，马来裔明显多于印度裔，但在国家领导层中，印度裔明显多于马来裔，其中或有“远交近守”的考虑。这种“隐形天花板”对于有才能的马来裔不够公平，但比起马来西亚公开、制度化推行的马来裔优先政策，还是要相对公平些。马来西亚与印度的友好关系，从印度许多领导人、富翁选择到新加坡就医、送孩子到新加坡上学等可见一斑。这种保持友好关系让新加坡获益匪浅，对外资壁垒重重的印度对于新加坡投资则网开一面，这对于实行外向型经济的新加坡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澳大利亚的友好关系是多方面的，因而选择在澳大利亚建立军事训练基地。
对于印尼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政策是“防范但不触犯”，小心翼翼与他们保持比较稳定的关系，一个典型例子是，对马六甲海峡的反海盗行动，新加坡倾向于让美国介入，但印尼与马来西亚反对非沿岸国家介入，新加坡也就不坚持自己的立场。新加坡还善于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展示影响力并改进与邻国关系，说服中国停止支持东南亚共产党，更为自己的周边外交加分。“新柔廖成长三角”的成功建设则是另一例证。
对于与中国的关系，很典型地展示了新加坡外交的与时俱进与适时调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加坡逐步放弃了既往的坚决敌对立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迅速升温，但依然表示将在其他东盟国家之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等到印尼1990年8月与中国复交后两个月才与中国建交，在东盟成员国中仅早于文莱。此后新加坡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迅速发展，并成为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桥梁。
当然，新加坡与任何国家保持友好的同时，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政治上，李光耀长期奉行亲西方政策，但也批评西方存在的种种不足，并大力倡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对独立性的追求，更是体现在与海峡两岸的关系上：一方面，他与两岸领导人都保持密切而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大陆的邓小平与台湾的蒋经国。他可以与这两位强势领导人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提出自己的建议并为对方所重视。如他在与邓小平的谈话中，要求中国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另一方面，他也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在他看来，夹在中国大陆与美国两强之间的台湾，最好的应对之道是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有力、灵活的力量，利用两强间的矛盾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并获取利益，台湾内部的分裂将影响到这些目标的实现，为此，他批评民进党生活在台独的幻觉中，忙于与国民党互斗，使得台湾经济发展缓慢，与大陆的力量对比差距越来越大，丧失了对台湾有利的解决两岸问题的时机。他的这种风格被后来的新加坡领导人所承继，这使得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影响力。1993年的“汪辜会谈”与2015年的“习马会”，对此做了典型诠释。新加坡把自己定位为“两岸政治诤友兼经济伙伴”。在如何扮演“诤友”角色上，李光耀比后来的新加坡领导人拿捏得更为精准。
凭籍大胆、有效、灵活的外交应对，新加坡纵横捭阖于各个世界大国之间，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整体上发挥着与其人口、国土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
经济领域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但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下的、开放性的、自由经济与经济统制相结合的混合型市场经济体制。自由经济方面，鼓励自由兴办企业, 对私人企业予以大力扶持；鼓励企业扩大出口；自由价格政策；自由金融货币政策，不设中央银行, 而由金融管理局、 货币局和投资局分别行使对银行、 货币和外汇的管理职能。经济统制方面，国家调控和干预的色彩非常明显：政府通过制定国家各个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对国家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调节，指导国家经济的发展为了保证市场经济能顺利运转，建立了一整套相应的法律制度如企业法、 外国投资法、 外贸法、 金融法、 会计法、 税法等；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参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为此成立政府所属的控股公司，以及半官方的由国会批准建立的法定机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严格分开，董事会成员由政府任命决定大的经营方针，日常经营活动由企业总经理，国有企业同其他外资和私人企业一样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不享有任何特权；政府控制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包括财政收入和公共机构收入；政府控制物价，以避免过度的通货膨胀；政府控制劳动者工资水平，政府通过直接雇用工作人员，成为全国最大的雇主，成立由政府、 雇主、 职工三方参加的全国工资理事会，负责就业人员的薪资调整。
基于新加坡市场狭小、资源匮乏、地理位置优越等特点，新加坡矢志建立的是出口替代型经济，实现大进大出，外贸依存度超过了100%。 为此成立隶属于贸易工业部的经济发展局，负责制订和实施商业与投资策略，加强新加坡在全球商业与投资环球中的地位。而新加坡的工业化道路也非常独特：通过建立工业区来吸引全球企业投资，发展制造业，其典型是裕廊工业园区，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园区的模板。
在迅速发展为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政府导向还表现在：成立主权财富基金政府投资公司（GIC）与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并控股新加坡航空、新加坡电信等公司，国有经济始终在经济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但为了保持企业活力、提升效益，也对一些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甚至引入国外投资者。典型如新加坡电力。
社会与文化领域
新加坡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既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成果也注重保持东方文化特色。取得这些成就固然与李光耀的个人偏好有关，但这些个人偏好要成为社会现实，则需要一大批有才能的人加以落实。因此人民行动党尽力把不同族群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党内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新加坡政府注重控制贫富差距的扩大，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以便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过上稳定体面的生活。为此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李光耀注重教育是有名的，他认为中国要改革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抓教育，在新加坡他派最得力的助手吴庆瑞负责教育与住房。新加坡的小学、中学、职业、大学阶段教育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凭为许多国家所承认，新加坡国立大学则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成为亚洲最好大学之一。住房方面，新加坡政府认为住房是生活必需品，不能交给市场解决，政府有责任确保大部分居民住上房子。为此，政府以组屋形式让80%的居民实现“居者有其屋”，少数富裕群体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则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新加坡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全球名列前茅，以安全、高效著称，在确保人人都享有必要医疗照东亚数世纪的儒家传统，具体内容包括重视家庭价值、勤俭、孝顺等传统价值，顾的同时又避免了大量耗费资源，并成为亚洲医疗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其医疗保健体系的特点是：政府补贴、保健储蓄、健保双全、保健基金四者相结合，把自我积累、社会共济保障、政府（为贫困人群）保障结成一个整体。
