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发展进入深刻调整期，尤其是在进入冷战结束的第三个十年之后，调整和变化的速度加快，其影响越来越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调整表明，现有国际体系难以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国际格局演变进入关键阶段，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速构建。中国是新兴国际关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持续发展以及中国提出的倡议和贡献的智慧与方案，积极深刻地影响着国际体系的转变和国际新秩序的构建。
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遭遇严重冲击
近代以来，西方长期主导国际体系发展。冷战结束一度被认为是西方的全面胜利，历史就此“终结”，美西方自由民主秩序“一统天下”。然而，事实上，“全面胜利”的时候往往也是危机开始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冲突，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恐怖主义威胁和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与此同时，国际关系新因素在冷战结束后不断孕育并发展，越来越汇集成重要的变革性力量。
经济是秩序的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逐步丧失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地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已从冷战结束后的30%多下降到目前的20%多。与之相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不断提高，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已达到一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已超过80%。为西方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提供理论支持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在推动冷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失灵、失效，去管制、自由化等举措难以激发经济活力，无法对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资本市场形成有效管制。从过去二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来看，西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成功，反而导致东南亚、东欧、北非等地一些国家纷纷陷入经济危机。美利坚大学的阿米塔·阿查亚教授在其新作《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里指出，不仅美国霸权业已终结，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也走向了终结。
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导致美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明显下降。除地缘政治竞争外，美国对遏制气候变暖、国际减贫等推动全球性问题解决的参与和承诺明显动力不足，对国际多边机制的热情明显下降。2017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有损美国就业，对美国不公平，遂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完全不讲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际责任，毫不掩饰美国利益至上。美国不仅对全球性的多边协议缺乏兴趣，而且对本来就是美国主导构建的小范围多边安排也已失去兴趣。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主义明显淡化，对全球性议题和机制的热情明显消退。
西方国家的国内秩序并没有因重心回归而理得更顺。相反，自2016年以来，西方政治中的“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公投脱欧，毫无从政经历的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法国大选极右势力迅速崛起，这些都属于西方政治运行正常条件下不应出现的情况。阿米塔·阿查亚指出，“特朗普的胜利让民主名誉扫地。” 国内政治和地区秩序都出了问题。西方政治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对其社会制度敲响了警钟。西方政治暴露的内在缺陷反映出，其对复杂现代社会的管理越来越不适应，随之流行起来的民粹主义、“后真相时代”等思潮反映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驾驭能力的不足。
地缘政治危机频发是国际关系变化加速的体现。近年来，中东北非等地区的一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爆发了动荡和危机。之所以如此，很多是由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所推动的政治经济转型造成的。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秩序难以在当地生根；另一方面，原有的传统秩序在转变过程中已遭到破坏，社会失序，政治陷入混乱。外部势力进一步在这种秩序转变中插手干预，为了促成转变不惜制造事端，扩大事端，这当中暴露出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构性。英国脱离欧盟也不亚于一场地缘政治震荡。它作为一个缩影暴露了欧洲在应对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内部分歧。
从经济到政治，从国内到国际，失序成了西方新近讨论的一个主题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主导的秩序的失范已是很多人共同的看法。国际社会需要考虑如何管理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及建立怎样的既符合国际社会利益、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国际体系。
从一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到共商共建的全球体系
历史表明，无论是罗马治下的体系，还是英国治下的体系，以及美国治下的体系，都没能真正创造和平，都是一种强权和霸权支持下的中心剥削外围的结构。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构建世界各国共有共享的全球体系已具备条件，国际格局正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向各国共商共建的全球体系转变。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近些年来世界遭遇了经济危机、地区冲突、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但这些最多只能造成一些对全球化的疑虑，不足以阻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车轮。事实上，问题出在了不加管制和约束的全球化，以及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地缘政治竞争。这说明把逆全球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选项不会成功，着力推动各国真正可以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的全球化才是解决之道。
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已经处在发展当中。作为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平台，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产生，对把脉世界经济问题，交流经济政策和措施发挥了积极作用。反映全球经济力量变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重改革于2015年底正式生效，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获得一定增加。国际社会围绕贸易、发展援助、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不同功能领域治理所建立的全球性机制，虽然离人们的希望和实际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但每一种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仍无可替代。这些机制和平台，包括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体系，已经构成了全球体系的基本框架。增强这些组织机制的代表性、包容性和权威性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由于承担全球性责任的能力有所下降，所以西方过去几年不断谋求构建一些经济、政治甚至安全领域的国际小圈子。但正如TPP失败所表明的，这种努力真正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之前的全球化就是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到局限于小圈子内部的做法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才逐步向全球扩展推动的。世界再回到互相封闭的过去已无可能。
