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娅·阿拉纳（Marie Arana）：《南美独立运动领导人—玻利瓦尔》（Bolívar: American Liberator），西门与苏斯特出版社，2013年。
1830年，委内瑞拉革命家西蒙·玻利瓦尔因患肺结核逝世。这位曾引领拉丁美洲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脱离出来的家喻户晓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被安葬于现属哥伦比亚的圣马尔塔天主教堂。但玻利瓦尔并未在此得到长眠：这位独立运动领导者的尸骸三番五次被挖掘而出，后又被移置到现在的委内瑞拉。最新的一次挖掘发生在2010年，是在委内瑞拉时任总统胡戈·查韦斯的授意下进行的。纵观查韦斯的政治生涯，他一直试图将自己和玻利瓦尔联系起来，甚至妄图将委内瑞拉命名为“玻利瓦尔委内瑞拉共和国”。查韦斯挖掘玻利瓦尔尸首是为送交法医鉴定，以求证这位伟大的解放者是不是被这位独裁统治者所认为的反对派先祖—哥伦比亚寡头政治势力所毒害。
这种令人悚然的遗体挖掘行动，不仅无法消停查韦斯挪用玻利瓦尔形象大行其事的热情，反而让他利用得惟妙惟肖。看到这位解放者的尸骸渐渐呈现，查韦斯在推特上称：“这具荣耀的尸骨一定是玻利瓦尔的，我能感受到他的炽热之情！”他大喊：“玻利瓦尔万岁！”法医也无法提供证据以否定这出闹剧。但不管怎么说，查韦斯还是宣布将玻利瓦尔重新安葬，这一次查韦斯耗费了1500万美元将其葬于加拉加斯市中心的陵墓中。这个城市是1783年玻利瓦尔出生的地方。
即使在死亡问题上，查韦斯也试着将自己与玻利瓦尔联系起来。今年3月份，查韦斯患癌逝世不到一周后，他的政权继承人—委内瑞拉临时大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暗示查韦斯自己也是被毒死的，而且宣布将邀请“世界顶级专家”来调查此事。
在拉丁美洲的一连串空想家中，查韦斯是最新一位努力将玻利瓦尔和自己联系起来的人。阿根廷的统治者胡安·贝隆当初为了摆脱外国势力建立统一的拉丁美洲时，也称自己是玻利瓦尔的后继者。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出其右，也喜欢引用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来印证玻利瓦尔是位坚定的民主斗士：“聂鲁达的诗中写道，这位独立运动者‘时刻唤醒沉睡中的人民’。”
其实，这些玻利瓦尔的继任者都打破了地域性思维体系的局限。这些领导者追思玻利瓦尔的众多目的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疑问：为何这位极具开创性的人物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历史中会留有如此可随意更张的遗产呢？为何玻利瓦尔主义对不同人意味如此不同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得归咎于玻利瓦尔自己一生中的角色改变也是颇具戏剧性的：他从一个反殖民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变成了独裁者。从深层原因上说，可能解释为玻利瓦尔身后留下的并不是一连串的思想理念或者政治运动，而是一个抽象的拉丁美洲大一统的愿景，这个愿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比暴力运动更能有力地推动这片区域内的国家和人民的独立。统一是拉丁美洲人民难以企及的梦想，而玻利瓦尔就是他们的堂·吉诃德。玻利瓦尔的惨痛失败更加突出他的遗产尤为重要：这是泛西班牙裔探求不息却又无法成功的根源所在。
玻利瓦尔VS.门罗
玻利瓦尔是帝国崩溃年代的产物。在十九世纪早期的新纪元里，西班牙王室却越发政治僵化，倒行逆施。天主教会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此时一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渐渐地吸取了由法、英、美等国家传入的自由思想，反抗之风从墨西哥一直刮到了阿根廷。异议者认为已经无法通过和平演变的政治方式改变社会，除了一部分反对派的民粹主义者之外，西班牙政府压根不会妥协。革命亟需一位具有指挥才能和钢铁般意志的领导者出现，甚至被认为可能需要接受摩西的示意，才能引领他们到达应许之地。
玻利瓦尔出身于贵族家庭，自幼接受独立精神的熏陶。成年不久，他即游历欧洲和美国，也在此时沉浸在脑海中的民主思潮开始泛滥。玻利瓦尔胸中涌动着强烈的民主自决情怀，并打算在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是周边国家的拉丁美洲付诸实现。除了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之外，玻利瓦尔还想让拉丁美洲在世界事务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从极具戏剧性的角度，玛利娅·阿拉纳在她那本关于玻利瓦尔的新传记 中，为我们呈现出的独立运动者像是一位奇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江湖英豪。阿拉纳本身是位小说家，因此理所当然，她将玻利瓦尔的生平经历处理成政治风云中一个戏剧英雄人物的传说故事。但是这种过度矫饰和粗略浅显的叙述方式，使阿拉纳无法从更宽泛的角度探讨玻利瓦尔的遗产及其后续所及。