新加坡高水平的教育还体现在公务员培训上，收益的有中国、东盟国家（如越南、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中亚国家等。
为了国际交流、获取信息的便利，英语是新加坡的工作语言，但新加坡也注重母语教育，小学阶段学习英语、母语与数学的时间分别占33%、27%与20%，中学阶段则在特别班继续进行母语教育。为了便于学生掌握汉语，新加坡还采用了简体汉字，这在大陆以外是唯一案例，因而成为新加坡与中国链接的一个特殊桥梁，对于改革开放后移居新加坡的百万中国移民无疑是一大便利，也促进了他们对新加坡的文化认同。
李光耀认为，西方文化也有不足的一面，如过于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政治民主等，不注重集体利益、家庭观念、纪律与秩序、忠诚与服从等因素他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并不矛盾，而且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为此倡导亚洲价值观。他的亚洲价值观主要是指影响东亚数世纪的儒家传统，包括重视家庭价值、勤俭、孝顺等传统价值。他眼中的东亚指日本、朝鲜、韩国、越南、中国，东南亚则为受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双重影响的混合文化区（我以为，至少还要加上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二、中国的借鉴
从上述五个方面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新加坡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在治国理念上与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领导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国在一些方面确实借鉴了新加坡经验，但这种借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国的共同之处。
国家安全方面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基于近代长期经受外敌入侵的历史事实，以及冷战期间经受的巨大国土安全压力，中国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国土安全，并在冷战时期保持着全球最大的军队人员规模，以此弥补在军事技术与装备上的不足。随着对国际安全形势判断的变化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开始实施大规模裁军，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是其典型表现。通过组建集团军、改革机制、改变隶属关系、推行摩托化与半机械化等措施，使解放军实现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
冷战的结束，使得中国建国以来首次摆脱了外敌入侵的压力。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从对抗走向对话，这为中国进一步裁军、提高军力提供了历史条件，中国在1997年2005年分别进行了建国后的第九次、第十次与第十一次裁军，裁减员额分别达到50万、20万与50万。
这十一次裁军对军队的影响不一。从质量建军角度看，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第八次与第九次，改革开放后在与外军的比较中发现了巨大差距后，中国开始从数量建军转向质量建军，而1990年的海湾战争，更是展示了现代化高科技战争的威力，这对中国军队建设思维冲击巨大，“加快提高军队科学技术水平与军队现代化程度”至此成为全军的主流看法与共识。2015年9月宣布的最新一次裁军，从人员数量上并不算多，但军官比例很高，可能达60%以上，这对于机关消肿、减少不必要的管理层次、提升一线部队的战斗力与快速反应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对军队体制进行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改革。本着“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把军委四总部调整为15个职能部门，把七大军区调整为5个战区，组建陆军司令部，把第二炮兵改组为火箭军，扩大海军与空军的规模等。这些措施配合了中国内政外交的需要，将为中国军队打胜仗、实现祖国统一、在全球捍卫中国国家利益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在国家安全领域，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主要是向欧美大国学习，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没有什么影响。
国内政治领域
出于理顺党政关系、提高行政效率等原因，八十年代曾尝试推行党政分开，但这主要表现为行政改革。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在经济领域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政治领域则强化政治领导，集中表现是改进和强化党的领导角色与地位，以确保政治稳定。这方面，官方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外界一直认为中国借鉴了新加坡的权威主义模式，1980年代以来有中国在国家治理上奉行“新权威主义”之说。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特点与治国经验，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的协商式民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有管理的民主。
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体现为行政改革。新加坡行政体系的高效、廉洁为中国所欣赏。为了借鉴新加坡的行政与社会管理经验，中国派出大批的中高级官员、大型企业领导人乃至村级领导人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行培训，时间从十天到一年不等，其中最为知名的是市长班。这一做法从1992年持续至今，并扩展到新加坡国立大学。2009年中组部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设立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政治外交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坚持不结盟，为此推行伙伴外交，与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新加坡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而中国为观察员国。
