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中，“民主”与“威权”之争向来是最热门的论题之一。自东欧剧变以来，第三波民主化达到高潮，对中国这个极为重要却尚未“民主化”的案例，大部分学者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中国何时民主化？”
《中国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Future)是这种宏观研究的典型。作者季礼(BruceGilley)认为中国会在2010-2020年间“民主化’，他给出了两类论据：结构性的证据主要是人均收入、中产阶级人数、社会组织规模、私营企业数量等，很多都达到了先发民主国家的水平；观念方面则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国外思潮的影响。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民主化如此乐观，黎安友(AndrewmNathan)2003年的论文《威权的韧性》(AuthoritarianResilience)代表着另一方，“韧性”也成为后来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词。黎安友笔下的“韧性”由四个方面构成：越来越规范的最高权力传承、绩效选拔对派系政治的修正、行政机关的专业分工以及越来越丰富的政治参与。如果说前三者只是行政上的高效，那么政治参与——黎安友先后提及村民选举、人大的独立化和媒体监督——则已经触及了民主的内涵。尽管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仍然被称为“威权主义”，但在“部分”的层面，已经有了“现代民主”的因素。因此，问题变成了：这些部分因素能否带来国家层面的自由民主化？
黎安友显然认为很难，但大部分人却针锋相对。在季礼看来，所谓韧性，要么靠警察和军队维持，要么就会经历一个“民主的突破口”。在这场争论的十多年后，除了早已有的村级选举，仍然没看到自由民主理论定义的普选和多党竞争等变化。季礼等人预测成功的机率已越来越小，那问题出在哪里？季礼列出的两类证据其实囊括了民主化研究的主流材料，但像他这样将经济社会数据与民主化建立直接因果联系，未免太简单了。例如，人均收入增长与民主化之间就隔了多重因果机制，既可以走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描述的那种“经济增长一自我表达-民主化”道路，也可能像2012年之前的阿拉伯国家那样，走“经济增长-社会高福利-稳固专制”的“资源诅咒”道路。至于观念证据，知识分子的话语和影响力也是两码事。
2007年，一位老牌媒体人指名道姓地批评美国的中国研究界误导了对华政策，因为大部分人要么相信和平民主化的“温柔剧本”，要么相信中国崩溃的“突变剧本”，而很少有人分析第三种情况：“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后却依然不民主，会怎样？”的确如此，像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所说的精英外移、腐败和利益集团等问题确实存在，但关键在于，接下来他能直接推出“崩溃”或者“民主化”的后果吗？如要真正深入中国内部，就必须将宏大叙事拆解为对不同群体和事件的深描，考察哪些原因变量具体如何作用，并判断中国政治在哪个层面上发生了何种含义的变迁。这也正是“威权韧性”之争后，学界后续研究的精华所在。
二、政治精英——新的结构，旧的观念
以政府官员为主的政治精英阶层，是对中国民主最具影响力的群体。对精英的派系和结盟分析早已成为解释威权主义的主流范式。不过，权力分散并不直接等于民主化，派别间的妥协可以带来民主，单个领袖同样可以启动类似的改革。所以，研究不能止于权力结构本身，还要深入各国精英的观念和意愿。
定量研究的发达使精英研究者开始对中国官员的各方面资料进行描述统计，李成在2008年左右就将注意力放到了“第五代”——那些在十七大后任省部级要职，下一届可能进入中央的中生代领导干部身上。李对他们的民主潜力极为看好，在统计了103位第五代领导干部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海外经验等资料后，他描绘出了一个技术官僚地位回落，政法出身、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干部增多的大趋势。他甚至预测到，第三代领导人重视经济增长、第四代领导人重视社会正义形成的双重传统，使第五代人的政治立场分化了，加之他们对西方观念更亲和，这会促成一种两派的党内民主模式。
类似“派系民主”的说法流行已久，但其结论的可靠性取决于这些数据对精英行为的接近程度。新一代领导干部在背景上确实更加多元，但并未有人冒着有违党内团结的风险公开竞争，更没有制度化——2013年以后中央政府的重新集权就是证据。李成的数据库没有错，不过对数据背后的含义却需要进一步解读。例如，李成统计到干部中毕业于“政治科学”的人数是所有专业中比例最高的(21.4%)，而整个政法类专业更是占到35%，他由此得出了“政法背景占主流”，乃至对自由民主亲和的结论。但我们知道，很多干部毕业于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或者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这些专业虽然在美式学科划分下属于政治科学，却以讲授主流意识形态、解读中央政策为主。而即使是大学的政治和行政专业，其教材和授课也未必都偏向自由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政治学学位能等同于支持自由民主吗？所以，有人认为如要真正了解中国政治精英的思想变化，以质性方法研究其认知过程更适合。
