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民从赖以生存的土地中脱离进入城市，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7395万人[1]。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市民与农民工虽然同属城市环境，但彼此在生活境遇、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有较大差异，特别是文化观念上的不同而带来的歧视与排斥，更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进而在两类群体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体之间融合程度及隔离状况的重要指标，同时也体现出了农民工所居城市的包容程度和他们的市民化水平[2]。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融合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追求，同时也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议题。当前，中国社会正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社会结构和政策环境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还是宽松起来，也更加人性化，与此同时，伴随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和相关工作的替代、补充，市民的日常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农民工。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关系会有哪些变化，他们的社会距离情况又如何？本文将以南京市为例，并对该问题进行回答，这对于推动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学界使用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概念最早是由加布里尔·塔德（G. Tarde）研究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程度而提出来的，后来很多社会学家也对此进行了探讨。齐美尔进一步区分了社会距离的类别，他认为社会距离既有客观的文化、教育、收入距离，也有主观的心理、认知、观念距离，还有群体之别[3]。芝加哥学派的帕克（R.E.Park）借鉴了齐美尔的思想，他认为社会距离是衡量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个人与集团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就越小[4]。受帕克的影响，博格达斯（E.S.Bogardus）进一步设计了一套用以表示个人对其他民族、种族与宗教群体态度的社会距离量表——即博格达斯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5]。此量表被广泛运用，但是Lee等人认为，博格达斯量表反映的是大族群对小族群的距离感受，不能用来解释社会距离的本质。因此，他们从小族群的感受角度出发，要求受访者评价其他群体在这些交往项目上对他们的接受程度，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一套反转社会距离量表（the Reverse Social Distance Scale），以期更客观的反映小族群对大族群所建构的社会距离的感受[6]。
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农民工群体特点，修正了社会距离量表并以此来分析城市居民和农民工这两类异质性群体如何相处共融问题。郭星华和储卉娟从主观意义上（向往程度，排斥预期和整体感觉）测量了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认为身份认同变化、市民的刻板印象以及传统网络的存在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距离增大的原因[7]。卢国显从行为距离和主观距离的角度研究了市民和农民工群体间关系，发现农民工的行为距离和主观距离均很大，认为制度供给不足或制度的非均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8-9]。张海辉综合运用了博格达斯和反转距离量表，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空间和社会网络等维度分析了苏州市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社会距离的不对称性产生的原因[6]。王毅杰、王开庆运用同样的测量方法分析了南京市民和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发现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大于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网络的作用显著[10]。
随后学者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网络的作用机制，如王桂新和武俊奎认为社会资本对缩小本地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距离具有重要的作用，个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消除群体间的偏见，同群效应对于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具有双向作用[11]。胡荣和王晓也以社会资本的视角考察了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并认为网络密度、网络多元性和信任具有显著影响[12]。另外，有学者发现社会交往或群际交往对于改善市民和农民工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13-15]。也有学者指出农民工社区参与程度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16]。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诸多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交往等维度探讨了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往往是社会距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17]，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交往等变量的解释逻辑暗含了群际接触对改善社会距离的作用。