新加坡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最有名的例子是李光耀向邓小平建议停止对印尼与马来西亚共产党设在华南的广播。正在谋划改革开放大局的邓小平，同样在思考如何改善、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李光耀的建议为契机，中国逐步停止了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扭转到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轨道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的睦邻善邻富邻、建立命运共同体等周边外交政策，与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有共通之处，但很难说是因为新加坡的影响。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把亚欧大陆确定为实施的重点地区，因而大大提升了周边外交的重要性。中国在走向全球大国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周边战略依托带，这要求中国总结过去与周边国家交往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历史上中国有2000年做大国的经验，现在正在学习做现代大国，为此，从传统经验取经依然是有效途径。孟子曰：“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如果说新加坡做到了“小事大以智”，则中国需要展示的是“大事小以仁”。
经济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先转向“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维护与增强国有经济角色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了持续30多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的奇迹，经济总量连续上台阶，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这方面对新加坡经验的借鉴是各方关注与研究的重点。大致上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成长三角
1989年12月由时任新加坡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首先提出的新加坡-柔佛-巴丹成长三角，在三国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效，并扩展为涵盖马来西亚4个州与印尼的6个省的“新马印尼成长三角”，成为东盟次区域合作的典范：带动了次区域经济发展，缓解了新加坡自身土地、劳动力不足，也强化了与印尼、马来西亚的经济关系。
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次区域合作区，如图们江地区、珠港澳次区域合作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环黄渤海、海峡两岸，其核心都是促进相邻地区的优势互补来推进经济发展。增长三角作为次区域合作的一种模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最知名的是长三角经济区与珠三角经济区。二者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基于中国政府官员、企业管理层大量受训于新加坡，我们认为新加坡首倡的成长三角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得到了借鉴。当然，中国的各种成长三角通常并非沿海、沿江、沿河布局，而是沿着主要交通线展开，因而更为接近点轴发展理论的经典内涵。而新加坡首倡的成长三角是跨海建立的，属于对点轴发展理论的创新。
2. 工业园区建设
很难说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借鉴了新加坡经验，但中国建立开发区、工业园区、自贸区、自由港等措施，显然是借鉴了新加坡经验。苏州中新工业园区的建设与成功，则是中国消化、吸收新加坡经验的样板，并扩展到天津、重庆等地。这方面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推陈出新。中国还把自己这方面的经验向国外复制、推广，在海外建立不同了类型的开发区、加工区、免税区、工业园区等，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在地化生产与产能转移、进行产业升级、推动对外贸易。
3. 主权基金
中国的主权基金公司中国投资公司就借鉴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经验，而且，外汇管理局管理的外汇储备也开始进行投资活动，其投资活动同样借鉴了GIC的经验：通过稳健的全球投资获取长期优异的资产回报，以打败同产业指数为目标。
4. 国有控股公司
中国各级政府内国资委与资产运营公司的职能，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淡马锡公司经验。国资委推行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各级资产运营公司所具有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功能，与淡马锡公司的经营宗旨非常相似：业务集中于资本投资和财务管理，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差别在于淡马锡公司是私人名义注册的公司，淡马锡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国内其它私人企业一样对待，鼓励他们在市场上参与平等竞争，在资金、信贷和税收方面，总公司对所属企业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优惠或保证，总公司与子公司没有党委系统，内外监督方面更为严密有效。
社会与文化领域
中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借鉴了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而中国的反腐机构则是借鉴了新加坡与香港的经验并融合了中国自身的特点：政府监察部门与执政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合署办公，加上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构成反腐败系统的主干。
中国政府推动传统文化复兴、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既有凝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展示文化特色、提升民族道德水准、强化自身合法性与正当性等多方面的考虑，也因为注意到，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表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对市场经济具有很好的适应性。也就是说，可以结合西方文明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并弥补西方文明在现代性框架下暴露出来的一些不足。
三、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坐二望一，人口全球第一，国土面积全球第三，致力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以便实现民族复兴。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目标是：通过三大战略的实施（对内的长江经济带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外的一带一路战略），把中国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发展为综合性全球大国，实现中国梦。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大致如下。
提升软实力以匹配成型中的世界大国的身份与地位。为此需要结合传统文化、西方文明、自己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经验，建立并强化官民共信并切实推行核心价值观体系，以便对内凝聚国家与社会、对外吸引其他国家。这是最困难、最根本的挑战，但却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越来越多的人意思到这一点，但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处方。李光耀所倡导的亚洲价值观备受争议，实施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其内涵不够清晰，如何与西方文化结合并内化为每一个新加坡公民的价值观，途径不清。因此，这方面新加坡能给中国提供的经验有限。