这是相当遗憾的，尤其是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可能会被书中描述的“玻利瓦尔遗产”所误导，因为这份遗产在美国同拉丁美洲历史关系中扮演着相当糟糕的角色。当查韦斯和拉美其他的民粹主义者紧拽着玻利瓦尔的衣角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美国的厌恶之情，并将如今的白宫视为当年西班牙王室的化身。这种将玻利瓦尔定性为起义者的观点被大量的拉丁美洲史学材料所佐证，并认为“玻利瓦尔主义”的本质就是对历史学家有时称之为“门罗主义”的呼应。“门罗主义”这个短语来自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门罗曾发布的一项声明：美国不会干涉欧洲各国在西半球的已有殖民地，但任何新的殖民行为将会被视为对美国政权的挑衅。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看来，华盛顿政府只是假装支持拉丁美洲的独立自主，美国的真正目的是将这片区域占据为己有。尤其在1848年，美国表现得尤为强烈，当时正值美国同墨西哥的战争之后，华盛顿政府将原本属于墨西哥的大片土地划归美国领土，即现在的美国西南部地区。自此以后，玻利瓦尔主义者对美国的惺惺作态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并杜绝任何外国势力插手本国事务，也正是此时，“拉丁美洲只属于拉美人民自己”的提法诞生了。
但涉及借助外国势力以佐内政的问题时，玻利瓦尔内心是野心勃勃的，至少相当现实。他一方面让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说服西班牙从拉美的殖民地撤离，另一方面，又让欧洲那些西班牙的敌对国家输送雇佣兵支持他的反抗斗争，而他们也确实照此行事。作为世界反殖民政治联盟的精英分子，玻利瓦尔的世界观已经深受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影响，远远超越了根植于拉美本地的信仰体系。他的政治理念，他的宪政思想，以及他对政府所充当角色的理解，大部分都建立在对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及对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宽泛条例之上。他研读过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推崇雅典时期的政治生态体系；他也是卢梭作品的资深读者；早在1815年，他就赞扬英国是个人们“生来就遵规守矩又很自由”的地方。
为了推翻西班牙王室的殖民统治，玻利瓦尔试图建立像美国南部那样的民主联邦，作为当代的福利城邦而存在，这里不仅能保证市民的人身安全还能使人安居乐业。他遵奉代议制民主，也察觉到了奴隶制度的罪恶，并打算将其废除，这个想法比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发动的废奴战争早五十年。但玻利瓦尔同样意识到民主必须与拉丁美洲经济、地理和多民族特征相适应。为了扫除这些影响统一大业的潜在障碍，玻利瓦尔认为他的统一王国需要设立一个总统，他的权力甚至比美国总统还要大：“他是被社会完全隔离的单一个体，但是他的特权必须遵照法律，且为人民意愿所左右，与此同时，他也负责限制法官和执法者滥用律法。”玻利瓦尔相信如果总统没有足够的执政实权，任何坐上这个位置的人“不可避免地变得微乎其微或受滥用权力的引诱”（当然，在玻利瓦尔的政治生涯中，他自己也用实际行动证明掌握大权时根本无法避免权力的滥用）。
明确将玻利瓦尔摒除出“太平洋北美地区精英队伍”的，是他对待种族和民族问题的态度。作为一个出生在拉丁美洲上层社会家庭中的西班牙后裔，玻利瓦尔坚决反对当时社会的种族偏见。他认为，只有当领导者尊重拉丁美洲多样化的民族特征，而不是用来作为维持压迫性等级社会的借口时，政治才能取得进步。
然而在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拉丁美洲的前景面前，他又显得非常现实。把整个拉美地区融合“在单一的统一体制下，从局部到整体相互贯通的一个大国是虚妄而不切实际的”，他在1815年写到。考虑到先前那些导致成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因素，他十分具有先见之明地说：“许多人都会成为一个传统的联邦中央共和国的一分子，毫无疑问，将会在一个更大疆域中建立君主制，有些人将会不幸地把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投入到现在和将来的革命中。”尽管如此，玻利瓦尔依然为每个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哪怕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他开始怀疑拉美人民是否能主宰自己命运时，依然未曾改变获取平等权利的重要性的信念。
民主人士还是独裁者？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玻利瓦尔致力于统一独立后的拉美各国的运动失败了。他正确地意识到整个拉美是不相兼容的集合体，想要聚集在统一大旗下实在太难了。尽管如此，这场他发动的卓越军事和政治运动最终使得拉丁美洲摆脱了西班牙的控制。
