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流动儿童系列访谈” ——
编者按：本文系“我与流动儿童系列访谈”之一，为媒体人艾瑞雪对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孙中伟老师的专访。值教师节之际，特向为流动儿童教育付出心血和汗水的民办学校教师致敬！
民办教师：另一种“农民工”
艾瑞雪：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最近为什么会关注流动儿童教育？
孙中伟：我一直从事流动人口的研究。2016年4月份开始，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蔡玉萍教授合作开展上海流动儿童教育的调查。4月30日，我带十多名研究生到上海青浦区联合民办小学调研。调研结果让我们非常震惊，人口调整政策竟然深深伤害到流动儿童教育和成长。政府没有倾听流动儿童心声，忽视了对流动儿童权益的保护，只是从城市管理角度出发，采取了一些看似科学合理的措施，实施上已经严重侵害了他们的权益，但是他们缺乏代言人，他们的呼声很难传达给城市教育和管理部门。
于是，在调研回来的当晚，我在“社论前沿”微信平台上发表了《上海，你欠孩子一个公平！》短文，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文章发布后，阅读量迅速增长，特别是在上海外来人口朋友圈中被大量转发。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微信平台、网易客户端、各大论坛的阅读量至少有50万。
两天后，有人针锋相对的写了一篇《听好了！阿拉上海不欠任何人！》，文章认为，流动儿童受教育困境，完全是由其父母所导致的。对此，我们当然无法苟同。接着，“社论前沿”等微信平台又邀请多位著名社会学者撰文回应这一问题，前后持续了一个月。
社会学是一个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学科，我们不能只坐在书斋里冷漠的面对被研究者，但对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我们从研究对象获得数据和资料的同时，也需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们调研时，无论孩子，还是家长，都非常配合，他们期待我们的调研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上学问题，但是很惭愧，与他们期许的相比，我们做得远不够。并非我们不愿意，只是，有一些无形的力量太抽象、太强大、太傲慢，挡在我们面前不是一个人，是一头体制“巨兽”，我们打不过。虽然仅靠学者呼吁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还要依靠政府重新设计更为合理的制度。但这可能是问题解决的起点，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尝试，哪怕只有一点可能也要努力。
艾瑞雪：你曾经做过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研究，为什么会想到将民办教师作为研究对象？
孙中伟：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没有优秀、稳定的教师队伍，很难指望有良好的教学效果，更谈不上培育杰出人才。公办学校教师是体制内职业，岗位竞争激烈，从不缺师资，但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优秀教师就非常匮乏，而且教师流动性很大，给学校的发展和教学质量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在学术界，对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一般只关注孩子自身以及学校运行，很少有研究教师的。我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这个群体。2011年5-6月，我还在广州中山大学读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委托我的导师刘林平教授做一个流动儿童教育的调查。刘老师让我负责这个项目，在两个多月里，我和几个同学，跑了广州市30多所中小学，其中10所是民办学校，认识了很多民办学校教师。
与公办学校相比，到民办学校调研相对容易，只要提前约好、说明来意，学校主要领导每次都会亲自安排，通过他们，我了解到民办学校办学状况，以及普通教师的生存处境，非常佩服他们能够在极为简陋、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办学、不忘初衷。
2012年，广州大约有400多所民办学校，教师10000余名。这些老师有三部分构成，一些是本地退休教师，由于与当地教育局关系良好，一般被聘担任校长、教务主任等管理职务，另一些是中西部中年教师，他们一般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从公办学校辞职来广州打工;还有一些是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一般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师范学校。
孙中伟：上世纪90年代末，公办学校教师收入非常低。就拿我老家山东省临沂市的一所学校来说，1997年，一个中学骨干教师月工资也就300多元，还经常拖欠，动辄三四个月、半年发不出工资。1998年，我读初二，有一次上语文课，课上一半，老师就提前下课了，要去乡镇府抗议，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这并非是个别现象，当时在农村教师工资由乡镇一级政府负责，工资拖欠问题非常严重。2001年2月份第九期的《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教师工资缘何拖欠到新世纪？》，其中有数据：“教育部的统计表明，至2000年 4月，全国除北京、上海、天津、浙江、西藏 5个地区外，其余 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存在着拖欠教师工资现象，累计拖欠额 135.65亿元。"直到2003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农村义务教育管理要“以县为主”，教师工资由“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这一问题才逐步得到了解决。
1997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这是中国第一个规范民办教育的行政法规，之后民办教育如雨后春笋，快速发展。截至2002年底，中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已经发展到6.12万所，在校生总规模已达1115.97万人。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民办教育又进一步发展。
