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外媒体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报道在国内引发了许多讨论。一则报道是去年底瑞信（Credit Suisse）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财富报告》，声称中国的中产人数为全球之冠，高达1.09亿人，比居于第二位的美国多1700万，比居于第三位的日本多4700万。虽然报告指出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例远低于美国和日本，但中国是中产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从2000年至今，中国中产阶层的个人财富增长了6倍，人数增长了3850万。另一则报道是今年7月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2.25亿人踏入中产阶级，让中国执政者担心》（国内媒体转载报道题为《经济学人：节节败退的中国中产阶级》），声称“中国的中产阶级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中产阶级对现状是不甚满意的，他们担心养老；他们担心因病返贫；他们担心房产权得不到保证”。这两则报道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状况和生存境遇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说辞，前一个报道说的是中国中产阶层欣欣向荣的发展状况，后一个报道则说中国中产阶层危机重重、“节节败退”。表面来看，这两则报道对中国中产阶层现状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说法，但实际上，两种矛盾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中产阶层真实现状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产阶层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中产阶层面临多重压力与挑战。而这种矛盾状况导致了中国中产阶层的矛盾心态。
危机感与幸福感并存，理想与现实仍有差距
高速的经济增长、剧烈的社会变迁、演变中的文化价值等，使迅速成长的中国中产阶层在享受到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也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困惑和矛盾。近两年，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急剧激化，生活成本持续上升，股市、房市剧烈波动，以及未来的社会经济风险凸显，增加了中产阶层的焦虑感。今年初，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房价的暴涨，中国人海外购房潮、海外移民潮不断升温，反映出部分中产阶层上层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应对。而大量的中产阶层中下层成员，虽无移民打算也不可能去海外购房，但他们时常抱怨未能享有欧美中产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生活品质，对于空气污染、食品安全、饮用水质量、医疗服务品质以及人身权益保障等问题忧心忡忡。年轻的中产阶层成员或准中产青年群体中的焦虑感更为突出，他们急切渴望实现他们的“中产梦想”——有房有车、有体面职业和较高的稳定收入，然而实现梦想的过程似乎障碍重重，购房焦虑或房贷压力普遍存在，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机会的激烈竞争导致身心疲惫，子女优质教育机会竞争更为耗钱耗力，还有许多中青年中产阶层纠结于“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的矛盾之中。但与此同时，多数中产阶层成员对于自身财富积累、收入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改进、个人事业发展还是相当有成就感和满足感的，对个人和社会的未来发展前景还是抱有一定的信心。
中国中产阶层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获益者，经济收入的稳步提高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以及对未来的良好预期，都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满意度高于其他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3年度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产阶层对于个人生活的各方面都有较高的满意度。在对个人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社交生活、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状况和休闲娱乐等方面进行评价时，中产阶层的满意度都明显超过了中间值（5分），其中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最高（8.45分），其次对健康状况和社交生活的评分也高达7.53和7.26，并且对于总的生活满意度，中产阶层的评分也高达7.3。近两年经济增速下滑对中产阶层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不大。2015年度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产阶层对上述各项生活的满意度并未下降。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中产阶层对其个人生活状态表示较为满意。中产阶层对于家庭关系的极高满意度也体现出他们的家庭价值观，多数中产阶层成员有较强的家庭观念，极为关注配偶和子女，重视家庭和睦，74%的中产阶层把“家人健康、团聚，家庭幸福、和睦”认定为“个人的最大愿望”。
家庭关系的满意度与个人幸福感紧密相关。上述调查还显示出中国中产阶层具有较高的幸福感。绝大多数（81.6%）中产阶层声称“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其中8%“非常同意”这一说法，30%“同意”，43.6%“比较同意”。多数（64.5%）中产阶层声称“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其中3.2%“非常同意”这一说法，22.2%“同意”，39.1%“比较同意”。另外，略超过半数（54.1%）的中产阶层声称“我的生活状况非常好”。