然而，国内学者大多从单向的视角（或是以市民的视角，或是以农民工的视角）来研究社会距离，而融合始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仅关注某一类群体，难以对社会融合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18]。因此，本文将重点从社会经济地位和群际接触两个维度分别探究农民工对市民、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社会经济地位是衡量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核心变量，也是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层次以及声望水平的综合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态度。西方社会学家非常重视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帕克曾指出，社会地位决定社会距离，人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要根据他在已经建立的事物的秩序中确定的地位予以分类和评价[19]。韦伯认为，地位代表着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典型的生活命运，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人有自己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地位团体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他们与其他地位团体进行社会交往时有一定的排斥性和限制性[17]。布劳指出，地位差异主要体现在如权力、声望、财富、收入、教育等社会资源方面，拥有社会资源的多的处于社会上层，反之则处于下层，上下层之间便形成了地位距离，地位距离对社会交往和社会距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0]。
国内关于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往往被视为一个关键变量。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之间都有一定的相关性，而其中的每个指标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人们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的位置[21]。具体而言，它包括客观与主观两方面。其中，客观地位通常是用收入或教育来测量，在本文选取受教育年限，教育的作用体现在，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们的视野会扩大，对待异质性群体也会秉持一种温和包容的心态。主观阶层地位是个人根据自身经济状况所作出的主观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据此，我们提出
由此派生出下列次级假设
假设1.3：对市民而言，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感越小
假设1.4：对农民工而言，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的社会距离越小
（二）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
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是由西方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对于群际关系的影响[22]。在社会心理学的视域下，群际之间的隔离与冲突主要受认识上的刻板印象、态度上的偏见以及行为上的歧视三个结构层面的因素影响，这种冲突的原因源于不同群体彼此之间的信息闭塞，而群际接触则为增进群体间相互了解或澄清对外群体（out-group）的错误信息提供了机会[23]。群际接触理论对我们认识当下农民工和市民群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已有学者均一致认为，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彼此交流接触的频率与机会就会增多，相互之间也会更了解，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将会缩小[24]。本文认为，这种接触不仅包含接触环境，也包含接触内容、经历和体验。
首先，不同的群际接触环境能够带来群际接触的不同效果。作为群际接触的空间和平台，居住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工和市民接触的可能性和频繁性。因二元体制市民与农民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如果两类群体临近居住，那么彼此间接触的机会也会增加，对于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能在一定程度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化解隔阂和误会。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2：在市民和农民工的居住地周围，如果另一群体越多，社会距离越小。
假设2.1：居住地周围外来人多，市民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感小。
其次，群际接触的活动类型也给两群体之间的关系带来影响。社区是市民和进城农民工重要的交往场所之一，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载体。农民工参与社区举办的一些娱乐、志愿者、选举等活动，不仅能增加城市认同感，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城市社会所接纳，获得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16]。对市民而言，参与社区活动，表明其对公共事务的投入程度高，对外界事物的关注度高，且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与农民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以及彼此之间的合作。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3：社区参与对于改善市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具有显著影响。
