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社会智库发展迅猛，在国内外的智库排名表现突出，国际影响力和社会传播力不断提升。但智库内部运行和发展环境也存在诸多问题，值得社会各方重视。
总体态势：质量提升，影响扩大
近年来，我国社会智库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发展态势。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中国社会智库表现出色，出现在了多个重要榜单上。在全球智库175强榜单中有9家中国智库上榜，其中有3家是社会智库；在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排名100强榜单中有4家中国智库上榜，其中有两家是社会智库；而在“全球最佳民营智库排名”50强中，则有6家中国智库上榜，占比超过10%。与《全球智库报告2015》几乎同期发布的上海社科院《2015中国智库报告》专门对国内社会智库进行了排名，排名显示出社会智库近年来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较之以往有较大提升，社会智库正在成长为中国智库界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外部影响力提升的背后，我国社会智库的生存环境是否有较大改变？整体质量是否有所提升？硬实力是否如排名显示的一样强大？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对100余家社会智库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从外部影响力和内部竞争力两个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重点考察其历史背景、政策环境、组织架构、管理团队、经费来源、研究能力、研究成果、智库活动、媒体影响、国际合作等多项指标。
研究发现，在引人瞩目的智库排名和不断增强的外部影响力背后，尽管资金问题已不成为社会智库发展的限制因素，但是一些制约社会智库良性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社会智库发展依然存在困境；一些社会智库内部运行的共性问题依旧突出，并在新的形势和矛盾下更加凸显。如果这些关键问题得不到足够重视，那么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社会智库发挥的作用将极为有限。
风险仍存：可持续发展遇挑战
经费已非限制因素，但经费来源存在风险。早期，资金问题是制约社会智库发展的障碍之一。这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智库市场”，使得智库产品能够进行买卖，社会智库产品的供给体系并未有效形成。但近年来，智库的发展带动了整体投入的加大，国内企业、社会组织投入智库的资金大幅增加，经过淘汰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智库通常有自己充足的经费来源，包括企业赞助、承接商业项目咨询、出版物收益等等。但是，一些社会智库的经费来源并不完全公开透明，其中不排除有境外机构的资助，使其受境外势力的牵制而成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渗透的工具和途径。
智库身份界定困难，机构性质存在合法性风险。对于我国社会智库而言，机构性质依然是困扰其合理合法运行的首要难题。我国法律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管理较为严格，社会智库获得批准注册的难度较大，社会智库的身份问题成为其发展的重要瓶颈，有的甚至以企业方式注册登记，使得社会智库的存在形式多元化，不利于政府的统一管理与沟通机制的建立，其员工的合法权益也会由于机构性质而无法得到相应的保障，不利于社会智库长远发展。
人才体系难以形成，制约智库可持续发展。人才体系是社会智库发展的基础和核心。研究发现，一些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智库一般会有核心人物发挥主导作用。但如果不能建设完整的人才体系，难以保障智库基业长青。与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相比，社会智库在吸纳人才方面有明显的劣势，无法提供体制内的各项保障，很难吸引真正具有专业知识的高端人才。一些有条件的社会智库会以提供高薪的方式吸引人才，但没有系统的培养、晋升机制。因此，许多社会智库存在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也有一些社会智库会培养自己的研究人员，但是所需时间较长，短期内难以奏效。
基础研究能力较弱，研究成果质量受限。基础研究能力较弱是社会智库最需要解决的难题，这一点也与人才问题息息相关。很多社会智库会用兼职聘用的方式与业内专家学者合作，形成研究团队。这种方式在参与课题、提供咨询方面比较灵活，能够充分利用各方面学术资源。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兼职的研究员很难深入地参与研究，甚至会出现只挂名却没有实质性产出的问题。另外，由于这些兼职研究员不能与智库进行长期认真的磨合，研究成果无法显示出智库研究的特色。由于难以形成长远的研究储备，所以其智库产品缺乏理论高度与创新性，直接影响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
与政府沟通渠道不畅，资政能力受限。政府与社会智库之间交流渠道不畅是影响社会智库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智库研究成果质量整体不高，能够直接运用于政府治理过程的偏少，使得政策影响力大打折扣；缺乏有序的信息传送与上报机制，智库成果转化受限；部分社会智库过度依赖媒体扩大自身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但以此建立起的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效果有限；社会智库缺少与政府之间的人才“旋转门”机制，通过人才流动达到影响政策的目的难以实现。
全面发力：推动社会智库行稳致远
建立健全社会智库管理体系。社会智库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很大的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管理部门，这就使得在其管理上，既缺少适当的管控，也缺少必要的支持。当前，要着力防范社会智库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风险问题，构建完整的社会智库管理体系。遵循规范和引领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积极主动地设计、谋划社会智库的管理机制。加快推进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意见出台，完善社会智库的准入机制。建议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将其纳入管理系统，由负责智库管理和联络的相关部门将社会智库纳入具体事项的执行与协调，加强社会智库的过程管理，构建社会智库评价体系。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协助构建有效的上传下达机制，以制度形式构建新型的“政府—智库”关系，提高社会智库的资政水平。
营造相对公平的发展环境。国家对智库的高度重视为我国社会智库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当前社会智库相较于官方智库，在身份注册与项目、资金获取等方面存在较大困难。要着力破除社会智库身份难题，鼓励社会智库参与项目咨询，重视社会智库在公共决策体系建立与社会发展服务中的重要作用，营造相对公平的发展环境，为社会智库提供用武之地。研究制定针对社会智库多层次的支持办法，完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重视发挥典型社会智库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强对社会智库的激励创新工作，引导社会智库正确面对发展中的困难和矛盾，促进社会智库在公平的环境下健康发展。
推动完善社会智库人才保障体系。智库最重要的资源在人才，而人才问题恰恰是制约社会智库发展的主要障碍。社会智库固然要从自身考虑，形成高效的人才体系，但鉴于我国现状，社会智库的研究人员与官方、半官方智库以及与政府间的“旋转门”机制并未有效构建，职称评定难与上述机构相统一，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社会认可度低等问题依旧突出，使得社会智库中的研究人员面临职业发展困境。要创新人才政策激励体系，鼓励支持社会智库引进高层次人才，协助提供人才服务支持工作。推动建立智库人才流动机制，允许有条件的社会智库探索挂职、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等办法，解决社会智库人才难题。
着力打造新型“智库联盟关系”。当前社会智库之间的形态较为分散，往往各自为政、致力于研究出有“品牌性”的资政成果，而忽视智库间的合作交流。特别是官方智库与社会智库之间，更缺乏有效的合作。建议由智库主管部门牵头，委托若干家高校智库建立新型“智库联盟关系”，利用高校智库的优势，发挥高校智库联系官方和社会的纽带作用，建立与社会智库的研究、活动、人才等方面的定期交流沟通机制，将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的思想力、研究能力、资政能力与社会智库的传播力、社会影响力、舆论影响力、国际交流能力等相结合，优势互补，提高整体决策咨询能力。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力度。智库要更好地发挥服务政府科学决策的作用，必须通过获取高质量的信息来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因此，政府主动的信息公开和必要的公众参与就成为智库特别是社会智库提出科学合理政策建议的必要保障。“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从政府加强自身信息公开出发，积极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从而促进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将是一条可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