不过，尽管多数中产阶层表示他们对个人生活现状较为满意，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满足于现状。在对“我已经得到了我在生活中想得到的重要东西”和“总的来说，我的生活和我的理想很接近”这两个说法进行判断时，表示赞同的比例明显下降，略超过半数的中产阶层表示了“不赞同”。52.8%的中产阶层不认同“总的来说，我的生活和我的理想很接近”，50.3%的中产阶层不认同“我已经得到了我在生活中想得到的重要东西”。
这种既沾沾自喜于已获得的身份地位，又不满足于现存状态的心态，在中产阶层成员中普遍存在。大多数中产阶层已经过上了较富裕的生活，基本没有经济压力，但他们又都觉得还未达到他们的理想状态，他们还有许多想要追求的东西。其中物质欲望的追求十分强烈，比如：想要更大的房子、更高档的汽车以及其他的物质享受；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生活条件也是中产阶层的一个极强烈的愿望；此外，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被人敬重对待也是中产阶层所渴望的。
隐忧与压力：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
强烈的物质追求欲望和不满足的心态给中产阶层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心理压力。中产阶层虽然拥有稳定的收入、相对宽裕的经济生活条件，以及较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但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群体中却普遍存在压力和焦虑情绪。他们的压力和焦虑最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些压力在表面看来是一种经济压力，但实质上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压力。中产阶层要解决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基本需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他们不满足于基本需求。为了与中产阶层身份相匹配或者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他们需要居住在宽敞舒适的房子里，他们的子女要上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们不仅要有钱看病而且还要保持身体健康长寿，他们还希望退休以后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要降低生活质量。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还较为薄弱，大多数中产阶层认为要解决这些方面的压力就必须多赚钱，只要有足够多的金钱，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强烈的挣钱欲望以及暂时未能满足的物质欲望又导致了心理焦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大约四成（39.4%）的中产阶层声称“生活负担很重，压力很大”，另有约六成（62.9%）的中产阶层认为“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起不到保障作用”。
201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94.4%的中产阶层拥有私人房产，而且34.4%的中产阶层拥有2套或2套以上房产，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自己的居住条件不够满意而希望购买更大的、条件更好的居所，少数没有私人房产的中产阶层——大多是青年人——则处于极度焦虑状态。中产阶层无私人房产的比例虽然很低，但却持续上升。无私人房产的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绝大多数是中青年中产阶层。从全国范围来说，30岁以下青年中产阶层无私人房产的比例为8.2%，但在特大城市，这一比例上升到16.6%。30岁以上各年龄段的中产阶层，无私人房产比例很低，约为4%-5%之间。拥有房产的中产阶层也有烦恼，接近四分之一的中产阶层（24.2%）声称“自己的住房条件太差，买不起更好的房子”， 接近三分之一的中产阶层（31.6%）感受到强烈的“房贷月供/购房费用”压力。
在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方面，中产阶层的负担明显低于中下阶层。大多数中产阶层（80%）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20%，同时，大多数中产阶层（80%）的医疗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10%。这也就是说，从客观角度来看，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对中产阶层家庭不构成问题，但是在主观上，却有许多中产阶层感觉到有压力。超过四分之三的中产阶层感受到子女教育支出的负担——45.5%认为“比较有负担”和31.8%认为“非常有负担”。大约三分之一的中产阶层感受到医疗支出的负担——25.9%认为“比较有负担”和7.6%认为“非常有负担”。相对而言，中产阶层对于养老问题的担忧比较少，93.2%的中产阶层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保障，92.6%有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因此大多数中产阶层的基本养老不成问题，但是为了日后着想，58.8%的中产阶层目前选择“尽量多储蓄”以保障他们在退休后能过上较高质量的生活。
另外，近几年物价上涨和生活成本上升，也给中产阶层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3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70.1%的中产阶层感受到物价上涨对他们生活水平的影响。通常来说，中下阶层成员会对物价上涨更为敏感，中产阶层和上层阶层对物价上涨感受不太强烈，然而近几年的物价上涨幅度已经普遍影响到了中产阶层的生活品质。
传统安全有保障，但有新型安全感忧虑：食品安全、个人隐私、生态环境
