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罗马由衰败而衰亡
古希腊、罗马创造了西方文明发源期的辉煌历史，但也书写了衰败国家最终衰亡的悲壮历史。
先说希腊。希腊在宗教、哲学和艺术上的伟大创造，让人类分享了两千五百多年。但希腊自身政治-社会结构的脆弱性，以及晚期希腊政治运作无法克服的矛盾，导致希腊由衰败终至衰亡：古希腊分裂为百数十个小规模的城邦，这就让每个城邦国家的实力大大受到限制。这是一个直到现代政治学都在聚精会神探讨的国家规模问题：国家规模太小，不足以提供维持国家权力体系的资源，以至于国家难以持续；国家太大，复杂到难以治理，也会陷于衰败、衰亡的危险境地。规模适中的国家，才能解决这两个难题。
古希腊显然陷入规模过小的危机。因此，古希腊一直在城邦国家间的合纵连横中谋求生存。但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间的连绵战争，极大耗费了城邦国家的元气，加之引入极富侵略性的波斯人因素，极大打击了古希腊各城邦的生存发展能力。至于为今人赞美的古希腊民主制度，到晚期阶段，由于对政治极为陌生的外邦人和奴隶的介入，变得帮派林立，拉帮结派、私利横行、结党营私，成为城邦民主的常态。在强敌罗马的进击下，古希腊陷入内忧外患，终于无法自救，而由罗马人以武力宣告了衰败希腊的寿终正寝。古希腊的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绵延，古希腊的政治实体则消失无踪。
罗马人并不追求希腊人那种政治上无能和思想上高超的畸形发展模式。罗马人是以自己的公法和私法的完整建构，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在欧洲片区第一次伟大的突破，那就是建立了远远超越于希腊小小城邦国家的世界帝国。站在西方视角看，人类的大国治理智慧，都与罗马紧密相连。但罗马脆弱的共和体制被帝国机制取而代之以后，帝国的集权体制，导致权力的高度腐化不说，而且权力反过来腐蚀权利，让罗马人耽于享受，声色犬马不亦乐乎。此时的罗马，完全丧失了共和开国时期的那种积极进取精神，彻头彻尾地腐朽没落，注定了罗马在人性的神圣价值面前不堪一击的命运。史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写的兴盛帝国的衰朽状态，让人惊觉强大的罗马实在是败于权力滥用与腐朽生活。
从古希腊、罗马的兴衰史可以看出，政治的进取性对维持强盛国家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古希腊失于这种进取性而亡；古罗马失去这种进取性而灭。教训深刻！衰败国家一蹶不振，终至于退出历史舞台，西方早期历史以古希腊、罗马为例，给人类呈现出一幅极为悲壮的画面。让人感叹！
中国是韧性极强的国家
站在东方的立场上说，人类可长且久的大型政治体治理，首推中华智慧。
中国人综合了理智与统治两种智慧，因此总是可以行走在国家韧性绵延的轨道上。但中国苦于长期无法走进法治的天地，鏖战三千五百年，迄今依法治国还是一个羞涩的话题。这让古代中国一直在治乱循环中勉力延续国运——与其说中国的久长历史是一以贯之、一泻而下的，不如说是中断的朝代史，由后朝承接了前朝的文脉和精神。但在总体上维续着的文化认同、天下认同，让国运久长，得为人知。
中国以治乱循环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在衰败或衰亡周期作用的时候，如何避免它的恶性发展，从而维持国家精神命脉，成就衰而不亡的国家延续奇迹。保证这一点，是一个衰败国家重新崛起必须保有的契机，否则国家都覆没了，还谈何崛起。
一个国家在衰败之际，要做到衰而不亡，岂是那么容易？这是一个国家在衰败之际追求复兴首先要面对的重大难题。而一个处在衰败之际的国家追求复兴，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要艰难地与衰败做斗争。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很精巧而到位的政治智慧，其衰败必定走向衰亡。尤其是在古代，农耕民族的相互征服、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风卷残云，常常使得农业国家的版图出现十分巨大的变化。其间，国家的消亡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描绘的永乐年间的明朝最大疆域。
大家无须就远去看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玛雅帝国，就只是就近看看我们中国的领土。从1世纪到11世纪，“中国”的版图变化之大，你绝对不会想到，这是同一个国家的版图！国家版图的骤大骤小，提示人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变化之大！