民办教育的发展，增加了对优质教师的需求，给农村公办教师提供了一片通过市场途径体现自身价值的空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多数中西部地区教师待遇都非常差，工资平均300-500元，生存状况异常艰辛，离职成为了不得已的选择。而当时，在广东打工，每个月普遍可以拿到600-700百元。很多老师，就纷纷“下海”，从公办学校进入民办学校。公办学校教师下海潮，一直持续了接近十年。2003年，我从县一中毕业，我们高三班主任当时一个月工资才1000元左右。2004年，他跳槽去了一所民办中学，月工资涨到3000元，比原来多出了两倍。当时，在我们那个国家贫困县，这绝对是高薪。但是，这所学校只办五六年就倒闭了，这几年，他的工资一直没再涨，但我们县一中却翻了一倍还多，而他再想回到原单位，已经没有可能。
孙中伟：就全国来看，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修订之前，广东、上海等地民办学校教师待遇许多是高于公办学校的，但是2006年之后，公办学校待遇快速增长，而民办学校增长相对缓慢。
根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杜晓莉博士的统计，2000年以来，我国教师年均工资得到大幅增长，2012年我国小学教师年均工资达到4.6万元，是2000年的5.7倍，中学教师年均工资达到4.9万元，是2000年的5.3倍;尤其是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使2006、2007年两个年份教师工资提升明显，特别是2007年，小学教师工资较上年提升了27%，中学教师工资提升了24%。2009年开始实施绩效工资政策以来，教师工资提升幅度较大，小学教师年均工资较上年提升了20%，中学教师提升了16%。
这是非常可喜的变化，但是，这个统计主要体现了公办学校的变化，民办学校教师工资增长缓慢。比如，2006年，当时广州、上海等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工资就已经在1500元左右，与当地的公办学校相差不大，远高于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中小学老师。但是，十年后，民办学校工资只是略涨，在3000-4000元之间，而公办学校的教师工资增长了2-3倍，普遍在8000-10000元之间，民办和公办教师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孙中伟：之所以出现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二者工资调节机制不同。
公办教师是事业编制，工资由政府财政支付，并且与公务员工资挂钩，依靠行政调节，每隔1-2年就会提高一次，总体来看，稳步增长。
但是，民办学校教师的工资增长，属于市场调节，不在《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调整之列，主要受教师供求市场的影响。19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民办教育扩张迅速，对师资需求大幅度增加，因而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农村教师的工资，也一般不会低于城市教师工资水平。但是，随着本世纪初高等教育的扩招，与重点院校相比，普通高校毕业生求职困难，教师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过度供给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希望从事教育，而进入公办学校竞争激烈，非常困难，只能选择去收入和福利更差的民办学校当老师。
这直接导致了过去十多年民办学校教师工资水平上涨缓慢，与本地公办学校教师越拉越大，甚至不如制造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所以，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把这称为民办教师的"农民工化"，虽然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不用从事体力劳动，但是社会处境和生存状态与没读过大学的“农民工”差不多。
民办教师是特殊的“农民工”
艾瑞雪：民办教师的“农民工化”，除了收入之外，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中伟：除了收入低，他们的工作量非常大。2012年，我在广州调查发现，与公办学校教师相比，民办学校教师每周平均21课时，是公办学校的2倍，但是工资水平不到公办学校的一半。而且公办学校，还有很多隐性福利，民办学校几乎都没有。
另外，就像农民工一样，民办教师也都没有拿法申请到城市户籍，他们都不是广州本市人，虽然在广州工作多年，但是买不起房子，也拿不到广州户籍。这使得他们的孩子也无法就读公办学校，只能跟着他们一起读农民工子弟学校。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走访了五六所民办学校，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外地户籍。
在广州，由于民办学校都依赖学费生存，生源就是学校的生命线。学校之间的生源竞争非常激烈，这些压力也会传给老师，每个老师都有具体招生指标，完不成就要扣工资和奖金。每到寒暑假，教师的主要任务就到流动人口聚居区摆摊设点，开展招生宣传。这是绝大多数教师都无法忍受的事情，他们觉得自己就像卖保险的，做推销的，一点尊严都没了。
在调查中，我多次听到老师们说：“我们就是一群农民工”。虽然他们从事教育事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但没有本地户籍、工资低、工作量大、居住环境差等窘迫的现实，令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们越来越认同自身就是“农民工”，这是很令人心酸的事。
艾瑞雪：民办教师的“农民工化”对流动儿童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孙中伟：首先民办学校师生比非常低，通常只有公办学校的一半，但工作量繁重导致教师一般很少有时间认真备课，疲于应付，教学质量自然也就无法提高。
其次，民办学校职业认同弱化，导致教师失去权威感，他们会怀疑自己工作，不再以“人民教师”为荣，反而觉得是教师身份连累了自己的生活，也就无法全身心的投入教学工作。
对于年长的教师通常得过且过混日子，而青年教师，则试图离开民办学校，图谋更好的发展。几乎所有年轻老师都把参加公务员考试或者公办教师考试作为自己的出路。在广州调研时，其中一所学校一个学期就走了四五位青年教师，多门课程要中途换老师，正常教学运行受到很大影响。上海情况稍好，自2008年“纳民”(编注：农民工子弟学校纳入民办学校统一管理)之后，教师队伍相对稳定，但是依然无法吸引到优秀的青年教师。