中产阶层的精神焦虑不仅来自于未能充分满足的物质欲望，同时也来自于对生活环境不安全的忧虑。他们的不安全感并不是以往人们感受到的传统意义上的不安全，比如：犯罪、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战争、恐怖袭击等。在和平盛世中成长的中国中产阶层对于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较有信心，并不是很担心中国会爆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另外，他们大多工作和生活于治安状况良好的城市区域，较少面临犯罪行为侵害的风险；因此，绝大多数中产阶层并不过分担心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安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3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对于“总体上的社会安全状况”，71.3%的中产阶层认为“比较安全”和“很安全”；87.8%的中产阶层认为“人身安全”状况“比较安全”和“很安全”；85.5%的中产阶层认为“个人和家庭财产” “比较安全”和“很安全”。然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不安全感困扰着中产阶层，那就是由于社会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安全感。72.8%的中产阶层认为“食品安全”没有保障，54.6%认为缺乏“个人信息、隐私安全”，48.3%认为缺乏“生态环境安全”。
中产阶层对其居住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感受强烈。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中产阶层声称他们居住的地区不存在这些污染现象，而绝大多数中产阶层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环境污染现象。12.3%的中产阶层认为其居住地空气污染“很严重”，29.4%认为“比较严重”，47.6%认为有这种污染但“不太严重”；12.3%的中产阶层认为其居住地噪音污染“很严重”，24.2%认为“比较严重”，52.6%认为有这种污染但“不太严重”；10.5%的中产阶层认为其居住地水质污染“很严重”，23.3%认为“比较严重”，46.5%认为有这种污染但“不太严重”。
居住于越大的城市，这种不安全感越强烈。一位居住于上海的小企业主的妻子，在谈论2013年3月上海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时，十分庆幸自己一家多年前就已经不喝当地的水了。她说：“我们家是不喝中国的水的，这涉及到家人健康的问题。我宁愿买得车差一些，不背名牌包也没关系，但饮用水一定要安全。很多年前我们家就只喝进口的水，煮饭烧菜的水用超市买的中国产矿泉水。发生了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之后，我们家刷牙的水都不用自来水，而是用超市买的纯净水。”她还说到：“市场上买的蔬菜也不安全，农药太多。我是一定要拿苏打水来洗蔬菜，先用苏打水泡一下，然后再加点醋来洗，否则农药洗不干净。”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中产阶层都像这位中产主妇那样过于谨慎地不喝中国的水和拿苏打水洗菜，但对于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的忧虑在中产阶层中十分普遍。2013年以来全国范围的雾霾现象更让中产阶层产生了生态危机感，许多中产阶层对于环境改善前景缺乏信心。一位企业白领与另一位政府公务人员谈论北京市政府采取的改进空气质量的政策措施时，表达了一种绝望心态：“我并不是说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用，也不是说环境改善完全没有希望，但改变也只可能是缓慢的改变，有可能我们这一辈子都看不到根本的改变。”那位上海小企业主妻子则是一种完全的放弃态度：“这种环境我简直无法忍受，我绝不让我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中生长。”她刚送她的女儿去私立的双语幼儿园学英语，接着自己要去上一个成人英语培训班。她说：“我们原打算等孩子大一点以后再移民国外，但现在不能等了，要尽快办移民，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中产阶层的壮大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中产阶层在中国社会的兴起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不论以哪一种标准来划分中产阶层，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中国中产阶层在稳定地扩张而且还将继续扩张。作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中国中产阶层对自身的生活现状较为满意。但中产阶层也有一些烦恼和焦虑：高涨的房价虽使拥有多套房产者财产增值，但也阻碍了另一部分错过房产最佳投资时机的中产阶层生活品质的提升，特别是使年轻一代想要加入中产队伍的路途障碍重重；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也是中产阶层忧虑的问题。中国中产阶层的烦恼是成长中的烦恼，是急于达到中产阶层理想生活状态，但暂时未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焦虑心态。不过，大多数人相信他们最终能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目标，他们对于未来充满信心。最困扰中产阶层的问题是环境恶化和食品安全缺乏保障，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但又不能通过他们的个人努力来加以改变。目前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未来社会经济风险增强，会对中产阶层生存状况、发展机遇和未来信心带来什么影响。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这说明，“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是衡量是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性指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作为中等收入群体主体的中产阶层应是社会主流人群。如何保持中产阶层顺利发展势头，帮助他们缓解压力与困惑，提升其社会满意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度，充分发挥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是政府决策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涉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败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