人口的规模迁移，文化的重大流变，军事的残酷征服，政治的治乱无序，都对一个国家的延续发挥重大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怎样维持其文化核心价值，使它不至于中断，也许是解决衰败民族不至于衰亡的必要选择。须知衰败民族或国家，并不会因为民族成员内心一发狠，就能走上复苏之途。问题岂是如此简单！
当国家衰败之际，首先要避免其走向衰亡。避免国家衰亡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对自己国家的缺陷有一种理性的检讨能力。一个处在衰败境地中的民族，如果陷于自怨自艾的心境，那这个国家的生存能力就格外令人担忧了。
中国疆界变迁图，图为清朝最大疆域及势力范围。
古语云，木强则折，人强则灭，强国的衰亡危机因之更甚。因为在你周边的国家，大致都会与你为敌。这种敌视，在古代是基于被强敌消灭的担忧，在现代是基于国家利益被强敌侵夺的忧惧。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当别国对你无可奈何的时候，你醒悟自己国家进入鼎盛时期；当周边国家和邻国甚至世界力量对你有办法的时候，绝对扼而制之，置于死地。扼住两端，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便是一个民族政治智慧高低的体现。一个国家，在辉煌的时候，需要为自己的可能衰败，做出筹划；在衰败的时候，必须忍辱负重，才能重现辉煌。
这从一部人类征服史上可以得到印证。希腊人创造了令人类感到光荣的文化史，但罗马征服者征服希腊的时候，希腊人却洞开城门，欢迎征服者的到来。这是何故？原因在于，希腊民族的成员对希腊城邦制度晚期的腐朽深恶痛绝，早就陷入一种极端的焦虑心理，既畏惧当下的处境，又无从设想未来。这时，民族的生存意志已经丧失了，被别的民族征服，只是迟早的事情。
对于处心积虑征服别的民族的国家而言，他们大多会精心部署，稳步实施。日本人花了七十年漫长时间，设计如何征服中国。甚至利用儒家传统的“华优夷劣”作为武器，自认日本列岛文化辉煌堪称中华，而中国大陆已经蛮夷化了，因此征服中国实属必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国际理论，于此而来。不过日本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是：在其侵华之前，中华民族受外来民族或野蛮民族的征服，并未特别抗争、拒不服从。但日本人征服中国的时候，为何遭到如此顽强的抵抗？
日本人没弄清楚，在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被征服后，其内在精神脉络从来没有中断，更为关键的是，征服者达到军事征服目的以后，却在政治与文化上臣服于被征服者的传统。因此，中华文化成为高度融会性的机制。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兴起，古代的文明型帝国已经演变为民族国家。国家不再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而建立在领土、主权、民族的机制上，因此，民族韧性，复加民族的排斥性认同，已经不再能复制古代征服史了。
中国人进入现代世界体系，赢得两重自我绵延的重要动力：一方面，民族的精神脉络依然还在，为中国性强力辩护，代不乏人。尽管中国性辩护，有时显得狭隘。另一方面，承自清朝的民族国家疆界非常明确，这就划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地理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传统中国的那种文明与野蛮的国家划分指标，不再发挥作用。所以，日本人处心积虑，精心谋划七十年，也无法以“文明”代替“野蛮”作为征服中国的理由。这就跟蒙元和满清入侵中原的性质，有了根本差异。反而当下一些国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想重新拿出华夷传统来建构中国，实在是愚不可及。
仅以儒家重振中国，也是类似的幻想。只着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脉络，而无视我们民族的政治脉络，更完全没有注意到现代世界中国家兴衰的逻辑轨迹，是根本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演进的。
文明古国能否再崛起？
转换视角，看看印度。在历史上，印度两度被征服。两千五百年前印度的被征服，使得印度的古典文化毁灭殆尽；现代历史上又一次沦为殖民地，国家主权沦丧。因为前者，今天的印度，已经无法通过传统印度来辨认。中国人长期以为印度是一个佛教国家。这是一个误会。印度佛教徒甚少，印度教徒居多。由于后者，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征服，就像殖民者西班牙和葡萄牙切开了南美的血管一样，英国殖民者肢解了印度。今天的印度，跟古代的印度，关系不大。