除了接触环境与接触内容，群际接触的对方（他群）经历与体验也是不可忽视的。对市民而言，非农户籍身份并非全都是出生就是，有些是后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购房、升学、参军等）获得，而对于后者，他们以前是农业户口，这种先前身份特征意味着，他们或许有过和农民打交道和接触的经历，或许有过农村生活的体验。这些涉农的经历和体验将有助于理解和接纳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念。同样，对农民工而言，城市化（或市民化）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也是重要影响因素。相比新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与市民接触的机会必然也会增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一定的了解。另外，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一起进入城市，有的甚至就出生于城市，虽仍然保留着农村的户籍，但是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本地市民俨然已没有太大差别，这种生活经历与体验自然也会使得他们对城市产生一种归属感。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4：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工，如果拥有对方（他群）的经历和体验越多，社会距离越小。
假设4.1：相比出生就是非农户口的市民，后来转入非农户口的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感小。
假设4.2：相比新一代非随迁农民工，老一代和新一代随迁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更小。
二、变量设置及数据来源
（一）变量设置
1.因变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学者都只强调了对一般社会距离的分析，即用各题项累加或者因子分析得出社会距离，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内在题项的差异，尤其是敏感性、距离感强的题项。为此，我们将一般社会距离和通婚题项作为因变量，尝试检验在对“社会距离”的不同度量下，社会经济地位和群际接触的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
第一个因变量是一般社会距离。参照博格达斯和反转距离量表，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我们采用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分别采用问卷中“您愿意与外地来工作的农村人/您觉得城里人愿意与您一起做下列事吗？（与您一起聊天；与您一起工作；与您讨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您做朋友；与您做邻居；与您一起参与社区管理；与您孩子在一个班上学；与您家通婚、做亲戚”进行测量），选项赋值为“非常愿意”=1、“愿意”=2、“不愿意”=3、“非常不愿意”=4，将所有题项所得分数相加即得社会距离的总数，数值越大，感知的社会距离就越大。对市民社会距离量表的可信度检验发现，这8道题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952，农民工的为0.928，表明量表都具有较好信度。
第二个因变量是通婚意愿。之所以使用通婚这一题项进行深入分析，是因为它在一般社会距离中的梯度性和私密性特点。换句话来说，随着环境的变化，市民与农民工间一般社会距离的许多子题项已经淡化，通婚意愿成为重要栏杆，如果跨越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完全消解了。因此，在当下，聚焦“通婚”题项具有时代意义。而且，我们通过对社会距离各题项的描述性分析发现（见图1），相比其他题项，通婚、做亲戚确实是目前距离感最大的题项。我们对通婚这一因变量回答项的具体操作是：将“非常愿意”和“愿意”合并为“愿意”，赋值为0，将“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合并为“不愿意”，赋值为1，这样通婚就成为了二分类变量。
2.核心自变量
为了探究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本文分别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维度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地位维度通过受教育年限和主观阶层地位测量。其中，受教育年限，“小学及以下”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中专或技校”、“普通高中”赋值为12，“大专”赋值为15、“本科及以上”赋值为16。主观阶层地位，采用问卷中“如果将人的社会地位分为10层，1代表最底层，10代表最顶层。您认为，您的社会地位处于第______层”的题项进行测量。
群际接触维度。包括群际接触的空间（居住）环境、活动内容和他群经历与体验。对于居住环境，采用“这个房子周围：1，几乎都是外地人；2，外地人较多；3，一样多；4，本地人较多；5，几乎都是本地人。”我们将1、2合并为“外地人多”，4、5合并为“本地人较多”，这样居住环境变量就分为了“外地人多”，“一样多”和“本地人多”三类。对于社区参与，采用“最近三年来，您参加过下列事情吗？如果没有，您今后愿意参加吗？”选项为“1，工作地的社区娱乐活动；2，工作地的慈善捐赠；3，工作地的志愿者活动；4，工作地的选举工作”；按照每项填答的意愿高低，分别赋值为3，2，1分，累加即是社区参与的得分。对于群体接触的他群经历与体验。对市民而言，采用问卷中“如果是非农户口，那么您获得非农户口的途径是什么？1，出生就是；2，升学/参军等；3，购房；4，征地（包括村改居）；5，其他”的题项测量，我们将出生就是赋值为1，将其他后来获得的赋值为0；对农民工而言，我们按照80年前后出生划分为新老一代，再根据是否有随迁经历，最终将其划分为老一代，新一代随迁和新一代非随迁三类群体。①
除了以上核心变量，本文还纳入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身份变量的划分是根据年龄和是否随迁两个变量进行划分，考虑统计上的误差，因此，本文未将年龄变量纳入到农民工模型当中，具体的变量描述见表1。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2014年上半年“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研究”课题组在南京进行的“城乡居民社会状况调查”。调查对象包括15-55岁南京城市居民、在南京工作的农民工。对于城市居民，我们以南京小区均价为标准，进行多阶段抽样。首先将南京主城区的三个区的所有小区按照均价排序，根据等距抽样原则，从每个区的小区抽样框中抽出9个小区，共得到27个小区，其次，从每个小区的总户数中依据随机数表抽取样本，具体到户内抽样则以该户内出生时间最靠近1月1日的成员为被调查者。对农民工的调查，采用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为配额的抽样方法。最终我们获得城市居民有效样本376份，农民工443份，剔除关键变量中的缺失值，最后纳入分析的样本城市居民是368份，农民工442份。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描述统计，目的是为了描述市民和农民工总体社会距离及各题项距离情况；另一部分是使用统计模型对影响市民、农民工社会距离与通婚意愿的因素进行检验和分析。
三、描述分析与模型解释
（一）描述分析