就他在军事和政治领导上的双重才能来说，玻利瓦尔毋庸置疑是可以和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的。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像华盛顿那样，玻利瓦尔思想深邃，酷爱战斗的快感；也像华盛顿那样，他为一个新的共和国设定了总统任期，杜绝受诱惑而成为类似国王一类的人物—至少最初有这样的想法。但后来却完全不是这样。华盛顿虽然身形高大，但为人谦逊，自我谦让，通情达理，而且在重大抉择面前费尽思量。相反，玻利瓦尔身材矮小，脾气暴躁。遇到一些能体现个性特征的突发问题时，他经常会在令人咋舌的瞬间作出抉择。这些都导致他趋向极端情绪化，以至于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他可能患了暴躁症。
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可能还在于玻利瓦尔曾经是一个精明的军事战略家，后来又成了一个鲁莽的政治家，而他的直觉经常误导他。他拥有武士的毅力，但在政治判断上却存在失误。意识到这个缺陷，玻利瓦尔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是事实。1826年，在玻利维亚选举大会上的施政报告中，他提出了针对该国的政府结构方案，坦言“深受混乱和惶恐的折磨”，并承认自己“没有制定法律的天赋”。
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解释了为何在抵抗西班牙的军事行动胜利后，玻利瓦尔经常授权给当地的大军阀，尽管他们经常暗中破坏他的长期计划。但这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玻利瓦尔变得越发飞扬跋扈，甚至到了专横暴虐的地步。尽管他一直努力不使自己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拿破仑”，他还是将理想中的强势总统角色演变成了专制人物。
1828年，面对针对他权威地位的质疑，玻利瓦尔解散了自己辅助建立的制宪议会，并宣布自己是哥伦比亚共和国的独裁者，授予自己“超级领导人”的名号。他在波哥大的讲演中发表了此项决定，并表达了对民主法治的失望：“哥伦比亚人民啊，我不会再谈论自由，因为如果我信守承诺，你们得到的将不止是自由，还有尊重。”接着他又更坦率地说：“另外，在一个独裁的国家，哪还说得上所谓自由。”过度地沉溺于独裁统治中，对于一个曾经与伏尔泰、孟德斯鸠思想为伍的人民英雄，无疑是种戏剧性的背叛。实际上在现代，也许玻利瓦尔和他的声援者（比如卡斯罗特和查韦斯）之间最紧密的联系，就是他们早期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后期对于独裁专政的拥护所形成的强烈对比。
至于到底玻利瓦尔为什么会放弃民主政权，至今仍是一个谜。是为了挽救革命，而对突发事件采取的应急措施？还是自身根深蒂固的独裁主义思想在作祟？有趣的是，也许作者根本就没有试图想要解开这个谜团。
直至生命尽头，玻利瓦尔都对自己感到困惑。1830年，当一场反玻利瓦尔的起义爆发之后，他决定将自己流放到法国。在即将起帆远航之际，却被查出患了肺结核。据一份野史材料称，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还是暗示出一些事情。玻利瓦尔在最后时刻仍在思考自己此刻的困境，他死前念叨道：“该死的，我要如何逃出这个迷宫呢？”
北部边境的玻利瓦尔主义者
历经几个世纪的政治纷争后，拉丁美洲最终选择了稳定的民主体制。它们的崛起，使经济取得了至少持续一个世纪的显著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有玻利瓦尔的影响，还有查韦斯的煽动。但是极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多数的玻利维亚人可能都去了他们声称最不喜欢的地方：美国。那是个玻利瓦尔主义者和门罗主义者最集中的拉丁裔聚居地，现如今已有五千七百多万人聚居于此。也正是在北美，玻利瓦尔久未实现的泛西班牙裔身份的梦想开始结出硕果。美国的拉丁裔人从来未考虑过阶级、政治和民族本源的问题。但事实上，这样一个由多样化的人民组成的团体，压根不会提到被所属的政党所讨好，被大企业所迎合，或被民族经济所倚傍，这正是玻利瓦尔主义者取得的最大胜利。
当然，在拉丁美洲，玻利瓦尔的棘手遗产依然会灵魂不死。歌唱得最嘹亮的查韦斯，已经逝去了。然后，不久以后一定会有另一个声称真正获得玻利瓦尔衣钵的人出现的。因此，这位解放者的尸骸怕是永远无法安息了。
伊兰·斯塔文斯（Ilan Stavans）是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拉丁美洲与拉美文化系的路易斯-瑟伯苓教授。他的作品有TheHispanic Condition、On Borrowed Words、Spanglish、Dictionary Days、TheDisappearance和A Critic‘s Journey。此外，他还编校过三卷本的Isaac Bashevis Singer:Collected Stories、The Poetry of Pablo Neruda以及最近出版的文选BecomingAmericans: Four Centuries of ImmigrantWriting。斯塔文斯获得过诸多奖项与荣誉，包括古根海姆研究基金、智利总统勋章与犹太图书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同时还被改变成舞台剧与电影、电视，如影片MyMexican Shivah。此外，斯塔文斯还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主持一档名为“与伊兰·斯塔文斯对话”的脱口秀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