再看看埃及。古埃及的文明程度非常之高，堪为世界典范。今天的埃及，虽然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还是举国的骄傲，但此埃及非彼埃及，自中世纪以来，埃及就再没有创造自己民族的辉煌时刻。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立后，埃及也没有再现历史上曾有的光荣史。我们知道，埃及人曾经长期统治希腊人。今天的埃及也许还有这样的幻想，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能力。
这些国家的衰败，已经很难接续历史的荣耀。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衰亡了：名存实亡。只不过这些衰亡的国家阴魂不散而已。在衰亡国家的土地上，同一名义的新生国家诞生了。这些新生国家是这片土地上早期兴盛国家的转世。转世的国家，对前世的辉煌总是津津乐道：今天的印度依然在谈古印度的辉煌，今天的埃及依然在谈古埃及的辉煌。但两者哪里还是一回事呢？！
衰败国家的名存实亡，大多是因为土地与人群还具有延续性。换言之，埃及的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埃及人还是埃及人，埃及治理的范围还是它原来那个范围；印度的土地、民族、治理也都承接了历史上的印度。但今日埃及与印度，谁会想得到它们历史上的极度辉煌！
衰败民族会有两个灵魂：历史的灵魂与衰败的灵魂。只要衰败民族没有彻底衰亡，只要这个民族一直在寻求重新崛起，那些陷入苦难之境的衰败民族，就会从历史灵魂中找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今天印度的雄心，当然要追溯到它数千年的历史记忆。由于文化记忆与地缘政治的因素，今日印度发展的国际契机，比我们中国要好。这是我们不愿意直面的问题，甚至面对发达国家产业向印度的转移，我们还会以那是中国淘汰的产业来自我开解。这恰恰是中国人缺乏危机感的表现。印度的现代衰败，乃是祸福相依的事情：一方面，这催生了印度的民主。另一方面，印度讲英语的知识分子达五千万之多，这为他们奠定了雄厚的软实力。印度历史有过中断，因此常常显得魂不附体。但当代印度自认是历史印度的转世灵童，其头上确实有灵光照耀。因此，千万不可小瞧印度。
一些似乎被我们瞧不起的小国，也有转世灵童的感觉，具有成为现代大国的志气。
譬如伊朗，自认为是波斯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譬如说伊拉克，认为自己征服西方没商量。为什么两伊不断开打，那不仅仅是两国利益争端的问题。它们都自认为是两大帝国的继承者。而更关键的是，它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跟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大不相同。两河流域文明的历史荣耀，绝对领先古代世界。这是多么令中东人人向往的辉煌历史。今天的土耳其，显然想到的不只是土耳其共和国，想到的更多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国能够把地中海当成自己的内海，那种光荣的记忆，像我们想到960万平方公里就非常“雄起”的感觉，其趣味完全是一致的。
当我们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历史荣光来自我鼓舞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其他衰败国家对自己的祖上荣光也会有挥之不去的深刻记忆。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乐意看到，一些衰败国家拒不承认衰亡的命运，持续展开其复兴的民族伟业。
我们中国，是一个衰而不亡的国家。衰败常常是治乱循环的一个环节。但持续的繁荣，确实不是我们的民族记忆。在经历晚清的衰败之后，我们民族寻求复兴的雄心从来没有丢失，但为此也不得不面对衰败国家再崛起的复杂激烈的世界竞争局面。
从总体上讲，中国五千年辉煌历史没有彻底中断过。我们为此而骄傲。在今天中国重现复兴曙光之际，我们却没有理由忘记自己的衰败史。因此，极为审慎和理性地看待自己民族的历史处境与现实遭遇，并从别的民族那里汲取兴衰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民族的必修功课：中华民族的强烈爱国心、强烈民族认同感、强烈文化自豪感，不应成为过于强大的排斥力，这样才有希望兼取众家之长，成就古老民族复兴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