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除住宅按揭贷款外的贷款利率下限予以取消。“贷款利率市场化”后，下一步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应该就是存款利率市场化。
目前存款利率的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1倍。包括存款利率在内的利率全面市场化，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甚于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IPO改革以及开发复杂金融衍生品等。利率市场化将大大有助于中国经济再平衡。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特点在于投资占GDP比例过高，消费占GDP的比例太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金融抑制（管制的存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导致对私人收入和消费的抑制。
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各银行和非银行储蓄机构将争相以较高的利率吸引储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将提高存款利率，而较高的存款利率将增加家庭收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低利率导致每年约相当于GDP的4%的利息收入从家庭转移到国有企业手中。
尽管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可以支持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可任意套利的低资金成本却很可能阻止银行对贷款的准确定价，这些因素都可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存款利率上升后将对银行构成压力，银行间的竞争将导致部分成本被传递到借款者手中（另一部分表现为净利息差的降低）。对于借款企业来说，资本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如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没有足够高，投资可能会出现亏损，这将抑制中国经济各行业中普遍存在的低效投资。
在2003-2012年期间，实际贷款利率比1998-2002年期间下降了5%，这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普遍存在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存款利率市场化，由此导致贷款利率上升后，过度无序投资的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投资占GDP畸高的情况也会得到缓解，资源错误配置的情况会得到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得以提高。
管制的存款利率低于市场水平，甚至低于通货膨胀，这鼓励投资者把钱投入有更好回报的高风险资产类别，比如理财产品、房地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理财产品业务在过去几年有飞速的发展，以及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高风险理财产品规模的发展会受到抑制，房地产泡沫的程度也会受到抑制。
包括存款利率在内的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后，中国银行业的经营将面临压力，其中可预计的后果之一是净利息差的收窄，而中国的银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利息差。比如，201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银行利息差业务占总收入的比重为63.5%，中国农业银行的数据为75%，中国建设银行的数据为74%，中国工商银行的数据为72%。但国外的情况显示，利率市场化之后并不一定会降低利息差。比如美国，在利率市场化之后，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先是出现下降，但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之后就迅速回升并且稳定。问题的本质可能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有关。美国的银行业基本上是私人股份银行，且数量众多，市场进入壁垒和退出障碍都较低。比如1966年时美国的银行数量大约为13700家，到1984年时增长到大约14500家，到2008年时又下降到不到7500家，反映美国银行业市场的活跃。这其中蕴含的逻辑是: 由于存在完善的市场主导的破产和清算制度（即所谓“市场出清”），美国的银行尽管在面对利率市场化时存在强烈竞争，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要求一个行业应该有其长期均衡利润，具体体现为长期均衡的“净利差”。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银行业在2011年底的市场集中度为53%，表明中国的银行业之间的竞争程度一般。同时，由于前四大银行均为国有银行，第五大的交通银行国有股份也为最大股东，其他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国有成分也非常大，银行业的破产和清算在中国会面临种种困难。可以预期，在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后，中国的银行业将面临巨大冲击，净利差将会下降，银行业的经营将会遭遇挑战。其应付挑战的手段包括加快提升非息差业务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但在挑战之余，利率市场化也可以给国内的银行业更多的机会。利率市场化可以加强银行业的竞争，银行业对风险定价的能力和技巧会得以提高，当资本账户完全放开后，国内的银行业抵御冲击的能力会得以提高，而且国内的银行业也可以走出去，和国际同行公平竞争。
另一方面，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后，大型国有企业因规模和业绩等因素而享受较好的谈判条件，对国有大型企业的贷款溢价可能反而会降低，它们有可能会因此而加大投资，过度和低效投资的问题或会变得更加严重。解决方案是应该让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原则运行，比如：以市场价格支付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成本、以市场价格支付环境保护的成本等。历史经验表明民营资本在技术和创新领域的成功，政府应该放松民营资本对受限制行业的进入壁垒，取消对民营资本的歧视。另外，国有企业的重组或许也必不可少，包括强制国企支付更高的利润百分比给政府，或者剥离国有股用于建立社会福利。一方面这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利率市场化后，市场主体的运作也更具市场化。另一方面，这有利于中国经济向消费和服务型的转型，这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过程。
总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后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但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是对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以及市场出清机制的完善。