农民工进城近40年了，无论是外在环境，还是群体自身和社会交往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时至今日，市民对农民工和农民工自身感知到的社会距离总体状况又将呈现何种特点呢？从表1的均值统计情况来看，市民施予的社会距离为11.29（取值范围6-24），标准差为3.15，农民工感知社会距离为15.94（取值范围8-32），标准差4.21。由此可见，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群体感知的社会距离更大。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于市民，主要是基于心理的语言表达，而这除了自身的真实想法以外更有社会舆论的引导，是二者调和的产物，而对于农民工，社会距离感知更多是自身经历或周围他人经历的反映。
那么，一般社会距离在各题项上的详细情况怎样呢？图1（略）直观显示了两类群体社会距离的具体分布。从各题项均值来看，市民施予的社会距离均大于农民工感知的；从折线图走势来看，各题项的得分存在一个梯度递增的趋势：“聊天、做邻居、一起工作、一起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做朋友”这六项得分较为接近，均值都大约在2以下，所反映出的社会距离也较为一致，而涉及“与您家通婚、做亲戚”时，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社会距离均明显增大，说明这在两群体心中均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屏障。本研究发现提醒我们注意，市民与农民工间社会距离的等级梯度并非线性不变，可能会逐步转向了利益性、亲密性的领域，比如社区管理、通婚意愿等，而这正是需要今后重点关注的新趋势。
（二）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设置了四个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市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模型一和模型三，我们仅纳入了控制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模型二和模型四在社会经济变量的基础上，增加了群际接触变量（见下表2）。
1.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模型结果表明，对农民工而言，无论是否考虑群际接触变量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即受教育年限与主观阶层地位均对其感知的社会距离作用显著，且影响效应一致。具体表现为：受教育年限越长，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越好，能够弥补其处于弱势地位的心理落差，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平衡感，在与市民的交往中也更加自信，假设1.2与假设1.4得到支持。但对于市民而言，社会经济地位的具体效应受到群际接触影响。具体表现为：在不考虑群际接触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在0.1水平上通过检验，且为负值，而主观阶层地位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教育程度高，则施予的社会距离小些，可以理解为教育的启蒙性质会使得人们在看待社会上种种问题时，变得更加的理性、客观；一旦考虑了群际接触变量，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而主观阶层地位在0.05水平上通过检验，且为正值，这表明市民的主观阶层位置越高，施予的社会距离也越大，这也与以往的研究呈现出了不一致，即底层因容易产生竞争，因而社会距离大，而高层因不产生竞争，社会距离要小些[10]。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明确，农民工进入城市往往从事较为低端的工作，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排挤市民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也给城市的治理带来了许多的难题（治安、城管、环境、教育、住房等），这也难免会在那些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管理者或精英心中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
2.群际接触的影响
对市民群体而言，加入群际接触维度后模型二的调整R2由2.3%增至5.7%，这说明群际接触提升了模型解释力。其中，市民社区参与程度越高，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假设3.1得到支持。而居住环境对市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对于市民而言，周围农民工的居住情况并不会改善其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可能的解释是，相比农村社区，城市社区本身互动与接触就比较匮乏，邻里关系较为冷淡，且已不再是居民社会交往网与支持网的重要构成部分[25]。从经历与体验来看，市民的经历体验通过了显著检验，体现为与“出生就是非农户口”的相比，“后来转入非农户籍”的市民施予的社会距离要小些，假设4.1得到数据支持。
对农民工而言，在添加了群际接触维度之后，模型三的调整R2由原来的8.5%提升至模型四的16.8%，表明群际接触同样能有效缩小农民工感知的社会距离。与市民不同的是，居住环境通过了显著检验，表现为农民工的居住地周围如果本地人多，他们自身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会小些，接触机会的增加有助于彼此之间的了解，消减了交往中的距离感；此外，农民工社区参与程度越高，感知的社会距离越小。尽管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经历和体验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相比新一代非随迁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随迁农民工影响系数均为负值，呈现出负向的影响作用，表明这两类群体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会更小。
最后，从控制变量来看，性别在四个模型当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在市民模型中通过检验，表明市民的年龄越大，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越大。可能的解释是，早期第一代农民工涌入城市，给城市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管理等方面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此外，二元对立体制造成了市民与农民工之间深深的隔阂，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市民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很容易在人们的想像中转化为城市居民难以接受的形象———肮脏、粗鲁、野蛮、不守规则，并且危险[7]，年龄较大的市民对此体验得更为深刻。