如果说黎安友的论文只是对精英观念的一个研究纲领，那么近年兴起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则在描述精英行动上更进一步。除了彭轲(Frank。Pieke)的党校研究，兰普顿(DavidLampton)的新著也是一例。他历经数十年记录了558次对中国官员的访谈，其中有32%的省部级以上官员、53%的中层干部以及15%的基层人员。兰普顿将这些访谈分成政策制定、对外观念、军政关系和社会问题等类别加以列举，但除了概括出诸如“从个人专断到力量多元化”等派系分析早已得出的结论，在具体议题上的分析都不太深入，更像一本说明手册。或许这些访谈对美国智库界弥足珍贵，但对熟悉这些话语的中国政府和学界而言，需要的恰恰是理论分析，单纯的人种志是无能为力的。或许狄忠蒲(Bruce预J.Dickson)说得对，此书的贡献在于推广了跨历史时段的访谈方法。相比之下，蔡晓莉(LilyL.Tsai)的《没有民主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 withoutDemocracy)，在方法论上更具启发性。她从四个民主水平和治理绩效各不相同的村落出发提出问题：江西的两个村都很贫穷，“民主”水平很低，为什么只有一个村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福建的两个村都很富裕，“民主体制”很完善，为什么也只有一个村的干部尽责办事？她找到的解释变量是宗族和宗教群体这样的“连带群体”。4省316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设有寺庙或教堂的村落在人均投资和修路、灌溉等公共设施上的表现普遍强于其他村落。但这只是结果而非解释，因此她随后加上了三个村落案例的观察，以证明正是以寺庙为舞台的议事会、节庆组织和教社等团体让干部和熟人共处一室，继而在道德和关系层面督促他们施政。这可以说是对宏观的统计、中观的案例比较和微观的田野调查的一个较成功的综合，避免了定量方法在因果解释上的不足和人种志的理论提炼困境。这种横向研究和黎安友等人纵向的思想史路径一道，正在从中国政府的实情出发，重建关于精英的叙事。
三、知识群体——思想贡献与场域局限
精英研究很少关注政府以外的群体，这经常会影响观察的可靠性。例如，沈大伟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提到的那些党内“分析”很多其实是学界的论著，这些学者与官方立场未必相同，却被他当做党内的样本。当今中国的观念越来越多元化，至少存在政府、官方理论界、学术界和公共传媒界四个重要的场域。对于民主这样的重要话题，厘清各阶层的观念和立场，才能透彻地理解中国的思想格局。
由于中国知识群体的重大争论一般都发表在中文刊物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知识界的交流不深，很多外籍学者往往只是对热门话语做一些评论。足称系统的研究，可能只有傅士卓(JosephFewsmith)的代表作《天安门以来的中国》(China sinceTiananmen)。傅士卓给出了一幅政治观念坐标图：横轴是思想上的“左”与“右”，代表着坚持既有体制、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派的不同；纵轴是从“国家”到“社会”的体制归属，囊括了从政府领导、体制内理论家到公共思想界的重要知识分子。他以此为框架，按时间线索梳理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启蒙和西化运动转向新保守主义、观念全球化和市场消费主义三股力量鼎立的思想格局。在民主这个议题上，保守主义主张经济发展优先，缓行民主；观念全球化的拥护者自由派支持美国式自由民主；而其批判者新左派则试图超越“形式化的”民主。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又有了新的变化，共同敌对美国、吁求公平分配以及民粹倾向这三个共有的观念基础，使保守主义、新左派以及逐渐抬头的大众民族主义合流，形成了一个拒绝西化、反自由民主的联盟。
傅著收集了丰富的一手文献，而与传统的人物研究相比，这部思想史还有一个突出的方法贡献，那就是注重知识群体与社会局势的互动。中国学者和前面的季礼都常提到20世纪90年代思想争论对理解民主的贡献，但傅则提醒人们注意其远离实践的短板：“大部分只是知识精英内部的探索，与政治活动并没有直接关联。”不过傅著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他和黎安友等很多美国学者一样，将新左派定义为保守主义的继承人，甚至称其为新国家主义。实际上中国左翼传统极为复杂，尤其是在经济改革先行的90年代，很多左派对民主的吁求要超过自由派，其话语在民众中也颇具道德号召力。这种民主观之所以仍然被自由派批判，更多的是政治哲学上的后果论证，而非态度上的“反民主”。