欧洲债务危机暴露了欧洲一体化模式的根本问题。英国脱欧更直接表达了其对欧洲一体化最新做法的不满，区域合作面临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不过，从构建全球体系的角度来看，区域合作危机是否也是全球化的一种逆动还难下定论。在做出脱欧决定后的英国，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英国离欧洲可能远了，但离世界更近了”。事实上，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所表现出来的地缘竞争意识和战略，已为其招来了诸多内外困扰。
大国战略博弈和区域地缘政治竞争是观察国际格局变化，并据此对其走势进行预判的一个窗口。势力范围、战略平衡、强权逻辑等国际关系传统思维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国外交和区域形势，地缘竞争与经济全球化成了国际关系一对主要的张力。在新的地缘竞争中，传统大国貌似强势回归，但它们对形势和问题的驾驭能力已不如前，区域性强国也在本地区地缘政治博弈中强势崛起。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呈现多向复杂互动，增加了国际格局演变趋势分析判断的难度。不过，从理论上讲，区域和全球层面多元力量的存在更证明了构建全球性体系的必要性。
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全球影响。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为主要内容，以重大项目和园区建设为重要抓手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推进方案和路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美国、日本等对“一带一路”有疑虑的国家，也派代表参加了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朋友圈”的不断扩大，说明能够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是受欢迎的。
中国是全球体系构建的推动者和塑造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第十一位，跃升到了当前的第二位。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量连续三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1年起连续超过美国。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从2011—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6%、31.7%、32.5%、29.7%、30.0%，而美国同期则为11.8%、20.4%、15.2%、19.6%、21.9%。按国家统计局2017年1月13日发布的信息，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速是6.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居世界首位。
中国的快速崛起引发人们对国际格局转换的讨论。当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一是位居第二的中国和世界第一的美国可以联合，构建G2“两国集团”；二是跃升为世界第二的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中美会走向大国政治的悲剧，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事实上，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中国，正在努力开创一条国际关系的新路。
与传统国际关系思维不同，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进而发展出一般意义上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三个方面的内涵：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相互尊重是要求，合作共赢是核心。从大国扩展到一般意义的国际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建设所体现的“上海精神”是对新型国际关系最好的注解和践行。合作共赢、平等互利、开放透明、不针对第三方、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互相交流与借鉴，各成员国所秉持的这些共识产生了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价值。在更大范围上，中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与9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网已遍布全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缔造新型国际关系的崇高目标和价值关怀。人类是基于文明多样性的存在，发展至今又共同面临一些生存性挑战。这说明人类社会已经是一个休戚与共、安危同担的命运共同体。在2017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说：“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当前，战乱和贫困依然困扰着部分国家和地区，疾病和灾害也时时侵袭着众多的人们。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已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在2017年3月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中国代表140个国家发表《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循的原则，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在具体操作上，中国提出了推动普惠均衡全球化的“一带一路”倡议。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和支持。“一带一路”的吸引力同样在于它超越了国际关系的传统思维，实行大家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发展模式。与以往全球化只关心部分发展较为快速的国家和地区不同，“一带一路”带动了未能分享前一轮全球化发展机遇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与以往国际发展路径不同，“一带一路”涵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经验和模式。“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倡，但属于世界，其覆盖的范围不局限于古丝绸之路走过的地方，可以成为全球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方案。
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智慧、全球方案的提供者。在历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上，中国代表团力促会议达成协议，积极配合东道国，协调各方立场。中国自己也转向环保优先的绿色发展道路，压产能，促转型，减排放。在历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中国积极把脉世界经济问题，分享自身经验。在2015年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理论，以及增强各国发展能力、改善国际发展环境、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健全发展协调机制的具体措施。作为G20杭州峰会的主办国，中国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历史上做出了“六个首次”的方案贡献：“首次全面阐释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
中国不只提供方案，也积极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力推南南合作。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宣布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并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承担维护国际安全责任。自1990年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3.5万余人次。在索马里海域，中国海军已成为反海盗，保护海上通行安全的主要力量。在朝鲜半岛、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积极斡旋，努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中国日益成为国际关系正能量的提供者，在地区和全球发展遭遇寒流时，中国的道义和行动支持起到了稳定和鼓舞人心的作用。在世界面临逆全球化威胁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达了中国对开放、自由的国际贸易秩序的信心，中国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这种正能量，日益发挥了全球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黏合剂的作用。
在推动全球体系构建的同时，近年来中国成功应对了周边的地缘政治挑战，包括日本霸占钓鱼岛的图谋、南海权益争端等，不仅捍卫了国家利益，维护了区域和国际和平，更让一些事端挑动者的意图昭然天下。在整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没有被孤立，中国的立场、主张和方案反而赢得了更多的国际支持。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国际秩序观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JZD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