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孔子学堂是中国提升海外软实力的一个尝试。个人评价是：耗费巨大、效果有限、副作用日增。主要问题在于：官方色彩太浓，外方作用太小，监督机制太弱。这方面，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有一些经验可学，英国与美国可取经之处更多些，新加坡并非中国取法的对象。
对外维护国际和平环境，对内保持社会稳定。为此，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改进各级政府的领导方式，建立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这可能是每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层的首要任务。以习近平为首的执政党领导层，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强化等方面，以大力度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在改进党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反腐败方面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为其他社会主国家所惊叹。这方面中国只能自己摸索，很难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获得太多的启迪。
李克强为首的国务院班子在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体现在简化行政管理程序、推动经济创新方面。在这方面中国依然可以从新加坡取经。但如何把城市国家的经验运用于超大型经济体，则需要中国政府自己摸索。
经济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平稳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很庞大，但人均GDP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整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依然需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需要中国培育新的海外市场。投资方面，由政府主导、大部分投给效率不高的国企与环境污染较严重的项目等做法已经难以为续，私营企业投资机会不足、意愿低落等问题难以解决，海外投资或者壁垒重重或者投资环境不理想。通过增加居民消费来拉动内需是发达大型经济体的普遍做法，但普通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压迫下不敢消费，富裕阶层境内消费的提升空间有限。新加坡在解决教育、医疗、住房方面的经验依然具有借鉴价值，尤其是在城市与发达地区。但在东部农村与中西部地区，则需要中国自己探索。一般来说，需要在进一步城市化的过程中解决。如何通过产业培育带动城市化是是中西部地区的主要途径，而东部农村地区的城市化主要是通过人口迁移来实现，这就需要消除城市中妨碍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政策，保障房政策，公平教育政策，普惠医疗政策等。
防止分裂、实现统一，并保护海外利益。小国可以通过结盟或购买来实现国家安全，大国的国家安全主要靠自己，中国更是如此。中国遭遇外来入境的可能性不大，但国家分裂的隐患未消，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为此，需要建设一支现代化、能打仗的军队。同时，1970年代末邓小平确定的对美友好合作战略依然有效。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依然有潜力可挖，“与美国在合作与竞争，实现中国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应成为未来中国对美外交的原则，也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与美国对抗，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都不应该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选项，除非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这方面中国需要自己把握。
中国的海外利益在急剧增加，相应的保护能力严重不足，亟需建立相应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这方面，中国或许可以从海外商业利益广泛的新加坡汲取到一些经验。加上大国所具有的更强综述实力，中国在保护海外利益上，应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提升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并建立自己主导的地区秩序 大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小国主要谋求安全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前提下试图发挥一些利他性的国际影响力，主要通过成为现有国际机制的负责人，或在某个具体议题上成为主角。而大国既要谋求自己的利益，还要体现国际责任，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多元文化、促进文化繁荣，等等。对世界和平的责任主要通过安理会等机构来实现，包括和平与非和平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包括提供援助、投资、国内市场、单方面优惠待遇等，通常还包括带动带动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则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这是双边途径。大国影响国际事务多边途径，在和平情况下通常通过国际制度来实现，包括领导现有的主要国际机构、创建新的国际机制。就中国而言，主要是增加在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其方式是增加员工数量、推荐更多的本国人或伙伴国人士出任领导人、增加投票权。新加坡公务员国际化程度高，一些经验可供中国借鉴。但是，这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零和游戏（特别是增加投票权），因此不容易实现。创建新的国际机制就成了另外一个选项。这方面中国取法的对象是世界大国，在具体操作是，或许可以吸收包括四小龙在内的一些成功经验，包括引用他们的一些专业人士。
四、小结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处于追赶阶段的中国，从新加坡模式汲取了很多经验，而现阶段的中国，正谋求从地区大国到世界大国的跨越，能够从新加坡模式中汲取的东西越来越少。就研究者经常提到的经济领域而言，中国需要在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制度创新，以便维持社会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现代化。
中国的复兴需要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人口与国土规模、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发展水平等等，共同决定了这是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很难为其他国家所模仿。
如果说，前30年的中国有点像放大版的新加坡，那么，未来30年的中国则志在成为创新版的盛世汉唐：经济总量冠于全球但不谋求军事上的全球扩张、许多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但主要影响力限于亚欧大陆中东部的现代版中央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