如果说思想史叙述注重观念的内容，那么知识社会学在观念的生产和影响方面则更为擅长。如同政治科学分化为结构论和行动论，社会学者也主要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研究：一是借用曼海姆和葛兰西的经典框架，以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行动策略为标准，将他们分成掌权之人、为各阶层代言的有机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以及远离政治的专业研究人员。二是以知识分子生产和传播观念的场域来划分，例如几位华裔学者提倡的“复合制度主义”视角，将中国的公共领域分为国有的、源于社会一背靠政府的、社会的和异见的四种。
观念和场域相结合的社会学分析，已经为研究知识阶层的外部环境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而目前有待补充的方面似乎在知识界的内部结构上，正如一些学者意识到的，大家对政治经济力量渲染过多，而对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管理体制和社会特性不甚了了。深究起来，无论是西方的知识分子研究传统，还是中国的士大夫文论传统，总有一种将知识群体理想化的倾向。其实在任何一个中文数据库中搜索“民主”，就会发现大部分论著是在做重复工作，大部分人只是旧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的传播者，这显然跟20世纪末以来以数量为导向的科研管理体制是分不开的。不反思于此，就难以描述政治观念的生产格局，更无法解释，为什么旧观念的传播者还是那么多。
另外，这一批思潮研究的出版时间都集中于21世纪的头六七年，那时左、右之争和中国崩溃论热潮都刚刚过去。这似乎有些不巧，因为恰在此后，中国的传媒革命开始影响政治，网络等媒体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量增长。此前局限于学者圈内、只能靠畅销书影响一些城市读者的民主、自由、法治之争，在他们的努力下成为数亿网民眼前的热门词汇。面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治传播，大部分论著还处于捕捉话题、描述群体分化的阶段，只有少数敏锐的学者，如金(Gary著 King)开始利用个人收集的数据，用统计方法拟合话题内容与网络审查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在言论上支持和批评政府的帖子大多可以发表，但一旦涉及群体性事件这样的社会行动，被删除的概率就明显升高。金的论文再次验证了知识界的行动困境，当然数据拟合只是第一步，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和观念主导着网络空间治理，仍有待更详尽的一手材料研究。
四、基层社会——问卷背后的特殊认知
在顶端的政治精英和中层的知识界之外，基层社会的组织和抗争一向被美国学者看做自下而上推动民主的基础，“中产阶级带来民主”“私人企业家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代言人”等命题流行于从左到右的各类理论中。蔡欣怡于2007年出版了《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这本与蔡晓莉书名相映成趣的著作首次系统评价了民主与中国私营企业的关系。问卷发现，这些企业家眼中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主要是腐败(92.1%)、社会安全(86.6%)和税收、信贷等经济政策，而所有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合起来也只占据了68.4%，排在倒数第三位。此外，虽然大部分人都在抽象意义上认同民主，但他们的具体主张则未必。蔡没有继续调查，但她给出了五个可能的解释：有26.5%的人对各种政体的绩效不评论或不知道；问卷不能评价中国的政体；偏好民主的人也对专家治国和军事专制有好感；“民主”二字可能指的是中国特色；很多人对竞争性选举和各项政治自由一无所知。
几年后，陈捷和狄忠蒲放弃访谈，只用匿名问卷，向企业家提出了比蔡著更“敏感”的问题，例如党是否代表你的利益，是否支持现行政治制度，等等；然后将关于选举的问题分成了“纯选举”和西式多党竞争选举两类，以判断他们理解的选举是否与“一党制”相冲突。后来的结果验证了蔡欣怡的结论，那些在地方能获得贷款，或者与政府联系频繁的企业主，往往更倾向于支持现行体制。另外，陈和狄也批评了一些流行的错误，例如用人大选举率来衡量民主观念。因为有时恰恰是那些持多党民主立场的人排斥这些现行制度，因为它们只是“形式”。
基层民众是数量最庞大的对象群体，对他们的调查一直很多，但就像陈和狄担心的那样，这些只问支不支持“民主”二字、参不参加人大选举的问卷难以说清民众对民主具体是怎样理解的。针对这一瓶颈，戴蒙德(Larry一Diamond)、黎安友、朱云汉等人于21世纪初启动的东亚民主研究计划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2008年的总结性成果《东亚人如何看民主》(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中，他们写道：“不能假定普通人对民主都有相同的理解，或者都像政治科学家一样看待民主。”所以他们专列了一张名为“民主的含义”的问卷。可选择的回答有10项：自由，政治权利、制度与过程，市场经济，社会平等与正义，好政府，为民做主，一般性的积极描述，消极描述，其他，不知道或不回答。这既涵盖程序性定义，又包括东方民本理解，还加入了经济社会绩效，比之前的绝大部分问卷更具包容性，可能更适合中国这样的极具内部差异性的大国。
