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是一个过时经验。为什么这么说，“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在当年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中讲到，当一方实力强大，另一方感受到威胁时，就会增加军事实力．继而形成军备竞赛，之后因为对实力差距缩小的恐惧而引发战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修昔底德陷阱”其实相当于“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存在于今天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中。在中美之间，美国坚持一极格局，中国要推动多极格局，中美所要追求的国际格局的结构相互对立。但是，中美之间有结构性矛盾、有零和博弈、有安全困境，难道就意味着中美之间一定耍用战争的方式来一决雌雄吗？
中美可以避免直接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建立在2000多年前，是在古雅典与斯巴达爆发战争的基础上总结而来。不过，从学术角度看，结构性矛盾、零和博弈、安全困境与带来战争灾难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换句话说，最后解决结构性矛盾的方法不是只有战争一种，这也是我与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之间的分歧。他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之间必然发生直接战争。我却认为不必然，中美可以找到别的方法来避免直接战争，解决零和博弈。
我认为矛盾能够被克服，主要有两个依据。
一是核武器的存在。核武器是终极武器，一旦爆发核战争，将摧毁人类，这使得战争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有收益，而只能走向灭亡。所以，任何一方不会发动灭亡自己的故争，这也是为什么核大国都在力避相互之间冲突升级的原因。简言之，核武器使大国变得非常谨慎，担心冲突演变为核战争。
二是全球化的发展。自由主义学者说，全球化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附，导致他们为了相互依附的经济利益而不愿发动战争。但道义现实主义不认为相互依附是减少国家间战争的动因，而认为是因为有了替代市场的便利性，使得同家没有必要发动战争。
过去，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存在脆弱性和敏感性，全球化降低了国家依附关系的脆弱性。比如当中国与日本发生矛盾时，日本没有必要用武力保护它在中国的市场，而是可以把投资转向东南亚——全球化使得它可以在东南亚找到替代市场。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在下降．中美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中美之间有可能发生“代理人战争”，然而“代理人战争”已经不属于“修昔底德陷阱”所指的内容了。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虽然中美没有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但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越发凸显。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周边频频制造麻烦，中国沿海方向从北到南部面临着越来越紧张的安全形势。
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中朝关系恶化；韩国决定“萨德”入韩后，中韩战略关系从合作为主转向对立为主；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形成全面战略对抗；台湾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上台后，两岸关系全面倒退；南海仲裁案结果出台后，菲律宾等国都表态要求中国遵守仲裁结果。越南据传在有争议的南沙岛屿上部署火箭炮。此外，印度决定在离瓜达尔港140公里的伊朗恰巴哈尔港进行投资，对冲我国的中巴经济走廊战略。
由此可见，中国当前的对外安全环境不仅没呈改善趋势，而且出现恶化趋势。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由于崛起大国在不同崛起阶段所面临的主要外部困难是不同的，因此需要以不同的战略应对。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约为美国的60%。中国GDP已比日德的总和还大，国防开支比俄英的总和还多。这种实力意味着：中国正向世界两极化中的一极发展，中国崛起向冲刺阶段接近。大国崛起有准备、发展、起飞和冲刺四个阶段。目前中国处于起飞到冲刺的过渡期。
上述情况决定，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防范对象。当崛起国还没有足够实力应对霸主国的战略压力时，扩大国际战略支持就成为最大的和最紧迫的国际战略利益。要获取比美国多的国际战略支持，就得结交比美国还多的盟国。用中国熟悉的语言讲，就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扩大国际战略支持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也是我国当前最大的对外战略利益。同时，降低国际安全威胁，扩大中国在经济领域中的比重，增加国际规则制定权，争取科技领先地位也是我国的战略利益，但这些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无法与扩大国际战略支持相比。
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
要争取国际战略支持，首先必须依据国家实力制定战略目标。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不以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其结果将损害国家利益。世界上每年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在120万以上．远远多于战争。然而，没有国家为了防止交通事故死亡在每辆车上都安排一个交警的，因为这个策略得不偿失。这就是为什么安全战略不能以绝对安全为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安全战略需要考虑将“周边为首要”置于“大国是关键”之前，即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要重于与美国的安全关系。我国对美战略目标要降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以双方不发生战争为准。
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矛盾是历史造成的。美国是在利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矛盾。如果我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同盟，美国就无法利用这些矛盾遏制我国。美苏两极时期不结盟战略是有利于维护我国安全利益的，但目前的两极化是中美两极，不结盟则使邻国恐惧我军事力量，扩大不了国际战略支持。
我国应坚持2013年外事工作会议提出来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策略。命运是安全问题，与周边国家建立同盟性质的“命运共同体”符合我国军事实力。当我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部好于我与美国的关系时，我国的战略环境就可以与美国媲美了。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台湾法理独立”将是我国卷入战争的最大危险，因为在统一台湾的问题上我国战略信誉较低。台湾分离主义并不认为我国有武力阻止“台独”的决心，认为“和平独立”是可能的。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国防建设的重点还应是以统一台湾为抓手。从外交上讲，与周边国家结盟可给统一台湾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
策略效率决定战略环境
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们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的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战略。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对崛起大国来说，能力与战略机遇的关系可分为四种：塑造战略机遇、利用战略机遇、丧失战略机遇和破坏战略机遇。我们的战略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策略的效率。策略合理，就能塑造，至少能利用战略机遇。
由此在对外政策和策略上，需要谨防极“左”路线的干扰。极“左”的对外政策曾对我国外部环境的破坏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由此产生的“假大空”政策和做法会削弱我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假大空”的外交口号和承诺必然超越国力，由于无力兑现这些口号和承诺，使得国际战略信誉受损。而国际战略信誉受损就会降低战略威慑力和他国对我国的战略信任。
如今，中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虽然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但外部入侵中国的战争危险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在此条件下，我认为中国外交战略要给予提高国际战略信誉优先考虑。因为这是现阶段对于实现民族复兴大业来讲最为重要的国家利益。一个篱笆三个桩，民族复兴靠中国孤立性的强大实现不了。战略信誉提高，盟国就会增加，国际战略支持就会上升；战略信誉提高，威慑力就会上升，从而他国以武力与我国竞争的意志就会削弱。我国的国际战略支持上升了，他国的武力竞争意志下降了，我国的战略安全环境也就改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