（三）通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市民与农民工间一般社会距离的各题项中，通婚是彼此距离感最大的子题项，也是群际关系的最亲密领域，亟待重视。为了进一步探究社会距离感知强度的不同，其影响因素的效果是否也会发生变化，我们以通婚为因变量，因其是二分变量，因此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通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检验，模型结构同表2（见下表3）。
1.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从市民的两个模型来看，当涉及到通婚这种距离感最强的项目时，主观阶层地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它的影响得以凸显，具体表现为主观阶层地位越高，与农民工通婚的意愿越低。劳曼（E.Laumann）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他指出社会分层与社会交往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亲密的关系如婚姻、兴趣群体等都是建立在相同的阶层地位之上的[20]，正如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那样，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相当，结亲才适合。因此，阶层地位较高的市民难以和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亲密的通婚关系。相对应的，社会经济地位，即受教育年限与主观阶层地位均在农民工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检验，具体表现为受教育年限越长或主观阶层地位越高者，觉得城里人与其通婚的意愿越高。这点不难理解，对农民工而言，在经济上获得高的成就，才能弥补与市民的心理差距，只有地位同等或者地位距离缩小才会增加通婚的可能性。
2.群际接触的影响
模型六和模型八分别检验了群际接触维度对于市民和农民工通婚意愿的影响。对于市民而言，在添加了群际接触维度之后，模型五的Cox＆Snell R2系数由0.056增至模型六的0.080，涨幅仅为2.4%，表明这一维度对于提高模型解释力的贡献不大，其中社区参与与居住环境的作用均不显著。从市民生活经历与体验来看，模型六中模型解释力的贡献来源于生活经历与体验变量，相比出生就是非农户口的市民，后来由农业转入非农户口的市民，更能接受农民工与自家通婚，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有过农村生活或与农民打交道的经历和体验，对于农民工的生活理解更为深刻，心理上的排斥更小。
对于农民工而言，在增加了群际接触维度后，模型七的Cox＆Snell R2系数由0.071增至模型八的0.132，涨幅为6.1%，从增长的幅度来看，略高于市民3.7%，这表明，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农民工通婚意愿的效果更加显著：社区参与程度高，越觉得市民愿意与自家通婚；相比外地人多，如果居住地周围本地人和外地人一样多，农民工便觉得市民与其通婚的意愿高。从农民工的生活经历与体验来看，相比新一代非随迁农民工，新一代随迁农民工更觉得市民愿意与自家通婚，因为他们的从小就随父母来到城市上学与生活，也在侧面反映出其父辈或家庭在城市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此外这种生活体验使得他们与同龄城里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并无太大差异，因此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观念上，他们都觉得自己具备了与城里人通婚的“资格”。
四、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利用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的数据，本文对市民和农民工社会距离状况进行了分析，重点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群际接触对两类群体社会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说，两类群体的社会距离仍然是不对称的，相比较市民施予的社会距离，农民工感知的社会距离更大。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首先，对于市民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距离并没有显著影响，但群际接触的作用显著，表现为社区参与度越高，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户口由农业转为非农的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小些；其次，对农民工而言，社会经济地位与群际接触的影响均显著，表现为，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在群际接触的视角下，社区参与程度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居住地周围本地人多，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小；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也很关键，相比新一代非随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随迁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小。最后，由通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市民与农民工的生活体验变量影响均显著。但对市民而言，群际接触的其他变量对其与农民工的通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群际接触虽然能改善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状况，但在涉及到通婚这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时，群际接触的作用有限。相比市民而言，群际接触的其他变量对农民工感知市民与其通婚意愿与否的作用更加明显。