史天健撰写了书中关于中国的章节，他强调把民主理解为经济社会结果的人(18.3%)比持“权利和参与”定义的人(15.4%)要多；虽然多达84%的人认为国家领导人应通过选举产生，但将“选举”理解为多党选举的只有16.3%。到了2010年，东亚民主研究计划的第二轮调查完成，史天健等人又发现，中国民众对具体民主知识的匮乏远超他们原来的想象，因为这次有多达42%的人在面对“什么是民主”这道选择题时选了“不知道”。可以说，民众这种立场驳杂却在政治知识上比较贫乏的认知状况，正是中国表现出这种既有民主因素，又在整体上显得保守的社会基础。
如果中国人在理解民主上的特殊性和多元化得到了反复验证，那么进一步的研究就应当说明，这一格局是如何形成的。目前不同的研究方法有迥异的解释。由于大多数人会将中国人的观念与儒家等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因此思想史的解释一直占据主流。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历来关注中国底层的抗争，她提出一个问题：推动民众进行抗争的真的是现代民主人权观念吗？在简要梳理从孟子到毛泽东，再到21世纪的人权白皮书的说法后，裴宜理解释道，中国人讲的人权侧重于生存、劳动和社会福利，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权利观大不相同。因此，即使社会抗争日渐增长，新法令对权利的阐述不断充实，“也并不预示着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当然，这种特殊主义解释在新儒学中由来已久，但因其多采用精英和官方材料，一直有着用上层话语替底层抗争者“说话”、用古代经典直接解释现代变量之嫌。
聚焦于底层民众和非历史解释的统计推论，往往与之互补。黄海峰通过在大学生和网民中的两次调查，发现了三个趋势：对发达国家评价过高的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评价更低；如果告诉他们对国外的乐观期待并不现实，他们会改善对中国政府的认识；相比具体的政治知识，人们更重视外国的社会经济福利以及动荡与否。可能前两个结论只是在验证常识，一个认为“外国月亮圆”的人当然对中国不满意，也更有可能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但第三个结论真正触及了中国人政治认知的核心：民众用经济发展来评判中、西，正是当下“中国模式”的主流话语，也与近年来西方民主理论的变化暗相呼应。
通过对美国学界中国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学界的中国民主研究总是基于自由民主话语体系而展开，偏颇之论和西方中心的视角问题也一直存在，但最近十年，大部分美国学者对中国民主的看法趋于审慎。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靠拢西方”的想法正在让位于“理解中国”的学术目标。审视完经验研究之后，或许还可以展望一个普适性话题：中国民主的问题与成就能为世界民主理论带来什么？
一方面，中国需要回答一个老问题：如何在非西方文明推行民主？一旦建立了民主制度，又会有怎样的社会和观念后果？前述那些中国特色的观念，是阻碍了西式民主制度在中国推广的步伐，还是孕育着新的制度可能？这些问题不仅是解释中国的关键，也是发展世界民主理论的重要论据。
另一方面，中国经验提出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逐渐浮现的以社会经济绩效替代程序民主，甚至与西方模式对抗的话语。事实上，这种“反西方”的思维方式并非中国所独有。从20世纪末利普哈特(Arendr Lijphart)等人倡导比较不同国家民主的表现，到21世纪初兴起的民主质量理论，判定一个国家民主化成败的标准已不仅是民主本身，而必须考虑绩效。那么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这种西方国家眼中的“非民主国家”在绩效上表现不错，又该如何看待呢？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在开创一条新的民主之路，在民主话语权上可以与典型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展开竞争？2015年《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在创刊25周年之际，组织了一批名家来讨论：民主是否正在衰退？有人哀叹威权复活，也有人坚持民主国家的数量和得分并未下降。不过这样的争论囿于数量和名称，而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民主”二字的含义是否已经变了？越来越多的人用绩效来衡量民主的成败，或许才是自由民主的真正衰退。反过来，如果将那些绩效良好、却与自由民主制不同的国家纳入民主的考察视野，“民主的衰退”或许又会成为重新定义民主的新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