作为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引路灯，教师职业地位代表了社会对知识和教育的肯定，教师职业认同感的下降会在课堂上传递给孩子们，他们会觉得“读书无用”，丧失求知的乐趣。
艾瑞雪：导致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农民工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孙中伟：我在《中国社会的“农民工化”》一文中曾有分析，主要是制度原因，他们同时受到教育体制和户籍制度的双重排斥。
具体来说，作为外来人口，他们受到户籍制度的排斥，无法获得城市户籍，无法融入城市，时刻体验着背井离乡的感觉。作为外来人口，他们虽然是城镇户口，但也不是本市户口，他们自身也处在由户籍制度所制造的移民二元体制中。户口不仅仅限制了民办教师自身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的范围，更重要的是限制了民办教师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和发展的社会福利。
作为民办教师，他们又被排斥在公办教育的财政体制之外。与公办学校享受政府财政全额拨款不同，广州市民办学校在经费上完全靠自筹，政府的财政支持较少。
另外，教师作为一个传承知识和文化的群体，在社会运行和国家认同建构中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们缺乏利益代言者，在学校和政府面前，他们属于彻底的弱者，他们即无法通过群体或协会与校方就待遇问题讨价还价，也不会像工人那样采用极端方式争取权益，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有忍耐、苦闷、失望。
沪穗民办教育体制差异
艾瑞雪：广州与上海在民办教育体制上的差异有哪些？
孙中伟：2008年之前，广州农民工子弟学校与上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运行模式基本上完全一样。学校的生存主要依靠向学生收取学费和杂费。为提高办学收益，学校最关心的就是生源，千方百计扩大招生规模，每个老师都承担招生任务。这些学校发展迅速，2008年时，上海曾有500多所以接收流动儿童为主的中小学。但是，2008年开始，为规范民办学校办学情况，上海市将60所符合办学基本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小学纳入民办教育管理(简称“纳民”)，按照招生学生数量给予全额经费资助，学校不再向学生收取学费，接下来两年又吸纳了100所左右，并将不符合办学条件的学校关闭或合并。
这一做法，当时深受这些学校师生的欢迎，不仅学生不用再交学费，而且学校纳入区教委统一招生计划，学校也不用再为生源竞争，可以专心于教学。另外，各区教委定期组织相关培训和交流极大提高了上海民办教育的办学质量。
上海财经大学冯帅章教授和陈媛媛教授等人调查表明，“纳民”以来，民办教育的教学质量与公办学校相比差距逐年缩小。在最近调研中，我也会问家长和孩子：是目前在读学校的教学质量高还是家乡学校的教学质量高，绝大多数被访者表示，虽然是在这里读的是流动儿童学校，但是教学质量比家乡镇上的小学要好很多。有一位五年级女孩子说，她更喜欢在上海上学，课外活动丰富。
“纳民”以来，上海流动儿童教育工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堪为典范，也被称为“上海模式”。与上海相比，而广州以及全国大多数地区，民办学校依然是自生自灭，教学质量与当地公办学校根本无法比。目前，只有上海将民办学校经费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中，这一点目前尚无法在全国普及，毕竟不是每一个市都像上海一样，拥有雄厚的财力。
但是，随着“人口调控”压力的增加，上海模式问题开始出现。由于，在“纳民”之时，各校已经失去自主招生的权力，2014年以来，各区教委提高了流动儿童入学门槛使得大量流动儿童无法入学，由于生源直接决定学校从政府拿到的生均经费，生源减少导致学校的生均经费随之减少，一部分学校正处于关闭边缘。一所学校通常需要500-600人的学生规模才能维持整个学校的运行，但是我们调研发现，许多民办学校招生人数已经低于维持正常教学所需的人数，再有2-3年，这些学校可能将被迫关闭，老师们将失业。
民办学校为流动儿童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迫于人口调控的需要，上海许多办学多年的民办学校将难逃“无生可招”的厄运，学校师生们十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教育多元化和市场化受到严重打击。对整个民办教育事业来说，这些损失将是难以挽回的。
艾瑞雪：关于促进农民工子弟学校和流动儿童教育的发展，你有何建议。
孙中伟：这一点，全国情况各不相同。就上海而言，我觉得，有两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性和加强教师队伍培育。
自主性主要体现在招生方面，如前文所说，放宽严苛的流动儿童入学门槛，另外应该给一些优秀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一定的招生自主权，允许其灵活办学，否则民办学校将无生可招，不得不倒闭。
两个方面加强民办教师队伍培育。一是提高民办学校教师待遇。2016年7月11日，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针对农村教师待遇差的现状，提出“两个不低于”：首先，乡村教师实际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同职级县镇教师工资收入水平，其次，县域内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这政策针对于农村公办学校，我认为对于城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也应该有相似的政策出台，保证这些学校的教师待遇，以达到提高教师水平最终实现流动儿童教育质量提高的效果。
二是打通民办教师的职业发展通道。目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都不是上海户籍，既无法参加上海教师职称评审，也无法参加户籍地教师职称评审，教师事业发展通道堵塞，缺乏上升空间，导致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队伍极其不稳定，教学质量无法保证。我觉得教育部门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对民办教师职称晋升和待遇进行统一规定;或者，成立全国性教师协会，由协会开展教师职称评审，无论公办和民办，一视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