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更大，其中最为直接的原因便是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导致两类群体在各方面的异质性加大，市民在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等方面具有优势地位；而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农民工感受到的压力更大，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提升能够缩小与市民的社会距离。此外，位于城市边缘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也会受到城市的社会排斥，拥有经济和权力强势的城市主流群体与作为边缘群体的农民工群体之间的社会张力，强化了农民工的族群边界[26]，这也对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构筑起了难以穿透的社会屏障。第二，市民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并没有使其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产生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社会包容度不断增加，市民对待事物和社会现象的标准也变得多元化、理性化。另一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农民工）的进一步增加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当达到一定人数之后，社会排斥会逐渐减弱，市民的心理也会逐渐适应[27]。当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被逐渐打破、社会朝着一个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时，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融合之路也会变得更加平坦、顺利。
（二）相关讨论
第一，社会距离如何来测量。以往研究对社会距离的测量大多是通过题项累加或者因子分析等方法。我们认为，在新形势下，既要遵循一般社会距离，也要关注社会距离的梯度层次变化。社会距离各指标的梯度等级并非线性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其中某些指标可能变得平滑了，而另一些依旧存在。在梯度变化的同时，我们需要对其他保留梯度领域予以特别重视，也即群体之间距离顽疾的部分，比如带有利益性的社区管理，亲密性的通婚意愿，适应新变化。
第二，什么样的群际接触有助于缩小群际距离。前述分析可以看出，群际接触对于缩小社会距离效果更加明显，原因究竟是怎样？新近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低地位群体中普遍存在高地位群体偏好的现象[28]，研究者们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指出共时性歧视（consensual discrimination）是解释上述现象的核心，它是指各群体之间在群体地位的看法上达成了共识，每个群体对群体间关系都有着正确感知[29]。当低地位群体成员感知到的群际地位差异是稳定且合法时，会表现出明显的外群体偏好。因此，处于低地位群体的农民工，有着与处于高地位的市民群体的偏好，群际接触的效果也就凸显出来了。
尽管本研究证实了群际接触对于改善两类群体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否所有的社会接触和交往都会起到缩小社会距离的作用？从本文的研究来看，我们以市民群体为例，若以累加题项得出的社会距离作为因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作用并不突出，表明多数市民并不会因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来排斥农民工；而若以通婚这种亲密甚至涉及到私人家庭利益的变量为因变量时，群际接触的效果就不显著了②。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群际接触和社会交往都会带来缩减距离的积极效果，当涉及到个体私人利益以及敏感性问题时，群际接触所起到的作用可能需要进一步来审视。
第三，身份特征具有同情心作用。先前身份特征作为一种对方（他群）体验与经历的代名词在市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间扮演着融合剂的作用。对于新市民，曾经的农民身份；对于随迁子女，城市化的孩子身份都为改善群际关系提供了新路径和可能。鉴于本文的特殊发现（身份或他群经历），需要特别关注“市民化（城镇化）”和“随迁子女入城”的社会文化后果。因为这些有利于加强群际间的“同情心（共鸣）”，进而提升城市融合水平。
总体而言，在新形势下，对两类群体社会距离影响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对通婚意愿这一亲密性领域的思考，将为我们缩小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促进融合提供了一些启示：在宏观层面，要缩小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给予市民和农民工平等的身份地位和均等的公共服务。同时也要认识到群际接触对于促进群际融合的作用，因地、因时制宜地采取各种有效的群际接触形式，扩大他们各自的社交网络，加大群际沟通与交流，消除彼此间刻板化印象；政府还应当创造条件促进广泛的社区参与。除此之外，还要在全社会倡导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体制和理念[30]，促进更好的融合。
注释：
①需要提醒的是：按照上述两种标准划分，农民工群体应当有四类，即老一代随迁，老一代非随迁，新一代随迁，新一代非随迁，有随迁经历是近年来农民工举家迁移的结果，这类群体集中在80年之后，在我们的调查中，80年之前的老一代随迁农民工几乎没有，老一代随迁和老一代非随迁合并为老一代农民工。
②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Allport G.W.）认为群际接触要想达到积极的效果，必须满足四个最优条件（optimal conditions），即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群际合作；制度支持（官方、法律、道德规范、社会传统支持和鼓励），现实情况是，由于数据限制等原因，不同的接触类型、接触环境或场合，给接触带来的实质效果仍然较为模糊，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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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研究”（12CSH015）；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13JZD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义务教育后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分化研究”（2013B11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